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掰一掰对故乡的美好回忆。直至今天,我都记得小时候穿过的几件好衣服,以及生病和考了好成绩才能吃到的糖水荷包蛋。这些美好回忆,都是贫穷和匮乏的产物。小孩子喜欢过年、过节,因为只有那时,才能吃到好东西、穿上新衣服。大人们眼里的过年,虽然也有喜悦氛围,但也意味着麻烦、花钱。
再回想儿时玩的很多游戏,那时我们是放养的。山上河里乱跑,十分危险。比如用火柴头和自行车链条的链节做枪、放鞭炮,容易炸伤;初冬时在刚冻的池塘滑冰,夏天在河里游泳,都容易溺水。
在我看来,故乡的邻居与亲情从来不是温情脉脉。早先农村家庭兄弟姐妹较多,家穷有赡养父母的纠纷,家富有财产继承分割的纠纷,谁家没几件兄弟反目、邻里失和的丑事?人情往来算计,可谓锱铢必较。就算这些都不存在,乡里村庄、人情社会,回家被七大姑八大姨问这问那,从逼婚到逼生,令人不胜其烦,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真的那么值得我们去接受吗?
故乡的现实并不美好,让人不愿意留在那里。美好的儿时记忆也很虚幻。而就算是美好的回忆,其本质也可能令人难以正视。
迄今为止,我都能忆起小时候准备过年的喜悦气氛,祭祀、贴对联是过年的重要部分。小时候贴对联,对联是书法好的村人写的,事先一张一张算好要买的红纸,裁好以后,让“书法家”按照楹联书上照写下来。小时候,看别人写书法的飘逸,觉得好帅。随后,这个阶段基本上跳过,因为镇上有卖印刷好的对联,又漂亮又大气;以前一个下午的表演活动,今天一个简单的交易就可以完成。
更复杂的是祭祀活动。我母亲往往要熬两个夜晚制作祭祀用品,用于上供的塔式碗菜,用萝卜丝堆好圆锥体,再用芦苇做的牙签将菜片、染色的粉丝、肉片等五种菜式插在萝卜丝圆锥上,再用红细线绑牢。用于祭祖的烧纸,也要盖上圆印,我往往要用整个下午用圆印蘸红墨水盖满这些纸。我读高中时,这些过程就被简化了,镇上有卖各类供花和纸钱,替代了复杂的塔式碗菜和盖红印的纸。以前几天的活,在小孩子眼里的复杂准备,一两百块钱就全都搞定了。
祭祀重仪式感,但当年我们愿意费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主要因为人工便宜,市场也不发达,买不到。现在家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赶在年底回家,哪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些复杂而又没有实际收益的事呢?
以前过年前要准备猪肉、年糕、鱼、鸡、油炸食品等,以及采购新衣服,这些行为方式已基本上没落。这些东西平时都不太乐意吃,过年时谁还会在紧巴巴的时间里做这些没人吃的东西?说到底,这些习俗是以前太穷,将平时舍不得吃的,一起准备好,留待过年时吃。现在有谁会真的觉得过年时吃的东西是一年中自己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自打小到现在,我们春节的主要活动主要集中在几方面:小孩子要串门、放鞭;大人要打牌、打麻将;特定时间全家一起走亲戚。还有东北居高不上的春晚收视率。春晚过去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是东北农村的文化长期主导。不过,东北尤其是农村,确实喜欢看春晚,辽宁卫视春晚的收视率也不低。但,这恰是娱乐生活匮乏的标志。因为人们实在没啥可干。元宵灯会、庙会、迎春活动,是城里才有的事。即便城里人愿意出去参与娱乐活动,东北的冬天也太冷了点。
今天的故乡,虽然物质方面有所改善,但文化娱乐方面依旧匮乏。这是农村地广人稀的环境决定的,以前偶尔有秧歌队前来,一个团队跳个小半天,拿500块。现在没有人愿意出这个钱,人工也贵了,自然就没人来了。
春节管一年。新年要说吉祥话、喜气话,发财与高升不离口,春节不吵架、不生气。这是东北老辈人反复向小孩子强调的。春节有各种禁忌,如正月十一庄稼会,主粮丰歉,不能用针。还有更完整的,如一鸡二鸭猫三狗四猪五羊六人七马八九果十菜。何时不能用剪刀,何时不能见星月,何时要吃生菜,何人要吃猪前蹄,都有讲究。
禁忌与习俗固然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未尝不是因为我们以前过的太苦,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缺乏前进的自信,所以对任何一丝不安份的可能,都宁可信其有。
故乡为什么会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