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至 1945 年间,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德军战俘营里写下了《地中海》的主体部分。他起码连续重写了三次,在战俘营唯一可兹利用的纸张:一套学生练习簿,它们被一本本地寄给巴黎的吕西安·费弗尔,这须得到战俘营管理机构的允许,并经由规定形式的审查。因此他写了整整三千到四千页:从第一版算起,他在 1941 年年底写给我的信中说道:“我的书已经写完了———1600 页。喔唷!”直至最后一版,布罗代尔曾“再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于1944 年 12 月 23 日终于感到满意的“多次(修订后的版本)”。在他返回法国以后,他只是稍加润色了这个文本,除此之外,他还要从头到尾作出注释———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取回存放于巴黎地下室有待处理的庞大卡片箱。看着大部头的《地中海》及其不可胜数的参考材料,人们会想:尽管在战俘期间遭遇了种种物质上的困难和道德上的考验,但他仍能凭记忆写出这样一部著作,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啊! 然而布罗代尔确确实实曾多次表示,与此相反,这些考验带给他一项宝贵的思想补偿物。早在1942 年 1 月,他在初稿完结时曾向我表示:“不管怎样,没有这场囚禁,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更确切地说,三个月后,即 3 月份,他在寄给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封信中(首次寄送使他极为高兴)写道:“谢谢您。现在我知道,我的草稿可以变成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了。这要归功于您,也要归功于囚禁,它会消耗精神力量,但也使人更为清醒,允许对一个主题作长期的沉思。”此外,在 1945 年 1 月 1 日(他又写道):“我认为,倘若未被囚禁,我可能永远达不到这般清醒头脑。”
那么囚禁经历给《地中海》 的创作带来哪些裨益呢?
布罗代尔本人很少作过解释,除了在一篇名为《我成为史家的经历》的文章中写过几句。事实上,他几乎从未谈及那五年,他决定将其从记忆中抹去(有天他向我吐露“我终于不再梦到了”,而没有别的评论)。因此,一些朋友或是最近一位好奇的出版商向我提了这些问题:具体而言,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战俘布罗代尔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物质条件如何,特别是在吕贝克的惩戒营中,他的道德重负又是怎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从头到尾重读了那时他与吕西安·费弗尔③以及给我本人的通信,所有这些通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透露了很多有关他的心理状态、有关写作《地中海》 的内容。但对于其他方面,我不得不求助于他从前的狱友们(他们有些是来自 l’ Oflag XII B 战俘营,有些是来自 l’Oflag XC 战俘营),以进行一项真正的调查。他们向我描述了美因茨的厚墙、吕贝克的木制营房、日常生活、它的悲惨与欢乐、狱卒的态度、越狱、地下电台我还从现已去世的迪迪埃·曼海姆(Didier Manheimer) 未发表的出色手稿(可惜他的家人拒绝将其出版)中得知了很多。
1940 年 7 月,布罗代尔疲惫不堪地抵达美因茨。他是在 6 月 29 日(即在 6 月 22 日停战协议签订一周以后)才在孚日省被俘的,情形相当戏剧化。他是负责一小队士兵的唯一军官,他们被包围了,很快就会断粮,但仍配有武器,布罗代尔顽固地拒绝投降,最终也只是在德国和法国军官正式承诺给予他及其部下以自由时才选择投降。与承诺相反,他几乎立即被押往美因茨,来到后来编号为 Oflag XII B 的战俘营,它处在一座老旧城堡的双重城墙之内,据说那里曾作过兵营,也作过学校。可以说,坚固的高墙绝不容许任何越狱行为发生。三周以后,即 7 月 20 日,他写信给我:“我正在钻研德语以及我的十六世纪,后者在这种时候很是荒诞,但也相当美妙。” 而在 9 月 30 日 ( 他写信道): “ 我整天都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