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兵：吟游诗人走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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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藏族人，在成都长到17岁，然后来北京，一直待到现在。

1976年，周恩来去世，几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诗抄中有古体诗有新体诗，我认为民间的诗歌创作水准以后很多年都达不到那个时候。由此，全国进入写诗的热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

1980年我13岁，写了第一首诗。我爸妈在四川省歌舞剧院工作，我外婆是民国时期的安徽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从小受到音乐和舞蹈的熏陶，又喜欢文学，跟我一样大的小孩儿弹琴练歌的时候，我在背唐诗宋词。

我情窦初开时，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而写诗，写的都是情诗。我们要高考，班主任不让男女生说话，越压抑，那种意识越萌生。我是班上的头儿，那时候在蜡纸上刻诗，油印成小册子。当时国内已经开始出现新诗潮，很多诗集在社会上蔓延，包括泰戈尔，雪莱，普希金，拜伦，莱蒙托夫……北岛、顾城、杨炼、舒婷等也都出来了。他们比我大一轮，更先驱。

我在北大学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1987年，我20岁，大学三年级。我跟几个朋友搞了北京大学第一届文学艺术节，请了北岛，顾城，舒婷等一帮人来做演讲。我以北大的名义邀请他们，他们一听北大都来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顾城，顾城说话语速特慢，但逻辑特清楚。其他诗人可能说一说很激动，变得激昂，语速也变快了，但是顾城慢条斯理地说话，脉络非常清晰，非常温文尔雅，又挺神经质的，对于精确性的把握和对激情的吝啬完全不同于其他诗人，非常冷静。那时我已经开始写歌了，我就想做一个吟游诗人。

大四还差一个月毕业，我旷课，组织游行，跟校卫队打架，每天晚上拿着琴在校园的学生宿舍楼下唱歌，校方认为我影响学生休息，让我退学。中文系、英文系和西语系的一帮人买了一匹九丈长的白布，走遍了北大所有的学生楼，要大家签名要求校方把我留下来，一共签了3000多个名。后来校方叫我写一个认错书，休学一年，我说”算了不读了“。但离开北大之后，我的事业、生活、创作和北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还是有一颗北大的少年心。

退学后，迫于生计我做过很多职业，完全在社会上混，但也是背着一把吉他，最混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写歌和写诗。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要去北京寻找组织，正好碰见了崔健的前经纪人王晓京。王晓京当时要给那英做一张专辑，正找人写歌，一看见我的诗和歌词，觉得很好，就要我到他这儿来干。我写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后来那英没有唱，陈琳唱了。我开始进入这个圈子。

1993年，我开始正式发表歌词。我写两种歌词，第一种是给陈琳等写的都市流行歌曲，以爱情为主题，带有怨妇心态的比较伤感的；另一种是给指南针乐队的罗琦写的摇滚歌词，比如《回来》、《选择坚强》、《随心所欲》。流行歌词量身定做，必须要照顾到唱片公司的定位；摇滚歌词是非常真实的内心的嘶喊，摇滚乐更自在。我连续得过好几年全国最佳作词，1994到1995年最多，各地的奖项加起来，有十次以上吧。当时我把写歌词当做事业，觉得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能火和那个年代有关系。在它之前，国内最火的一张唱片是《红太阳》，用流行歌曲的方法翻唱红歌。艾敬《我的1997》意味着出现了城市民谣，但制作和发行公司还是香港的。大陆的东西，陈琳是第一张。《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推出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免费每周一歌每月一歌，把它评为年度金曲，陈琳被评为年度最受欢迎歌手；这样就出来了，而且当时没有可以竞争的对手。

1993到1996年是我创作的黄金时期，全国歌曲排行榜经常能看到我的名字，有时候十首歌中有四五首是我的，不是词就是曲。那时候有很多词人，比如陈小奇写《涛声依旧》，陈涛写《霸王别姬》，赵小源写《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还有广东的李广平，香港的林夕，台湾的陈乐融。当时大陆没有风格的差别，谁写得好大家就找他写。从1993年到1998年，流行歌曲迎来了黄金时代，很多热钱投在流行歌曲上，好多体育记者直接转成娱乐记者——后来又转回去了。那时候流行音乐的氛围比现在好，任何电视台、任何报纸都要办一个年度十大金曲颁奖，就是觉得这个肯定能够赚钱，能够招商引资，现在根本不可能。

从那个时候起，国内的盗版太严重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做一张专辑，里面有一两首主打歌，只有主打歌才能被宣传，人家买这张专辑就是为了听这两首歌。盗版牒把所有专辑的主打歌集中到一块儿，卖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结果所有的正版专辑都卖不掉了，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越卖不掉越不愿意做。

1990年，北大图书馆前。由受访者提供。

1992年，在北京魏公村附近的摄影棚。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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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京做完陈琳的专辑后要做一个摇滚乐队，就是”指南针“。

指南针这帮孩子也是从成都来的，以前干过歌厅。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技术，从小被压抑，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当时的风格非常新锐，技术也比当时北京的很多摇滚乐队要好。然后，王晓京又从南昌找了一个声音特别高的女歌手，就是罗琦。罗琦的音域是当时的摇滚乐队主唱中最广的，音高最高到highG。

那时候，王晓京在安贞小关那儿开了一个家具城，他叫我去，介绍罗琦给我认识。罗琦穿了一件绿衣服，咣地一脚踢门进来。王晓京是那种特大牌的经纪人范儿，说”这是洛兵，北大来的写歌词的“。罗琦说：”穿着西服还写词？“——后来我还穿西装，我很温文尔雅的。罗琦挺直率，但她不是大腕架子，就是直率。

指南针正在成为一线乐队时，罗琦的眼睛被人捅了。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他们会成为国内流行摇滚乐队的翘楚，甚至成为国际性的摇滚乐队。

《选择坚强》写在罗琦被摘除眼球之后。我们想，最好的帮助她的方式就是写一首歌让她唱。我一点一点写，周笛编曲用了大量的管弦乐和美声伴唱烘托。在乐队的帮助和罗琦自己的努力之下，她只用了半年时间就重新走上了舞台。

我的岁数比指南针乐队中最小的郭亮大十岁，世界观也不一样，我们经常吵架斗嘴，他们觉得我音乐懂得不多，我觉得他们文化层次不够，我们互相嘲讽也互相尊重。整体来说，《选择坚强》这张专辑偏年轻化，不像摇滚乐队的歌词那么重，整体比较明亮。那时候也是我的心态，我才二十多岁。

罗琦的命运起伏很大，可能双子座都这样吧。有一段她觉得在国内挺艰难的，就跑到德国，想重新打开一片天地。后来我告诉她，你必须要以”中国第一摇滚女声“这个名号来，你离开了很多年，但是摇滚圈里没有谁像你唱得那么好。她说”行“。

2006年，有个出版机构特别喜欢指南针和罗琦，想给罗琦出一本自传，她自己也同意。在亚运村的一个酒吧，有一个月左右，每天下午罗琦背一瓶红酒过来，我就跟她聊喝完一瓶红酒的时间。我觉得她对我完全坦白，我也保护她，尽可能婉转。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月，我写了十来万不到二十万字，是非常客观的记录。

这本自传写成之后，突然投资人撤资，就没有出成。后来罗琦签了现在的公司，上了《我是歌手》。到今天，我觉得这本自传不可能再出了，感觉她不太愿意再展示过去的一些东西。

罗琦在眼睛出事之前和之后是两种性格。出事之前狂放不羁，自由自在，是真正的随心所欲，之后就收敛了很多。我最近一次见到罗琦是去年五六月份，王晓京去世的追思会上。我问罗琦在忙什么，她说，有时间的话帮她写点东西。

除了指南针之外，我没有再给摇滚乐队写过歌词了。要写这个东西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乐队的人才能写好。摇滚乐是真实的内心非常直白的表达，自己写肯定更合适，别人写怎么着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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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过的歌手中，三宝给我印象最深。三宝对音乐商业性和流行性的把握，我认为超出了当时大陆的很多音乐人。他富有先进的关于流行音乐的理念，作品更加国际化，能让港台和国际更好地接受。他是蒙古人我是藏人，合作起来也挺好的。

我写词，底线在”这是我的商品还是作品“。我分得很清楚。如果是我的创作，我肯定会坚持不改，实在要改那你自己写吧。如果我觉得是个商品，你改就改好了，但我会以我的从业经验和道德告诉你哪些地方不对。

《梦里水乡》绝对是作品。当时写《梦里水乡》时其实我没有去过江南。1992年，我还在北大未名湖旁边。那时住平房，我住一间，周笛住一间，突然周笛抱着一把吉他进来说：“我写了一首经典。“ 我说”你吹牛逼呢“——我们经常互相嘲讽同时彼此敬佩。周笛就唱了一遍，跟我吹嘘”这个地方没有用‘4’和‘7’，全都用‘3’和‘5’来代替“，他是水瓶男，很傲娇。我说我正在睡觉，你打扰我的梦，就叫”梦里水乡“。那首歌是一晚上写出来的。

《梦里水乡》本来是要给江珊的专辑做主打歌的。江珊当时如日中天，相当于现在的孙俪，火得不行了，王晓京把她签了下来。江珊以前是银河少年儿童合唱团的，人声的冲击力和穿透力不那么强，但是唱悠扬的歌还是很好的。这是我第一次做制作人给歌手录音。80年代风靡全国的一首歌叫《迟到》，是台湾的陈彼得写的。王晓京认识陈彼得和他的儿子，就把他们父子俩写的另外几首歌拿来做主打，最后一首放《梦里水乡》，结果那张专辑最火的是《梦里水乡》。后来王晓京再出江珊的CD就把《梦里水乡》放在第一首。

我还给刘德华写过一首歌《朱颜记》，讲的是年华老去岁月变迁，写得比较文艺，不是很通俗。直到今天，在网上还有很多人记得这首歌。有一次有人写了一条微博，放了一张华仔的照片，要大家说一首华仔唱的歌。我写了《朱颜记》，下面一堆跟帖。让我回想起当初那些容颜正好、风轻云淡的时光。

写歌词和写诗不一样，诗歌本身就完成了作品的整个创作，但是歌词必须通过音乐完成，有些空间要留给音乐。歌词的律动也和诗歌不一样，诗歌是文字的韵律，歌词是音乐的韵律。在我看来好的歌词，第一能打动人，第二有独特的个性，第三如果有想象力更好。

除了写词，我也在作曲，我随时都在要求自己成为尽可能全能的制作人和词曲作家。当时我比较年少轻狂，觉得上台是戏子，可我是艺术家。我正儿八经拿出来的都是我的心血，我想以艺术家的形象存在，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

到现在就不一样了。1994年，我唱过一首歌《遇上一个成熟的女人》，上过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冠军。2010年，”十三月“唱片的卢中强搞”民谣在路上“，邀请了沈庆、高晓松等，让我也上台试试。在成都旁边的平乐古镇的一个民谣音乐节，五六千人的大场子，舞台很高，调音的时候我还很紧张，膝盖都感觉在发抖。但是晚上正式演出的时候，当我把《梦里水乡》的第一句唱出来，我感觉到我视野内的一圈人眼睛一下就亮了。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找到了最好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一上舞台，就很难下来了。

2011年我开始做“吟游”。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去唱一唱，当时跟北京演出的地方不熟，朋友介绍我去“江湖酒吧”。那年11月4日在江湖是我第一次个人小专场。观众挺满的，都站到大街上了。

后来我一直在做”吟游“，一般一年6场，大多数的吟游是不挣钱的，有时候还会贴钱，但这跟商业演出不同，是我热衷的一种重要的音乐表达方式。我一直想写一本书讲吟游的经历，比如在来去的路途上，旅途的孤单是一种享受；比如有次来了个舞蹈家特别棒；还有书法家写得特好，演完之后大家找他要书法去了也不理我了；还有时断电了就不用扩音设备撑下去.....我希望有一天，每一场吟游都不收费，变成和商演和音乐节不同的演出，是众人的狂欢，是同道的Party——从小，我内心中的诗人就应该游荡四方，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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