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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难发生后,他们获救,又迅速失踪,接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导演Jones和他的搭档始终不相信“他们就那样消失了”,也不相信那段历史所呈现的面貌。
文|陈靖、何承波
逃生者不知所踪
泰坦尼克号正在沉没,一如电影中Jack为Rose所做的那样,26岁的船员Fang Lang用最后的意识将自己捆绑在一块木板上,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Fang Lang很快便昏迷过去。不久后,巨型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入大西洋。
再次醒来时,Fang Lang发现自己身在一艘全是白人的船上。那是Harold Lowe的14号救生艇经过时,看见漂浮的木板上隐约有个人影,于是下令将他解救上来。
▲德国画家Willy Stöwer作品
五分钟后,Fang Lang恢复了体力。他接过因劳累而几近晕倒的船员手中的船桨,奋力划了起来,救生艇这才得以快速前进。一旁的Lowe对他表示称赞。名为Charlotte Collyer的乘客在媒体采访中,回忆起这位中国小伙子,说他“worked like a hero”(干起活来像个英雄)。
同样是逃难——在King Smith对媒体的讲述中——另一个中国人Choong Foo却“差点挨了一枪”。在13号救生艇,已有35名妇女和小孩登了上去,Choong Foo抓住最后机会上船,指挥官见状,准备开枪打死这个破坏“妇孺优先”规则的中国人,但“他怕伤到其他妇女,只好作罢”。Choong Foo由此获救。
李炳、钟捷、Ling Lee和Ali Lam(或为Ah Lam)也前后上了不同的救生艇。根据当时媒体报道,他们躲藏在本轮不到他们的救生艇的座位下,才得以死里逃生。
▲泰坦尼克号救生艇,图:Wikicommons
这是泰坦尼克号上6个幸存的中国人。另外两名遇难者,从媒体报道来看,并不是葬身海底,而是躲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盖因其他乘客坐其上而被压死”(《申报》,1912年4月20日)。
这8个人出洋做工,共用一张船票,登上泰坦尼克号,住进三等舱,他们是船上的锅炉工,做最艰苦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按原计划,他们将在纽约下船,换乘Annetta号,继续船员生涯来谋生。
▲八位中国人的共用船票,图:《The Six》
但眼前这艘豪华游轮发生了旷世的海难。1912年4月14号晚,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入了大西洋,船上1502人罹难,705人得救——Fang Lang和他的同伴,是其中6人。
6名中国幸存者来到纽约的埃利斯岛,其他人纷纷下了船,他们却与上船问询的移民官发生了争吵,由于排华法案,他们未能获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从此不知所踪。
种族与道德观念的替死鬼
他们的身影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很快又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道德和种族主义的话语角力场中,左右撕扯。百年来的历史中,这六位失踪者一直以“卑劣逃生者”的形象出现,无视崇高道德,他们抢占妇孺座位,偷躲偷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他们的祖国,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则成为另一种观念的替死鬼。媒体中,不礼让妇女和儿童,藏在救生艇中被压死这类信息占据了抢眼的位置,不到两个月,他们以卑劣的负面形象走进了国文教科书,随后又被审判为“铁达尼上的国耻”(《西风》第二期,1936年10月1日)。在当时人们罗生门式的叙述中,这六位幸存的同胞生动演绎着国民的劣根性。
恰在百年之后的2012年,2月21日,美国国家档案发现了一份报损清单,申报人为Choong Foo,签字时间在海难发生后一年后,1913年3月。排华法案仍在美国生效,他们如何返回这个国家,则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依然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泰坦尼克号也是中国的故事”
Steven Schwankert和Arthur Jones不仅不相信“他们就那样消失了”,也不相信历史真如它所呈现的面貌。
Schwankert来自美国新泽西州,喜欢探险,是一名海事历史学研究者,也是一名作家。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43岁的Jones来自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Schwankert和Jones保持着长期的合作。通常,Schwankert以调研员的身份,利用专业研究提供文献支撑,Jones则负责影像拍摄。此前,两人合作拍摄了中国秘密打捞英国潜水艇“海神号”的故事,据此拍摄了纪录片《海神号事件》,引起过不小的关注。也是在那期间,Schwankert读到泰坦尼克号上有关中国人的资料。两人随后访问了许多中国人,他们发现,尽管Jack和Rose的浪漫爱情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泰坦尼克号仍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故事,是属于英国的故事,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The Six》项目便这样诞生了。
Schwankert和Jones调查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古巴等国家,一边寻找六个人的去向,一边打探他们的后代。最后,他们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工作室里,他们借助拼图一般杂乱无章的文献资料,构建起大致的线索框架。
在找到的人中,Tom Fong是Fang Lang的儿子,如今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出现在预告片中。Tom Fong向Jones展示了他父亲的照片,并证明了他与Fang Lang的父子关系。Tom从未与父亲说过一句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不知道父亲的人生故事,以及父亲与那段的历史渊源。直到后来,有亲戚告诉他:“我认识你们的父亲,当时他在泰坦尼克号上。”
▲Tom Fong展示父亲Fang Lang的照片
不过,Jones也不愿过多透露影片的信息。但找到这些人绝非易事,即便到目前,仍有一部分人的踪迹和他们的后代无迹可寻,不知所踪。为此,他们上线了网站、微博,针对中国地区征集其余生还者后代的故事和线索。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如大海捞针。正如Schwankert所说:“对历史而言,我不相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The Six》海报,纪录片预计明年播出
小南 X The Six
《The Six》的预告片发布在社交网络后,泰坦尼克号和它的六名中国生还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奇。预计在明年,这部纪录片将正式播出。对此,小南独家采访了《The Six》的主创人员,导演Arthur Jones和调研员Steven Schwankert,跟他们聊了创作这部纪录片的幕后故事:
▲导演Arthur Jones
▲调研员Steven Schwankert
小南:The Six与已有的泰坦尼克号纪录片、书籍有什么不同?
Jones:我们做的是100分钟的专题记录片,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现在我们打算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是还原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比如:中国人为什么会在泰坦尼克号上?他们怎么活下来的?之后又去了哪里?
第二部分则更偏向于情感的呈现,寻访幸存者的后代,因为这次灾难不但影响了他们祖先的生活轨迹,也会影响他们对于祖先的记忆,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表达的渠道。
Schwankert:泰坦尼克号的相关资料比较多,但以前没人尝试寻找他们的后代,没有人发现他们六人到达纽约的名单上有错误,也没有人从他们的故事发掘泰坦尼克号故事更多的方面,思考船上好多人的对与错。
小南:梳理大量的资料和寻访幸存者后人的工作困难吗?
Schwankert:最困难是他们的名单是用罗马字写的。然后我们必须想,这些名字是他们的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是哪一个方言的发音?是全名吗?
Jones: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Schwankert说的名单上的错误。
在历史书上,幸存的6名中国人中有一个叫Ali Lam的,“Ali”这个名字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中国人的名字,更像印度人、中东人的名字,我们找到原始文件后发现,这个手写的名字应该是“Ah”。
“h”看起来有点像“i”,这位幸存者真正的名字应该是“阿Lam”,你知道,中国人很喜欢用“阿王”或者“阿飞”称呼别人。
小南:目前哪位幸存者的后代寻访工作比较顺利?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Schwankert:我们找到Fang Lang的儿子。Fang Lang的故事很精彩,被发现时,他在一个木门漂着。这个故事很像1997年卡梅隆电影的Jack与Rose幸存的镜头。
Jones:Schwankert和我都有当记者的经历,又都是爱写作和拍纪录片。做纪录片主要靠跑,我们去过英国、美国和中国南部,见了很多人。比如预告片中,我们去了水洋村采访,实际上,我们先是从大量的资料中确定我们要去的区域——下川岛,然后跟当地的历史学家聊,才决定去水洋村。到了之后拿着幸存者的名字四处问当地人,幸运的是有人给我们引荐和幸存者有关系的人家。
小南:以前的报道对于泰坦尼克号的中国人比较负面,幸存者的后代会愿意分享祖先的故事吗?
Jones:我们遇到的人都还挺乐意分享的。
确实有过比较负面的报道,主要是说中国幸存者男扮女装或者躲躲藏藏才能够活下来,但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在调研的过程推翻了这样的偏见。
首先,男扮女装这个可能是因为“文化差异”,1912年的中国男性是留辫子的,所以外国人可能误认为他们男扮女装;
躲藏这一点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有4位中国幸存者坐的救生艇上还有其他男人,而且他们的船上有船员持枪守卫。纪录片会纠正那个时候的“种族偏见”。所以,我想对这些幸存者的后代说,没有必要因为曾经的负面报道感到耻辱,他们都是勇敢、善良的人。
Schwankert:Fang Lang的儿子也很想知道家族的历史。他在向我们证明了他和Fang Lang的父子关系,还证明了Fang Lang坐了泰坦尼克号的事实。父亲怎么存活下来的故事是他的一个亲戚说给他听的。
小南:8月24日,“泰坦尼克号6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登上中国微博热搜榜,这对你们在中国寻访有帮助吗?
Jones:我们的预告片有一千三百万播放量,很多人给我们发了有趣的信息,但还没有能够指向幸存者后代的信息。我们会继续关注、追访。我们8月29日开了官方微博@TheSix六人,下个月应该会去中国南部,尤其是广东省采访、拍摄,希望更多知情人能联系我们。
小南:新一轮的寻访会顺利吗?
Schwankert:对历史而言,我不相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有人跟我们说过,没有人知道,这些档案不存在,没有人记得。但我相信有人知道,文件存在,真事可以找到。本来历史是个业余兴趣,但我现在考虑读历史硕士或者博士。
Jones:我们大概18个月前开机拍摄,记录了每一次寻访,期望能在2018年的哪天发行。
编辑|显玲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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