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懒人”和“搭便车”是“福利国家”的经典问题，本文得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
▌高失业福利未必“养懒人”
大家知道，福利国家的失业福利是十分优厚的，那么如此优厚的失业福利是否“养懒人”呢？“养懒人”和“搭便车”确实是“福利国家”的经典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触发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享受福利的年限不断缩短，所享受的福利相当于原工资的比例越来越低，接受再就业服务和培训渐渐成为领取失业福利的条件等。其中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一项改革，是2010年丹麦在这次“大衰退”的谷底把失业福利的年限拦腰斩断，从4年缩短到两年。
要知道，丹麦人的工作权利，以及失业后获得帮助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而在美国，医保依然不属于权利范畴）。但是，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丹麦的福利仿佛是给失业者买豪车。有研究表明，丹麦人失业后的头几个月再就业率最高，之后则跌进长期的低谷，等失业福利到期前，再就业率急升。也就是说，大家失业后往往着急找工作，如果一时找不到，就习惯性地躺在失业福利上“犯懒”了。等失业福利即将到期时，找工作的动机突然强起来，纷纷开始就业。因此，把福利期限减半，激发了失业者再就业的动机。另有研究表明，接受再就业服务和培训的人，再就业率要比其他失业者高3到8个百分点。因此，丹麦政府加强了再就业服务和培训计划，更严格地贯彻有关法规，保证把参与这种计划作为领取失业福利的条件。
不过，削减福利的改革在北欧“福利国家”从来都无法走得太远。这些改革已引起了很多抵抗。《纽约时报》报道丹麦改革时提及一位58岁的护士，她四年前患病，辞职一年治疗，一切由国家埋单。然后她靠着失业福利，领取相当于原工资80%的收入，同时接受信息技术培训，在电子销售业中找到一个职位。可惜，这次金融危机使她再度失业。她发现政府对失业者的管制严格多了。她必须每周递交求职申请，和求职咨询人见面，反复进行各种培训。她被送到一个培训学校秘书的课程中培训，同时等待更好的机会。她抱怨说：“过去可不是这样。现在的一切，都是以控制你为目标。”许多人也抱怨政府盯得太紧，好像认为你是懒人，很伤人自尊。有一位管道工失业三个月就赶上母亲去世，就业中心居然不让他参加母亲的葬礼，说那天正好他必须和就业咨询人会面。管道工大怒，不管那一套还是去了母亲的葬礼。就业中心只好退却，给他另外安排时间和就业咨询人见面。
对大多数丹麦人来说，政府赶着大家工作的做法，伤害了人的尊严。一些学者指出，2001年保守派领袖Anders Fogh Rasmussen 上台后，中右联合政府在对待失业者问题上越来越强调就业动机，即怎么逼着大家找工作，而非职业培训。在金融危机后，这套政策并未有效压低失业率，同时破坏了工会和政府之间、工会和企业之间的信任，这也导致了2011年中右政府的下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统计了其各成员国的失业者拿到的失业福利所占的原工资比例。各国按照这个比例由高到低排名如下：丹麦、瑞士、冰岛、爱尔兰、芬兰、挪威、荷兰、瑞典、卢森堡（以上皆在70%以上）、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英国、葡萄牙、法国（以上皆在60%以上）、波兰、捷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上皆在50%以上）、西班牙、匈牙利、韩国、斯洛伐克、美国（以上皆在30%以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而各国2003年就业率由高到低的排名则为：瑞士、挪威、丹麦、瑞典、荷兰、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奥地利、芬兰、葡萄牙、爱尔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希腊、意大利、波兰。把两个排名对照就会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失业福利好的国家，就业率往往反而比较高。如果用这两项排名检视福利是否养懒人的话，结论似乎应该颠倒过来。希腊的失业福利仅相当于原工资的不到25%，意大利还不到10%，西班牙不到50%，都属于偏低的。这些国家都处于欧洲最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中，必须依赖别人拯救，在2003年时失业率属于欧洲最高之列。怪不得一般人觉得这些国家的国民更懒一些。而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如北欧福利国家以及瑞士、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失业福利都相当高，但国民似乎更勤奋一些，就业率大多属于欧洲最高之列。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比较美国和北欧福利国家最近十年的失业率会得出与印象中不一样的结论。美国一向以自由市场降低失业率为标榜，其失业率一般也确实低于欧洲水平。但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比北欧国家具有优势。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福利国家失业率甚低。比如，瑞典在整个80年代，失业率大部分时间在3%以下，有时在2%左右，从未超过4%的水平。冰岛80年代的失业率大多在1%以下，很少超过2%。美国80年代的失业率则在5%到接近11%的区间浮动，大部分时间超过了7%。上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遭受重大经济危机的打击后逐渐恢复，这也是美国高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冰岛、挪威的数据都比美国好得多。另外还要注意，美国的失业率低，恐怕是因为有大量人口根本没有在找工作，故没有被统计进失业人口。以2003年为例，在失业率一项上，芬兰是9.1%，比美国的6.0%要高得多，但如果算就业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一年芬兰大概在67%上下，美国为71%，双方相差无几。瑞典失业率为6.6%，明显高过美国，但就业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则接近75%，超过了美国。总之，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福利使人懒得不肯工作的结论。
▌摆脱美国式心态
为什么会如此？要理解这样的现实，就必须摆脱美国式心态。在这次大衰退中，美国右翼电视网福克斯新闻制作了一个节目，主题就是福利养懒人。福克斯的记者先采访领福利救济的人：“你为什么要来领福利？”“因为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位回答者，脖子上还打着固定石膏，显然行动不便。接着，电视上用地图展示，就在这个救济站周围，有着许多工作。记者还去采访周边的饭馆，有位老板称需要九个人帮忙，但找不到人。记者甚至不愿意问一下那些排队的人：是否有残疾？是否是单亲母亲有几个孩子照顾无法脱身？记者马上采访《华尔街日报》的经济学家，大谈福利养懒人。难怪G.sta Esping-Andersen 指出，在美国这样的“市场模式”中，虽然也有福利，但领福利本身就成了人生的污点。福克斯新闻把一长队领福利的老百姓都当成好吃懒做的典型，公开在电视上展览了出来。
这种做法，在北欧的“福利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不错，福利确实可能会养懒人，北欧人也不例外。一个经典的例子出现在瑞典。虽然瑞典人的健康和运动才能是有名的，但有相当多的瑞典人，包括一些年轻人，因为健康原因而工作缺勤。1992年，卫生部长修改了规则，让那些病休的人在缺勤的第一天不能领工资。顿时，许多人的病马上好了，缺勤率急跌。于是有人称：这位卫生部长实在应该得诺贝尔医学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针对“养懒人”、“搭便车”这样的问题。
但是，北欧人还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当你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时，表现往往要好得多。所以，当一个社会支持你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而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时，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当你知道自己失业后会得到帮助，而不是扛着“懒人”的恶名时，你就不会誓死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已无竞争力的工作，而更愿意冒险去学习新的东西、寻找新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全民福利增强了公民之间的信赖感，而信赖创造效率。所以，尽管“福利国家”有着能“养懒人”的福利，失业率却很低。丹麦1990年失业率为7.2%，到1993年经济危机最严重时一度接近10%，但1995年就降到6.8%，2008年为3.4%，此时美国的失业率已达到5.8%。到2010年大衰退中，丹麦的失业率也不过7.5%，美国则为9.6%。
从长时段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以前，失业率低一直是“福利国家”的特点。瑞典的失业率在1989年曾达到1.3%。这么低的水平几乎等于全民就业。只是到了90年代经济危机，失业率才扶摇直上。但经过痛苦的改革，这些国家都已经使失业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以下。从2012年9月所能获得的最新统计看，“福利国家”的失业率都比美国低。难怪一些分析家说，在失业率低的情况下，福利的慷慨并不会造成财政问题。毕竟很少人需要失业福利，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纳税。2005年，丹麦花在失业福利和再就业计划上的钱占GDP的4.2%，瑞典为2.5%，这是相当慷慨的开支。但是，只要GDP这张饼能做大，只要失业率能够降低，这样的开支就是值得的。
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的职工，并不是简单地在就业与失业两者间循环。一旦失业，他们往往进入再就业计划和终身教育体系进行培训，这就使继续教育或终身教育成为立国之本。在25～64岁的丹麦人中，有30%以上在过去的四周内接受过职业培训，而27个欧盟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9%。
▌安全不意味着呆在原地
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北欧“福利国家”表现得格外有竞争力。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预测，全球化进程使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锐减，这将不成比例地冲击北欧这种小型发达国家。但事实恰恰相反，北欧“福利国家”面对中国、印度的崛起显得非常有竞争力，反而是美国一派风雨飘摇的景象。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福利国家”长期以贸易立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镶嵌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把劳动力素质作为竞争的本钱，而不死守具体的产业。所以，在产业结构转移的惊涛骇浪中，旧企业一个个倒下，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职工不断下岗，不断再就业。
这样的动荡，对大多数国家的职工来说相当痛苦，但北欧特别是丹麦的职工则无所畏惧。在他们看来，失业意味着去上学，提升自己的技能，在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中找更好的工作。这就使北欧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全球化的竞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中都引起了恐慌，反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北欧的选民则压倒性地支持全球化。几年前的民调显示，80%的瑞典人认为外贸增长有利于国家。2007年有70%的丹麦人把全球化视为“独特的经济机会”，而持同样态度的欧洲人仅为40%。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莫过于丹麦工会联盟主席2007年卸任时的致辞：
我年轻的时候，安全意味着有一个好的、稳当的工作。这并不很令人兴奋，但很安全。这种安全，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涌现而消失了。安全不是绝望地试图把住一辈子唯一有的一份工作。安全意味着当你听到董事会要外包的谣言时仍然很淡定。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你有着非常牢靠的技能，如果旧的工作转移到别地，你很快能找到新的工作。安全并不意味着能够呆在原地，安全意味着能够前进。这恰恰是我们通过训练和教育而为每个职工所创造的新的安全观念。
用两位学者Thomas Bredgaard 和 Arthur Daemmrich的话说，在这里，福利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有数据表明，在欧洲，丹麦、瑞典、芬兰的工人是最不怕失业的。事实上，80%的瑞典人和75%的丹麦人称换工作使自己受益。这个比例在欧盟仅为40%。“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更加进取、好学，更喜欢冒险，这就使得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更有适应力。举例而言，丹麦、芬兰和瑞典的贸易，上世纪60年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0%上下，到2000～2005年，则上涨到70%或接近90%的水平，经济变得开放得多。
在七八十年代，瑞典的出口以资源密集型和中等技术产品为主。但最近10年则变身为高科技的竞争者。瑞典汽车业的生成率，在90年代初期比日本低20%，进入21世纪则与日本并驾齐驱，并比美国高出5%。这一切，都说明了北欧国家对全球化的适应能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维京人的习俗上。维京人的传统对当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来说，最多不过是个遥远的传说，很难产生深刻的塑造作用。新教改革的传统，恐怕具有更为真实的影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维京人的传统对于解释当今社会，仍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维京人的社会是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又是个极具冒险精神、以贸易为立身之本、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社会。
当年阿拉伯人控制了地中海，切断了欧洲人在南部的传统贸易路线，是维京人自北而下，一路劫掠，同时打通了北路贸易，使欧洲免于彻底的封闭，甚至跨越大西洋，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到达了加拿大的纽芬兰。在轻舟远袭、与变幻不定的世界进行全球化的互动过程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同舟共济精神，就成了效率的基础。这种社会运行的逻辑不是赢者通吃、让强者凌驾于弱者，而是互相扶持，生死与共，群体成功是个人成功的基础。
据说中世纪一位法兰克的使臣要求见维京人首领时，维京人的回答是：“我们都是首领。”今日的北欧社会，虽然跟维京人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是，“我们都在一起生存”的同舟共济精神仍然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所以，尽管北欧政治中也有自由派、保守派的左右之争，但双方都赞同通过政府削平贫富的政治哲学。而整个经济，也能够在这种政府参与创造的平等基础上产生令人生畏的效率。
当然，北欧模式在目前的大衰退中也遇到了深重的危机。失业率的增高，使福利负担加重。移民、人口老化等，都是长期的严峻考验。但在当下，美国、欧洲、日本无处不是危机。相比之下，北欧的前景恐怕更乐观些。深陷困顿的欧盟，在改革主流“社会模式”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参照美国的“市场模式”和北欧的“福利模式”。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福利模式”似乎更有希望些。无怪乎一些学者根据北欧的经验，提出了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大政府的理论。至少，丹麦、荷兰“灵活安全”的原则，为我们思考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