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大大的骗局，然后呢？

每天都不想上班，但每天都老老实实打卡，这是很多人的日常。

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定义了人的身份，关乎着我们的人生主题与自我实现。

全新付费播客 《反思现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寻获自由》 已在看理想App上线。

在这档节目里，工作文化研究者王行坤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文化研究等多种视角，拆解工作的本质，揭穿打工的真相。

尝试解答——工作许给我们哪些美好的承诺？又带来了哪些残酷的现实？我们有可能重构工作和生活、走向“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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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王行坤

来源｜节选自《反思现代工作》

“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大家在网上可能都刷到过这个梗。初次见面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每个人也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就我而言，我叫王行坤，是一名大学老师。非常高兴来到看理想的平台。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一起从文学、历史、哲学还有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来反思和批判现代工作。

为什么要反思和批判呢？因为在我看来，全社会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我们的职场或者说工作世界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

例如，工作越来越难找，好工作越来越少；工作的回报越来越小，压力却越来越大，“累成狗”、“过劳死”不是夸张，而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人生切割术2》

工作的问题还有：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很多人都担心被“优化”，35岁的年龄焦虑也成为悬在很多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工作缺乏动力和热情，很多人“上班如上坟”。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是“狗屁工作”；工作越来越像黑洞一样，它吞噬打工人的时间，让打工人疲于奔命，没有办法平衡工作与生活，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工作世界，很多打工人都自嘲地把自己称为“社畜”和“牛马”。

工作世界的危机也引发了社会危机，如所谓的“躺平”。这种躺平不仅体现在工作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生育层面：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不断在下降。生育方面的躺平与工作世界的危机无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作世界的危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工作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1.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

使用“现代工作”这个表述，目的是要强调，我们所讨论的工作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雇佣劳动制度。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大的阐释效力，它不是从个体或者群体的经验出发，而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出发，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和工作观念：雇佣劳动涉及到打工人和老板这两个群体，我们也应该从这两个群体的关系来理解打工人的工作体验。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是通过满足需求或者创造需求的方式，为老板带来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老板在大部分情况下不用亲自参加生产，因此他需要劳动力市场，然后从市场里雇佣优质的打工人。

在古代社会，虽然酒楼、手工作坊也存在一定的雇佣劳动，但它毕竟只是非常小规模的边缘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或多或少地依附于地主或封建领主，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因此社会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力市场。

在现代社会，人们摆脱了古代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了彻底的自由人，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也就是一般说的“家里没有矿”。 马克思把这种情况称为“自由得一无所有”。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的方式，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资。也就是说，他们只有被老板雇佣，成为雇佣劳动者和打工人，拥有一份工作，才能够存活下去。

大家可能都听过因为偷电瓶车坐牢的“广西周某”，他因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句话而走红网络。对他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打工，只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人生切割术2》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工作意味着雇佣关系，意味着听从老板的指令，去从事某些自己可能并不想做的具体活动，比如说装卸货物、销售商品、拧螺丝、送外卖、写代码或者写稿件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无非就是谋生的手段，是打工人不得已而从事的经济活动。

因此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传统认为，工作是痛苦的，是对安逸、自由和幸福的牺牲，每个人追求的其实都是安逸的生活，因此只会在外部报酬的驱动下才会工作。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看来，工作纯粹是外部驱动的活动。

但是，工作又远非谋生的手段，远非单纯的经济活动，它还具有或者说被赋予了许多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作赋予我们以社会身份，通过这种身份，我们在社会中做出一定的贡献，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一定的自尊。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不光得到一定的报酬，而且也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被承认为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另外，工作也赋予了我们生活以意义。人们常常把工作视为自己的事业，并甘愿付出大量的辛劳和汗水，其原因就在于事业能够为人们 带来使命感、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正是这些感受构成了人们的意义感。

这种意义感的最低层次可以表述为，“我通过自己的双手养活了自己和家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此外还有较高层次的表述，比如说“我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了了不起的任务，生产了了不起的产品。”

例如，当工匠凭借自己娴熟的技艺建造出宽敞又舒适的房屋时，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当然会感到骄傲和自豪。当看到这些房屋用于更为高尚的用途，比如说慈善或者宗教活动时，那么他们的成就感也会得到升华。这可以说达到了意义感的最高层次。

刚才我们说的意义感是内生的，是打工人或多或少可以自发感受到的。关于工作，其实还有一种外在施加的意义感，目的是让打工人更主动、更心甘情愿地接受工作。

好比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出现了大量关于“工作”的讨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最为流行的词汇除了上帝，就是“工作”。其原因就在于，为了让当时的打工人乖乖工作，必须为他们编织一张关于工作的意义之网。

在当时的思想家中，最突出的就是托马斯·卡莱尔。在卡莱尔看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让人思想堕落、关系疏离，但是工作却具有高贵乃至于神圣的品质，工作等于祈祷，也就是说，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勤勉认真，都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得到上帝的拯救。

这就是卡莱尔所宣扬的“工作的福音”，这种工作的福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取代了宗教的福音，让工作具备了拯救灵魂的意义。这种外在施加的工作意义感也或多或少地被打工人所内化，因此很多人不仅将工作视为意义，更是视为一种天职。

对许多现代人来说，失去工作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想想那些失业的人，他们遭受的打击不仅仅是没有了收入来源，还有自尊和意义感的被剥夺。

这种打击会让人怀疑人生、自暴自弃，乃至于走向绝路。据研究，在全球范围的自杀案例中，有五分之一与失业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就是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就是工作社会。其原因不仅在于工作给我们带来了自尊感和意义感，还在于，工作结构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绕着工作打转儿。

有工作经验的朋友应该都会熟悉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情境。作为一种雇佣制度，工作意味着雇佣劳动者把一定的工作时间出卖给雇主，因此对打工人来说，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老板。这段时间可以是8 个小时，也可以是10个小时乃至于 14 个小时。

我们先以8小时工作时间为例，来进行说明。

8小时的工作时间被老板购买之后，就不再属于打工人，而是归老板自由支配。为了兑现这8个小时的工作承诺，打工人必须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庭，来到老板为他准备好的工作空间，跟其他打工人在一起协同工作。老板唯一关心的就是从打工人那里得到保质保量的劳动，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这8小时之内，打工人必须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因此他们不能迟到早退，也不能哈欠连天，心不在焉，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养成规律、节制的生活习惯，早上必须按时起床，晚上也不能熬夜太晚，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状态。

很多打工人在礼拜天就感觉到焦虑，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不能不想到礼拜一的工作。即便身体不适，心情不佳，打工人也得强打着精神坚持工作，因为老板的工作不能等，工作进度不能拖。即便没有工作进度的压力，老板也不愿自己购买的劳动力因为迟到早退而被“浪费”掉。

另外，打工人最好还要饮食健康、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造就良好的工作状态。不能够提供保质保量 （劳动） 的打工人会受到老板的惩罚，比如说警告、罚款乃至于解雇。因此，打工人必须为了工作，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成为更好的劳动力。

对很多打工人来说，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的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他们必须严肃对待，全情投入；而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清醒活动则属于休闲的范畴，是不那么正经的消遣，其存在的价值就是让打工人的身心得到休整，以更充沛的精力、更饱满的热情回到工作中。

因此人们不会认真对待休闲活动——毕竟休闲和认真是不能兼容的，很多休闲活动也不过是消费性、被动性的活动，越轻松、愉快越好，比如说购物、旅游、看电视、刷短视频等等，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休闲活动。

在我们的价值等级中，工作超越了休闲和生活。因此很多人会想，如果工作是更正经、更有价值的活动，那为什么不把更多时间投到工作里面去呢？或者有空的时候应该起码“充电”，让自己在劳动力市场更有竞争力。

这两种心态可以说是工作社会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恰恰也是老板所期待的。

在老板看来，好的员工就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员工，因此老板也很乐意以各种手段把打工人的工作时间从8个小时延长到10小时、12小时乃至于14个小时。

在工作社会，工作时间必然会不断侵蚀生活时间，所谓工作-生活平衡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在古代社会，劳动任务每天都是一定的，一天干完一天的活也就可以了，但是在现代社会，工作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工作服务的是利润的积累，而利润的积累是没有尽头的。

《人生切割术2》

说现代社会是工作社会还在于，对未成年人的培养而言，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劳动力。

教育的目的固然也在于知识乃至于无用而高级知识的传授，但是现代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对学生进行规训，培养他们的纪律意识。

无论是规训也好，纪律也好，它们所对应的英语单词都是discipline，这个英语单词还有学科和惩罚的意思，这几个相互关联的词义很好地说明了学校的功能。这种学校纪律其实正是未来的工作纪律所需要的。

康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人是唯一必须工作的动物，对于培养工作的意愿来说，还有什么机构比学校更合适呢？

我们知道，当下有些学校实施的是军事化管理，其实在先发的工业化国家比如说英国，最早的现代学校实施的也是军事化管理。

康德正是从培养工作意愿的角度来看待教育的。这其实也是当下大多数人的视角：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只是手段，目的是服务于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工作。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工作前景黯淡的当下，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乃至于中学生都不爱学习了。毕竟，如果好好学习也找不到工作的话，谁还想好好学习呢？

另外，康德还认为，愿意接受工作纪律而且勤于劳动的人才是理性的高等人，而不愿意接受工作纪律、缺乏工作意愿的人则是懒惰的低等人。

所以康德认为，美洲原住民还有黑人是懒惰的野蛮人，而只有那些愿意工作的欧洲白人才有可能成为完善的人。康德勤劳和懒惰的二分法说明，虽然康德身处工业资本主义还不是很发达的德国，但是他已经深刻地洞悉了工作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地位，并且完全认同这种核心地位。

2.

工作世界的矛盾现象

在康德之后，勤劳和懒惰的二分法被工业化的西方人所内化，成为他们观察和评判没有工业化的非西方人的重要标准，因此，在“西方的目光下”，亚非拉诸多国家和民族都被视为懒惰、低劣和缺乏理性的。

这种勤劳与懒惰的二分法与其说是文化差别，不如说是工业化和前工业化差别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国家必然会造就勤劳的、愿意工作的打工人，而前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因为没有接受劳动纪律的洗礼，没有把工作视为生活的中心，在外人看来会显得懒惰、没有时间紧迫感。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很多中国人也习得并且内化了劳动纪律，所以中国人也成了勤劳的民族。当中国人走出国门，也会使用勤劳和懒惰的二分法，去观察和评判其他民族。

比如说，近年来，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进行投资活动，并且雇佣了当地的非洲居民。这就必然涉及中国人怎么看待和管理非洲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