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完成任务的策略时，我会做出不同尝试。2020年，我短暂做过子弹笔记，开始但没完成的有《创意，是一笔灵魂交易》（The Artist’s Way）。我怀着尊敬和质疑的心情看着YouTube创作者塑造完美的生活，想知道他们的建议是否真的对其有用。我做不到“周日重置”或“我记录的高效一天”，当有一个要完成的目标，比如要写一个主题的杂谈时，我通常会把它分成更小的部分和时间块，并用一系列奇怪的奖励来激励自己。我会用番茄工作法。
但是随着新年临近，我僵住了。我想知道自己设定的目标更多与个人抱负有关，还是与网上的柏拉图理想有关。我试着关注了发布全面真实内容的创作者，例如我钦佩的以富有同理心方式提高效率的罗威娜·蔡（Rowena Tsai），或者将涂鸦的趣味性带到计划视频的阿曼达·蕾切·李（AmandaRachLee）。
我们总会制定雄心满满的决定，导致很难坚持下去。而当社会系统失灵，即存在普遍的孤立和孤独、工资被剥削和窃走、暴力和大规模死亡时，要维持有效的个人决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
有更好的方法吗？随着2024年转向2025年，三本新书旨在提供见解。
高管教练卡洛琳·亚当斯·米勒（Caroline Adams Miller）是《大目标》（Big Goals）的作者，她知道这个话题已被讨论过很多次，她自己也就此写了几本书。然而，她认为现有的很多作品并不是以当下氛围和流行心理学为基础。例如，她指出，制定“SMART目标”的指令，即具体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实现的（achievable）、相关的（relevant）和有时限的（time-bound），“可能会鼓励‘低’目标，而没提供足够指导，甚至无法确定目标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米勒的书建立在目标设定理论（goal-setting theory，GST）基础上，该理论由埃德温·洛克（Edwin Locke）和加里·莱瑟姆（Gary Latham）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她还借鉴了莉莲·吉尔布雷思（Lillian Moller Gilbreth）和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r Follett）的观点，她们创造的工作系统比泰勒的流水线模式更符合人类的情感、合作和社群工作系统，并引用了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即相信自己有能力做某事，实际上会有助你做到这件事。
尽管自20世纪以来科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我们通常很难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习惯。洛克和莱瑟姆发现，最有效的目标是具有挑战性和具体的，可以分为绩效目标，即米勒说的做到“你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其中最好包含五到七个小步骤的清单；以及学习目标，即你要获得新的技能或知识。
但是，当你遇到糟糕的一天、一周或一年时该怎么办？如果你受到管理层不合理期望的影响该怎么办？结构性种族主义、厌女、贫困以及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缺乏关怀，会如何影响一个人设定现实目标的资源？
注意到规范的目标设定方法通常有利于白人男性权力结构，米勒提出了一个名为BRIDGE的21世纪六步GST应用：“头脑风暴与设定特定目标相关的每个方面；评估你前进所需和不需要的关系；想想你需要对自己进行的投资；辨别哪些因素会影响决策；决定你是否有勇气继续前进；确定你所追求的卓越的定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时间表。”
我喜欢练习和工作表，米勒在这部分提供了很好的练习，但我很难记住所有信息。设定目标这件事本身开始让我觉得，我需要在做好它前更了解它。
然后我读了安妮·洛尔·勒卡夫（Anne-Laure Le Cunff）的《微小实验》（Tiny Experiments），书中认为既定的目标实现方法过于线性，会催生出恐惧、有害的积极性、竞争和孤立。勒卡夫指出，为了用“流动的实验”取代呆板的时间线，我们必须在心理上做出三个转变：从焦虑到好奇心，从固定的阶梯到“成长循环”，以及从结果到过程。
与其考虑定量的时间，不如考虑定性的时间，即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是否记录了充实的经历。勒卡夫称这些时刻为“神奇窗口：当我们沉浸在吸引我们全部注意力的活动中时，当我们与亲人共度时光时，或者当我们自我反思时，往往会出现这些创造性流动的时刻。”
我还很喜欢她的“三重检查”或“头、心、手”法，这个方法改编自心理学家雨果·凯尔（Hugo Kehr），用于识别造成拖延症的根本原因：可以问问“这项任务合适吗？”（头），“任务令人兴奋吗？”（心），“这个任务可行吗？”（手）。这些问题能让人洞察到何时何处需要改变方向。通过成长循环的概念，勒卡夫将失败或错误引入了整个过程，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或错误。
如果你正在尝试米勒、勒卡夫或其他人的更多方法，却仍止步不前怎么办？可以试试择丹·希思（Dan Heath）的《重置》（Reset）。回应班杜拉，希思指出，避免重复失败的方法很重要，因为“‘我没有取得进展’很容易会变成‘我没有能力取得进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找到杠杆点：“在干预措施中，付出一点努力就能获得不成比例的回报”，并重新分配时间、金钱和精力等资源来获得这些回报。他说，第一步是“检查工作”，保证你不仅对事物的运作有一个功能性理解，而且有系统性理解。“没有这点”他写道，“就很难把事情做得更好。”
经过所有这些调查，我确实认为新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将科学长期以来的观点利用起来，我们也不需要不断重建、升级和优化自己。也许我们应该做的是好好吃顿早餐，出去走走，与家人或朋友共度美好时光，然后列个清单。问问自己，找出可以改变的地方。每周或每个月朝着我们的大目标更进一步，找件小事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哪怕只是一点点。
斯蒂芬妮·费尔南德斯（Stefanie Fernández）| 文
斯蒂芬妮·费尔南德斯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副编辑。
DeepL、豆包 | 译 孙燕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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