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ID：zqbcyol）
记者 史额黎 实习生 张均斌 胡怡 编辑：学妹
地图上，从北京中心向外蔓延的铁轨穿过三环、四环、五环，将距离天安门56公里的廊坊、70公里的涿州、130公里的天津紧密相连。最高时速近300公里的高铁，像一座快速移动的桥梁，将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连接起来。在河北居住，在北京上班，你听说过吗？
2月20日，天津站，城际列车上响起到站的广播声，陈明辉的倦意才刚刚袭来。这是每周一的上班路，与大部分家住天津，去北京上班的“走读生”不同，北京人陈明辉的目的地，却是120公里外的天津。（视觉中国供图）
“住在‘七环’之外的河北，居然也能准点上班？”
当听说程时兵住在河北廊坊、每天乘坐高铁往返于京冀之间时，同事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程时兵所在的公司位于号称“宇宙最堵”的北京西二旗（位于北京西北部）。居住在北京东南部的四惠、亦庄的同事，每天早上6时多就要出门上班。从距离上来看，廊坊比这些地方要远很多。
地图上，从北京中心向外蔓延的铁轨穿过三环、四环、五环，将距离天安门56公里的廊坊、70公里的涿州、130公里的天津紧密相连。最高时速近300公里的高铁，像一座快速移动的桥梁，将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连接起来。
在经历过恶劣天气的延误、过程繁琐的改签、数额不菲的花销，乃至长时间往返的身心俱疲后，还在坚持的程时兵们觉得，“双城生活”是他们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最好的平衡点。
站在取票厅里，面对机器上翻不到头的车票信息，马芳林（化名）才深刻地感受到，原来每日的往返竟然消耗了这么多车票。
从位于北京朝阳门丰联大厦的公司，到河北涿州的家里，单程1小时40分钟的车程，马芳林已经走了1年半，也用身份证“检”了1年半的票。她没想过取出车票去报销，因为刷身份证能节约出宝贵的两三分钟时间。这时她才发现，她想报销的“北京-杭州东”的车票，已经被一堆“北京西-涿州东”的车票所淹没，再也找不到了。
此后，学乖了的马芳林总会忙里偷闲，找个售票窗口把车票打印出来。最多的一次，她花了十几分钟，才出完五六十张车票，帮她打票的售票员也啧啧称奇。
与打票同样烦恼的，还有改签。加班晚了到车站改签还好办，要是忘带身份证，人就真的崩溃了。有一次她把身份证忘在家里，只好使用涿州东站办理的临时身份证登车。但当她返程延误要求改签时，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照片的临时身份证不能办理改签。“可是在北京办临时身份证必须要有照片，还得现照，队排得老长。没办法我就又找了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他没说什么就给我改签了。”马芳林说。
日复一日的往返，会有让人感动的时刻，有迟到1分钟时，工作人员帮她通融进站，也目睹过几次乘客给老人和孩子让座。
但在这段每日耗时近4小时的旅行里，她更多体验的是拥挤和无聊。“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地铁拥挤，早上在军博挤，在西站也挤。”为了挨过漫长的上班之路，她总结出了一系列小窍门。
地铁6号线的两个电梯，哪个转9号线更近；听到哪句广播语时应该动身穿过一个个车厢，走到距离车站出口最近的车厢；观察每日遇到的乘客，猜测谁是和她一样迁徙在两个城市的“候鸟”，这些可以让她枯燥的旅程多些乐趣。
平常时段，马芳林只好看看手机，翻翻闲书打发时间。工作太忙的时候，她会提着电脑去餐车加班。她甚至认真数过在军博换乘1号线究竟要走多少步，“但是从来没有数完过”。
马芳林认为，自己每日在北京和涿州往返，主要是因为这座在北京西南方向的小城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而北京的工作能够让人关注到行业最前沿的发展变化。因此，当丈夫在两年前从海拉尔调回涿州时，她想都没想就来到北京找工作。
如果说马芳林如今每天的往返只是短途迁徙，那么在此前更长的7年里，这个女孩都在力图和丈夫的行动轨迹保持同步，在中国广阔的地图上做出一次次长距离的跋涉。
马芳林的丈夫从事石油勘探行业，需要经常调动岗位。2008年，马芳林还没毕业时，曾报考过甘肃敦煌的公务员，虽然她笔试名列前茅但面试失利。一个月后，听说丈夫被调到了大庆油田，她又迅速敲定了齐齐哈尔一个高职院校的教师工作，那时两人仍相距150公里。两年半后，丈夫调至海拉尔油田参与攻坚战，马芳林又来到海拉尔的一家私企做了4年财务工作，直到丈夫2015年被调回涿州。
“为什么天天跑？因为他在涿州啊！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很好了。如果能在工作上有比较好的机会，即使再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马芳林说。
为了保证每日通勤能够准点，马芳林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她6时起床，6：50从家里出发，7时左右到达涿州东站，然后坐7：11的G6704赶往北京西站。再坐地铁9号线转6号线，一般她都能在8：30赶到公司。
她的丈夫包办了所有家务，早饭、晚饭，甚至每周的订票任务。时间一长，马芳林的丈夫也摸出买票的规律，“我每到周四周五，就给她买好下周一到周五早上的票。晚上的车票比较充裕，但是周五比较紧张，也给她买周五晚上的，所以一共是6张。”
可即便设定了周密的买票流程，这位细心的丈夫还是在一年多的买票工作中出现了纰漏，忘记购买了某天早晨的车票。那一天，马芳林只能临时购买7：28发车的车票，然后一路狂奔到公司，但还是迟到了20多分钟。
“为啥不能一下子开通月票呢？”马芳林说。
与因高房价被迫开启双城生活的人不同，李荀属于北京的有房一族。但是，他却宁肯每日多花上半个多小时，在涿州与北京之间往返。
李荀把家搬回距离北京近70公里的这座京南小城，主要是为了方便女儿上学。他在北京的房子位于八通线管庄站附近，周边没有好学校。况且，对于没有北京户籍的他来说，女儿早晚要回到河北高考。
“在涿州的开销远小于北京，我女儿现在一个学期的幼儿园学费是2000元，而且是公立的。这样，我就能拿出一些钱保证孩子上她想上的课外班，比如钢琴、舞蹈。但要是在北京，这些钱只够上幼儿园。”李荀说。
最初，李荀开车上班，从涿州家里到石景山游乐园附近的公司，走京石高速来回大约130公里，有时还会碰上拥堵或是封路。后来，听说有人乘坐京津城际列车通勤，李荀开始琢磨搭乘高铁上下班。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会开车到涿州东站，坐高铁到北京西站，再换乘公交车赶到公司。由于早晚高峰时，进出京的公交车恰好与堵车的车流相向而行，李荀不仅没遇到过堵车的问题，而且一直都能找到座位。
长时间的通勤，让李荀发现了不少快速换乘的秘诀。他得意地说，他每天早晨常坐G6704列车，该列车1号和2号车厢的连接处，靠近北京西站南二出站口的门。有些人为了能更快下车赶在人少时进地铁站，索性放弃自己的座位站在固定的车厢门口，李荀则是千方百计地把票买在指定的车厢处，有时不惜买商务座或一等座。
从涿州东站到北京西站，G6704全程行驶25分钟。在与身旁乘客聊天时，他常常能遇到同一个小区或附近小区的邻居，后来大家约定一起拼车去高铁站。
“我在涿州的一部分社交圈是在高铁上建立的。”李荀说。从涿州往返北京的常客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有的和李荀一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也有人做销售经理、护士和技术员。为了互相提醒买票和列车延误信息，经常坐高铁的这十几个人组建了微信群。
小圈子的人甚至会选好返程车厢的固定位置，方便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坐八节编组的G6707时，他们会固定来到7车厢和8车厢之间。至于十六节编组的G623，他们一致认为选在10车厢和11车厢间下车最便利。
生性乐观的李荀，对于眼下的双城生活颇为自豪。3年多里，他发布了200多条关于高铁上下班状态的微博。有段时间，他还会选择购买单程89.5元的商务座，“并不是因为没有普通票，而是真的在享受一下”。
可是在冬天下雪和夏天下暴雨时，高铁也会延误。碰到这种“抓瞎”的情况，李荀要么退票开车去房山线的篱笆房站换乘地铁，要么请假，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工作考核。“公司同事表示过不满，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李荀说。
除了天气因素，调整列车运行图（下称“调图”）更牵动着高铁上班族的心。前几年，由于调图取消了早上合适的车次，李荀整整开了一个月的车上班。听铁路工作的人讲，有两个县级市互相较劲，希望增加自己的停靠车次，减少另一方的停靠车次。“我们着急啊，差点就发联名信了。”李荀说。
如今，早晚的高铁车次固定了，多一班少一班的调图不太能影响到高铁上班族。李荀也把高铁通勤的季节固定在有大雾的深秋和冬季，每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习惯了频繁穿越省界，李荀只有在看到路边的某个房子时，才突然反应到自己其实是跨省上班。
很小的时候，李荀就经常随奶奶到北京探亲。那时候从河北涞源坐长途汽车到北京要走三四个小时，从高碑店坐绿皮车到丰台西站也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同样的距离，坐高铁只要25分钟，开车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逃离北上广’，也有人说‘返回北上广’，”李荀说，“但我们这些双城生活的人用实际行动在告诉其他人，没有逃离，也没有返回，地域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短。”
在廊坊站西南100米处，有个专门为通勤人员设置的自行车场，“1天1块钱，包月15块钱。”每天早上，程时兵总会在这里碰到许多脸熟的人，这些高铁上班族把不大的停车场停放得满满当当。除了骑车，他还把每天在高铁上的21分钟视为锻炼时间，在车厢连接处走来走去，“微信运动里基本上每天都能走1万多步”。
闲暇时，程时兵也会看看单词。在工作语言为英文的外企里，他必须经常阅读英文才能保证自己不落伍。不过，如果程时兵此时放下手机，没准还能看到旁边有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也在皱着眉头学习日语的五十音图。
与程时兵一样，正在学习日语的郝云峰（化名），也几乎每天都在北京和廊坊之间通勤。不同之处在于，郝云峰和妻子两个人都属于高铁上班族。
有时，郝云峰也会感觉心里比较矛盾，如果在廊坊找个工作，不仅轻松许多，中午还能回家吃饭看看孩子。可他特意留心了下职位，发现北京的工资至少要比廊坊高三倍以上，而像他所做的游戏发行工作，当地也没有相关的产业。
打小就喜欢玩游戏的郝云峰，把做出一款经典游戏视为自己的职业梦想，但如果在廊坊工作，实现这个梦想几无可能。更何况，他看到北京的每个年轻人都充满干劲儿，大家都想着有机会凑在一起做点什么，这可是小城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现在30岁的年龄挺尴尬的。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快两岁的孩子，幼儿园学费一个月1600元，再加上房贷，都不是小数目。”郝云峰说。此外，习惯了大城市吃顿饭三四百元的消费习惯，他们也很难忍受小城市低工资条件下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郝云峰对廊坊的居住环境倒是比较满意。两个人坐高铁的成本每月是2600元，这大大低于他们在北京五环外的租房成本。而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邻里关系，他们在廊坊购买的新房都要远强于租的房子，“基本上买了房都是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的”。
有时候，郝云峰脑海中甚至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廊坊后来通了地铁，虽然交通便利了，但是大量的人口从外面涌来，使得廊坊彻底变成像北京天通苑一样的睡城。嘈杂的环境和飙升的房价，最终让这个安静的小城不复存在。
但眼下，他和妻子仍然只能每日奔波在两个城市间，耗费往返3个多小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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