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人民币，2014-201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1%；预计到2017年底，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将达188万亿人民币。
●2016年，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达到158万人，2014-2016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预计到2017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187万人。
●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49万亿人民币；预计到2017年底，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58万亿人民币。
●2016年，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5万人的省市共9个，分别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湖北和福建，其中东南沿海五省市（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率先超过10万人；全国22个省市高净值人数超过2万人，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
心态更成熟：重视“财富保障和传承”，资产配置多元化，对财富管理机构信任加深
●近年来，“保证财富安全”、“财富传承”和“子女教育”一直作为高净值人群最关注的财富目标，“创造更多财富”则被挤出前三位。
●从风险偏好的数据来看，选择“高风险高收益”投资的高净值人群比例约占5%，相较2015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倾向于“高于储蓄收益即可”的人群比例则从2015年的20%左右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近30%；与此同时，偏好“中等收益水平”的人群比例稳定在60%左右。
●高净值人群对专业机构的依赖度不断提升。2009年，高净值人士的个人可投资资产仅有不到40%由机构管理，其中私人银行管理部分不足15%，绝大部分可投资资产仍由自己及家人直接投资；机构理财钱包份额在2017年上升到约60%，其中私人银行管理部分达到了近50%。
●回顾近两年，由于资本市场大幅波动，高净值人群的避险情绪逐渐升温，银行理财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配置比例有所增加，股票及公募基金类资产配置比例有所下降。2017年，高净值人群在银行理财产品上的配置约占其整体可投资资产的25%，相较2015年增加近一倍。
眼界更开阔：拥抱数字化革新浪潮，境外投资开始回归理性化
●调研结果显示，近60%的受访者愿意通过数字化手段与自己的客户经理沟通投资需求，提及率比传统的面谈高出超过15%。
同时，约5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通过微信/手机客户端/邮件的手段，跟踪个人投资情况以及获取私人银行提供的定期宏观、投资策略分享，提及率均比面谈高出近30%。
不过在兼顾便利性的同时，保证信息和财产安全是高净值人群对数字化服务的基本要求。
此外，对于涉及企业服务和税务、法律咨询等更加定制化的需求，超过50%的高净值人群还是倾向于选择面谈的形式。
报告显示，私人银行客户对“金融科技”和数字化革新表示期待。
43%的受访者希望数字化的私人银行能够提供根据个人需求和往期数据的定制化服务，更好地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40%的受访者期待能够通过创新手段多渠道实时地获得专家投资建议，及时把握投资风向。
39%的受访者期望未来的私人银行能够提供智能托管和投资策略实时跟踪的服务。
●调研数据表明，高净值人士中拥有境外配置的人群占比由2011年的约19%上升至2017年的约56%。同时，人均境外资产配置占比自2013年起趋于平稳。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受访高净值人士中有超过80%认为分散风险是进行境外投资的首要原因，另有约50%的受访者表示捕捉境外市场投资机会是重要原因。
●从资产配置的类别来看，由于对境外市场的了解有限，高净值人士的境外资产配置仍然集中在储蓄和现金、股票和债券类产品等主流投资类别；而资产规模越大的高净值人士境外资产配置越为分散。
不少高净值人士表示，由于对境外市场的不熟悉，目前会更偏向于投向一些“看得懂”的投资品种，而对于复杂结构产品投资仍然较为谨慎。
●考虑到子女教育、房地产投资机会以及温和的税收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境外投资热度显著升温，提及率相较于2015年均上升6-7%左右。
考量更长远：家族办公室服务需求显现，资产配置和财富传承业务受关注
●在本次调研中，超过80%的高净值人群对家族办公室有一定了解，该比例较2015年提高近15%。高净值人群普遍对家族办公室提供的各类服务表示出较高兴趣，希望家族办公室能满足其多方面需求，但其尝试意愿仍有待提高。
●随着对财富传承思考的深入，部分高净值人士，尤其是超高净值人士，开始接触到“家族治理”的概念。财富传承的内涵更加丰富。
●调研数据显示，约60%的受访高净值人士认为家族财富的保障和传承以及家族资产的配置管理是其主要需求。同时，部分高净值人群，尤其是超高净值人群，对家族企业未来规划和安排建议表现出兴趣。
●家族企业的内部关系往往相互交织，容易分化并形成多个利益群体。在进行家族企业传承的顶层设计时，应该从企业所有权、管理权及家族成员利益三个角度出发，充分梳理各个利益群体的定位，并确定相应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针对未来的企业安排，创富一代企业家需要思考四大核心问题：何时考虑并将家族企业传承提上议程、家族企业成功传承有哪些重要因素、企业传承中的管理权如何对接以及所有权如何分配。
●随着一代创业者开始规划并步入退休期，二代继承人渐渐成熟，对于多数中国家族企业而言，代际传承已经成为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调研数据显示，约70%的超高净值企业家将在3年内将家族企业传承提上日程，而5亿以上的超高净值受访者更是有超过80%的人群将在短期准备企业传承。
●家族企业传承过程将面临不少挑战，企业的顺利交接传承不是偶然。在本次调研中，已经开始企业传承的超高净值受访者表示，股权结构的合理安排和聘任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是企业成功传承的前两大重要因素。
●目前，大部分家族企业的管理决策权目前仍控制在一代创业者手中，不过，已有大量的二代继承人开始逐步参与家族企业管理。约60% 的超高净值人士表示，未来他们不会将管理权严格控制在家族内部，而会引入职业经理人，借助他们的力量共同进行公司治理。
●受访高净值人群的家族企业所有权目前有超过60%仍控制在一位家族成员手中，超过80%掌握在家族内部。大部分企业主倾向在未来继续由家族成员保持对企业所有权的控制，且更多人偏向根据能力挑选股权继承人，而非将所有权在家族成员间平均分配。
高净值人群创富方式多元化，代际传承和企业创新推动人群结构分化
●随着业务的发展及规模的扩大，成熟企业对管理的专业性和规范性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选择引入职业经理人和外部专业人士完善企业治理。
同时，市场资本化程度的提升、IPO和新三板的开闸提高了股权的流动性和变现机会，也造就了一批从事新兴行业的新型高净值人群。
这部分以职业经理人和专业人士为代表的金领人群数量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成长壮大而迅速增加。调研数据表明，职业金领在高净值人群中的占比近30%，企业家对企业管理的高要求将为更多有专业背景和知识的经理人提供跻身高净值人群的机会。
●调研结果显示，受访的创富一代企业家中，约80%仍然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以传统技术为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承袭家族企业的二代继承人更为年轻，从事的行业更多元化，也更愿意接受企业变革。许多二代企业家表示希望将家族经营的传统制造业向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行业转型，把握新一轮实业增长的契机。
职业金领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信息及金融产业，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和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壮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推动新富人群的进一步崛起。
●近两年来，其他财富管理机构中的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利用其便捷性、产品收益和低成本逐渐兴起，吸引大量富裕和大众富裕人群借道其平台进行金融投资。
●本次调研数据表明，私人银行品牌和团队专业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受访高净值人群对这两项标准的提及率相较2015 年均有所增加。
相比之下，结算便捷性及客户经理服务的重要性有所降低，相较2015 年分别下降了近20% 和10%。这也反映了高净值人士选择财富管理机构的标准更加成熟。
●在境外财富管理市场，中资银行也在持续加大投入，在香港、北美等地设立海外分行，打造跨境财富管理平台。
调研显示，在进行跨境资产配置时，境外财富管理机构的团队专业性、品牌和定制化服务是大部分高净值人士最为关注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