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陈卿美，匠心晚清一百年
1905年9月24日清晨，天未破晓，京城前门火车站已是一片喧嚣。据时人康继祖描述：现场“金鼓喧天、欢声匝地，则军界排队来也；继则乐声、唱歌声，声调悠扬，亦向车站而去，询之则学界也”。随后各国公使也纷纷赶来，“中外人携器具牌照者、各报馆访事员，一时称盛”，因人数甚巨，车站无法戒严，“入站台者不禁，上车者人亦甚多”。如此众多国内外各界人士齐聚车站，所欢送者究系何人？原来今日乃以清廷宗室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另四位分别是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出国访问起程之期。
五名国之重臣出访海外，又所为何事？其实他们肩负大任，即“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派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一言以蔽之，他们借考察政治之名，行学习海外立宪经验之实，为正在进行中的清末新政采择他山之石。五大臣位高任重，此番出行怎不引来万众瞩目？
“世界大势使然，国运人心使然”
9时左右，五大臣陆续来到。11时，诸人开始登车，载泽、徐世昌、绍英坐前车，戴鸿慈、端方坐后车。就在与送行者道别之际，忽然前车一声巨响，有人引爆炸弹，“惊天动地，石破城摇”，车站瞬间乱作一团……慌乱之中，五大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炸伤与惊吓。灼伤皮肤的徐世昌匆匆返回家中，于第一时间记下了身为亲历者的观感：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甚多。随员萨荫国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
不久，爆炸案水落石出，乃革命党人吴樾所为。悬疑虽解，然人心已乱。京师周围，俱是惶惶不安之态势，“几疑庚子之变又见，甚有举全家而徙避者”。诚可用杯弓蛇影来形容官民之心境。
一颗炸弹、一条革命者的性命，能否令大臣考察立宪的计划止步？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毕竟这是世界大势所趋，非清廷一时起意之举。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便在上呈两宫的《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委婉表达了派遣大臣出国考察之意。庚子国变后，张氏更是径直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里提议“游历之员，浅学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之更有益”，并当“分赴各国游历”。故张之洞可谓开五大臣考察立宪方案之源头。几乎同时，民间士绅对此亦都有呼应。
当然，众人于耳际呼喊千句，实不如他者在面前棒喝一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全胜，固守君主专制的沙俄完败。如此高下立判的鲜明对比，引来国内舆论热烈讨论。《大公报》认为日俄之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从制度上审视，“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遂断言今日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明显持有立宪倾向的《南方报》则通过日俄对比，认定此“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
彼时中国，舆情之向背，亦时时被朝臣督抚们所关注，成为其建言献策的参考。既然战局如此，民意这般，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奏请“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两江总督周馥很快跟进，请求“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即使向以立场保守示人的瞿鸿禨也认识到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自请出国考察。
一时间，“外之使臣、疆吏，内之枢府、部巨，下之民间舆论，咸以立宪为请”，这势必影响到决策者慈禧对立宪的态度。据说在宗亲权臣的反复劝说下，“慈禧深为感慨，一似有动于中”，“意颇觉悟”。最终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
简而言之，五大臣出国方案的实施，可谓外战、内忧、舆情诸因素交相融合所促成的结果，理想与现实叠加，危机与机遇共存，呼吁与倡导并举，改革与革命赛跑，归根结底，大势所趋也。恰如柳亚子所言：“……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立宪！立宪！立宪！”于是乎，在浓厚的立宪呼号声潮中，是年底，考察团经过重组，兵分两路，悄然踏上了探寻立宪之途。
“走马观花”，“各赏各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