我亲爱的斯特拉：
我向来觉得这本书是我最好的作品--无论如何视之为我战前最好的作品。从动笔开写到我的下部小说问世，其间几乎相去十年，所以，从那以后无论我写了什么，都可看作出自另一个不同的人--你的人之手的作品。因为显然，没有你给我生存下去的激励，我大概不太可能活过战争岁月，同样，更加确凿的是，没有你鞭策我去写作，我可能不会再写。凑巧的是，不知什么古怪原因使然，《好兵》几乎是我的著作中唯一没有题献给某人的作品：命运大概挑中它，让它等待十年，才等来此刻，让我将它献给你。
我把自己现在的一切都归功于你：我把写《好兵》时的自己归功于毫无目标和反复无常的生活际遇。直到1913年12月17日我坐下来开始动笔写作时，用一个赛马训练的术语来说，我还没有打算拉展自己全力以赴呢。部分原因在于，我总是固守这样一个信念，即--无论别的作家是怎么样--如果我要写一部小说能够很在意地坚持到四十岁以后才写，那么我最起码不会在四十岁之前写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绝不想跟其他作家竞争，他们对别人的赏识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的要求和需求都远甚于我。我从来不曾真正试着把自己对写作的全部认识放进我的任何一部小说中去。我漫无边际地写了许多书--数量浩大--但它们本质上都是拼贴，是我极其珍惜的文字的片段或者杰作的片段拼贴。可我始终对写作如痴如醉--醉心于写作理应进行的方式，而且，要么有时独自一人，要么有时在康拉德的友情陪伴下，那时甚至对如何选词造句，如何经营小说的结构，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所以，在四十岁那天，我坐下来，想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就这样《好兵》诞生了。我刻意希望它是自己最后的作品。那时我经常想--我不知道现在我依然不这样去想--无论谁，写出一部作品就足矣。《好兵》完成的时候，至少伦敦，甚或整个世界，更加生机勃勃的新兴作家处于主导地位。那是一个文学上的立体派、旋涡主义、意象派以及那个青春的十年间其他恣意突进、喧嚣吵闹的年轻人组成的激情年代。所以，我自视为鳗鲡，钻进大海深处，生下幼子，然后死去--或者自视为大海雀，抵达早已划定的地盘，产下自己的蛋后也不妨死去。因此，我在一本叫《鸫鸟》的杂志的专栏上登了一个告别文学的正式声明--那本杂志犹如可怜的小海雀，也因产卵而死去。此后，我准备站在一边，去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你的以及我的--埃兹拉、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H. D.① ，以及其他吵吵嚷嚷的年轻作家们，那时他们正在叩敲文学之门。
但是，更激烈的喧嚣在围攻伦敦和整个世界，直到那时，伦敦和整个世界似乎仍然躺在那些征服者高傲的脚下；立体主义、旋涡主义、意象主义等在隆隆枪声中绝对没有平等发声的机会，可是我又从自己的空洞中走出来，鼓起勇气在你那些感人、精致、美丽的作品旁边，放上几部我的作品。
然而，对我来说，《好兵》仍然是我的大海雀产下的蛋，属于不会再有子嗣的某个种族，因为它写于很久之前，如果我对它稍加看重，可能也算不上过于自负吧。我想，对作家的这点虚荣不值得过度责难，如果他取出十年前的一部旧作，惊叫道：“老天啊，那时我写得这么好吗？”因为这通常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写出过这么好的作品，很少有人嫉妒心强烈得会责备一座死火山的自鸣得意。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好了。最近，我被迫要对这部作品重新进行严格的审视，因为我得把它翻译成法语，这迫使我要对它严加留意，用心程度要远超任何细致入微的阅读活动。那么我可以惠允自己说，我对自己在写作此书时投入使用的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关联和交叉关联深感惊诧。其实也不必惊讶，因为尽管我用比较快的速度把它写出来了，但在我心中孕育了整整十年。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从爱德华·阿什伯纳姆本人那里听到的，除非其他知道的人都不在人世，不然我是无法去写的。所以，那些年我把它深藏在自己内心，时时刻刻都在思量琢磨着。
那时我有一个巨大的野心：要让我的这部英国小说具有莫泊桑的《如死一般强》在法国文学中那样的地位。一天，我如愿以偿了，因为凑巧去一家公司，碰到一个热情炽烈的年轻崇拜者，兴奋地喊叫：“天哪，《好兵》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小说！”我的朋友约翰·罗德克对我的作品向来持适度赞赏态度，对此，他清晰又慢吞吞地说：“哦，没错。是的，不过你漏掉一个词。它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法国式小说！”
对此--我要把自己的赞赏献给我钟爱的法兰西大师和更出色的作家们--我将把自己的这部作品交给读者评说。但我还想就书名费几句口舌。这部作品我本来取名《最悲伤的故事》，但是直到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降临头顶，“好兵”这个名字还没有问世，莱恩先生就写信、发电报来纠缠骚扰我--那时我在忙别的工作！--想改书名，他说在那样的日子，这样的书名会让书卖不好。一天，我正在参加检阅，收到莱恩先生发来的最后一封恳求电报，这封电报已经付过回复资费，我抓过回电单，用很不耐烦的讽刺腔调写道：“亲爱的莱恩，何不就叫《好兵》呢？……”令我恐怖的是，六个月后，这本书出版了，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事已至此，我的后悔从未消停过，可是，自战争以来，我得到太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在读这本书，用的是这个书名，乃至我犹豫不决，不想再变书名，害怕招致迷惑。如果战争期间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换掉书名，因为我只得到两个证据，有人曾听说过这本书。一次是，我遇到团里成功请假的副官，看上去脸色非常难看。我说：“老天啊，伙计，你是怎么了？”他答道：“噢，我前天忙着结婚，今天一直在读《好兵》来着。”
另一次，我又在接受检阅，当时正在切尔西的卫兵方阵中接受常规操练检查。由于要在半打戴红帽圈儿的年老的大人物面前操练，我紧张得动作僵硬，弄得周围的伙计无望地陷入窘境，就像H. M. 科尔斯特雷卫兵团的绅士兵们那样不知所措。其间我僵硬地站在那里，注意到其中一个老红帽圈儿走近我的后背，对着我的耳朵清清楚楚地说：“是你说的《好兵》吧？”这样看来，有人替莱恩先生报了仇。无论如何，我终于明白，讥讽是一把双刃剑。
我亲爱的斯特拉，你本来可以不止一次地听我讲述这些故事。可是，现在重洋将我们阻隔两方，我只好把这些故事写在这里，写在给你的信中，你见到我之前就会读到，希望这些故事以你听着熟悉--乃至非常虔诚的声调产生的幻觉给你带来些许快乐。所以，我真诚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希望你一并接受这本书的特别献词以及本版的共同献词。
你的F. M. 福特
纽约，1927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