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疫情。
不要渲染邻国的不幸，因为这不能增加我们自己的幸运感。
也不要讥讽邻国应对的无能，因为这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反思。
世界卫生组织感谢中国，是因为我们给世界留下了时间窗口。春节以来，我们确实尽力了。
似乎所有人都在感谢武汉。
请媒体注意：
那些感谢的话语中，满含悲悯。
灾难面前有两种官员，第一种是肯作为、但是做错了的干部，第二种是不作为、只“会做官”的干部。
对前者，无妨以观后效，对后者，倒是不能宽恕。
湖北，调整统计口径后，一天跳增确诊人数一万多例。但很多人说：这是真实数据，反而让人放心了。
说真话，能维护稳定。
三百名记者云集武汉，一些敏感的民生问题，竟然还需要方方这样一个作家来闭门记事。
可是，这些记者一定很优秀，才会被派往疫区吧？
世卫官员很着重地提到：目前只有一种真正有效的药物："瑞德西韦"，原文是：Only one drug with real efficacy, remdesivir。
这个结论在中文翻译稿中被“漏掉”了。这是国民大忌。
疫情期间，一口气上马了两百多项新冠临床试验，很多试验设计，既没有坚持随机、对照，也没有使用盲法评价。
之前被媒体争相报道的“双黄连”、阿比朵尔、达芦那韦，诸如此类，仅仅基于体外实验就被推向受众、推向患者。
人命关天。科学家要有科学家的样子，记者要有记者的样子。
前些天，可能是“扔下就跑”新闻读的多了，午睡时，一位博士生跑来，扔下厚厚的一本毕业论文，转身就跑。
不等网民提示，我立即就惊醒了。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大夫被推荐为全国劳模了。
李大夫的结论也快出来了吧？
1942年，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其中，关于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实验表明：
与“一面提示”相比，“两面提示”对高文化水平的群体有更好的说服效果。
这是新闻学专业本科生一年级所学的内容。
文学界不是只有方方在言说，方方的讲述真诚而日常，所以是最能被我们看见的部分。
但我始终觉得，
那些沉默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沉默是另一声惊雷。
我对顺丰小哥汪勇这样了不起的普通人感到敬畏。
摩顶放踵，宽宏坚毅，这是多好的人民。
希望将来能有人拍一部电影：
《公民汪勇》。
长江日报。
我们无妨自问：设若易地而处，自己正在其位，在哪些地方可能超越长江日报，在哪些地方一定和长江日报一样？为什么？
昨天我对同学们说：国难来临时，你们可否重思一下各自的爱豆（偶像），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他们对你一生的价值何在？
是时候了，反思一代人的偶像观。
是时候了，反思一个时代。
希望国家能为疾控医疗设立“伍连德奖”。——虽然科技进步多矣，但此次疫情治理的前期，与百年前伍连德的那一次国家疾控相比，
无论是尊重专家、信息透明，还是处置及时，我们其实都还有所不如。
在本质上，决定成败的，还是人和观念。
朱学勤说：“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阎连科说：“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记忆从不灭绝，历史自在人心。
早起，研究了一下“司马3忌”其人其事，原来，这样的政治角色不仅是真实存在，且属于应运而生——甚至，我们身边就有。
但真正的问题是：
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混得风生水起？
在这场疫情里，我们看到了极少数人的恶，少数人的英勇，多数人的善良与无助。
所谓灾难，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
少数人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慰藉着大多数人的善良——并救援着他们因极少数人的恶而导致的无助。
无分寸地黑中医，与无上限地神话中医，效果是一样的。
在本质上，这是同一种思维方式。
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
过度“概化”一个具体结论，或违反逻辑地攻讦，或以政治、道德、历史取代科学，都会让人看不起。
《红袖章们的春天》。
红袖章源自五十年前，但五十年前源自什么，作者没有写。
无关乎词藻，也无关乎作者。
当我们审辩“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与官样套话的差别时，会发现，所谓“雅语”，在当下的根本意义，并不是“风雅”或“修辞”，
而是它背后的文化象征、社会情境，更远一点说，是价值体系和政治观念。
我们的下一代，还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是吗？
很久以后，他们一定会问我们：
那时，你们真的努力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