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1279年，忽必烈统一中国，结束了三百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然而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旧观念。元世祖忽必烈入驻中原后，以其富有前瞻性的眼光注意到了学习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性，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
赵孟頫 《宗阳宫帖》纸本，纵27.5厘米，横28.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 《惠书帖》纸本，纵31.0cm，横38.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 《致季博札》纸本，纵27.7cm，横49.4c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由于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阶层地位低下，思想上受到压制。尽管元代效仿隋唐时期“科举取士”的制度，但是步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人去江南访纳贤哲，其中“赵孟頫”就是其中被征召晋官的一位。也正是由于赵氏的出山，才使得元代书坛转危为安。在他的复古思潮大势下，继而笼罩了元代书坛发展的主流，也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书家群体——“赵氏书家艺术集团”。
张雨《次韵天镜上人送柑诗帖》纸本 26.5×29.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雨《登南峰绝顶七言律诗轴》 纸本 108.4×42.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雨《寄彝斋、雲林诸公五言诗札》 纸本
上29.3×34.1cm 下29.1x28.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是位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书家，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南宋、金至元初的书法，实际上是北宋“尚意”书风的末流，“尚意”书法的精髓未能得以发展，而只是肤浅的模拟苏、黄、米的书风很盛行。面对这种衰微的局面，提出遵循古法、崇尚二王的思想，影响甚大。然而在筹备“赵氏书家艺术集团”的过程中，曾得到两位“大股东”的支持，他们就是能与赵孟頫齐名并置的书家——邓文原、鲜于枢。
康里巎巎《草书临十七帖页》 纸本，草书，两开，
纵28.5cm，横42.6cm、48.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里巎巎 跋赵孟頫《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行书
至正四年（1344）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康里巎巎《致彥中尺牍》纸本 30.8×55.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康里巎巎《自作秋夜感怀七言古诗》 纸本
至正四年（1344）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郭畀《陆游自书诗卷跋》，行书 辽宁省博物馆藏
郭畀《青玉荷盘诗》 纸本 纵29.3厘米 横56.2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他们有十多年共同在杭州做官，闲暇之余经常往来，相互切磋书法艺术、饮酒赋诗，交谊甚笃。赵孟頫托古改制的思想对他们影响很大，当然在这种历史大势下，鲜于枢、邓文原二人也以匡复古法为己任，成为赵孟頫领导下的这场复古运动的中坚力量。前期在这种不断地努力下，也为“赵氏书家艺术集团”的繁荣奠定根基。
柯九思 行楷题 赵孟頫补书唐人临王右军瞻汉二帖
柯九思 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柯九思 题赵孟頫《疏林秀石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柯九思《晚香高节》 轴 纸本 纵126.3cm 横75.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柯九思《晚香高节》 轴 纸本 纵126.3cm 横75.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进入元中叶以后，在书风上，已经完成了油南宋、金向元的转变，形成元一代的独特风貌。在这一时期，不仅赵孟頫书法继续风靡朝野上下，而且在他的形成了一个赵派书家群。“赵氏书家艺术集团”也日臻完善，由赵孟頫出任董事长，邓文原、鲜于枢担任法人顾问，签约艺术家也多为赵氏门下弟子，如张雨、虞集、柯九思、康里子山、俞和、朱德润、郭畀等。
俞和 《行书诗卷》
俞和《千字文篆隶册》（局部）纸本 21×24.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虞集《致白云法师札》页 纸本行书 30.7×51.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虞集《跋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楷书 纵：50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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