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终身执著，矢志不渝
先生执著并矢志献身史学研究，始于大学本科、研究生阶段，之后一以贯之，终生不替。据裴汝诚教授透露，读研究生时，“他(指先生)景仰漆侠(著名史学家，时执教于天津师范大学)先生，曾千里迢迢到天津向漆先生求教”，受益匪浅，至有“胜读十年书”
［1］(P6)
的慨叹。此次访谒漆先生，不仅成为导引先生走进学术殿堂的重要契机，也开始了他与漆先生长达30多年的友谊，彼此心心相通，书来涵往，未曾间断，宋史上海年会、石家庄年会等多次会议期间，二人同宿一室，显非巧合。先生一向敬佩漆先生的道德文章，1989年9月，我赴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进修，得以忝列漆先生门下。不久他即写信告诉我说:“数十年来，我对漆先生的道德文章是十分敬佩的，也一直是以师礼待先生的，这一点你必须清楚。”礼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漆先生对先师的学术也一直很激赏，据先生自己讲:“(漆先生)给他的研究生上课时经常提到我的文章”。先生去世后，漆先生哀伤难已，在给我的信中说:“德泉同志病故，我甚为难过”。
从此，先生便视学术研究为神圣事业，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是顺境逆境，不论条件是优是劣，始终埋头读书，潜心学问，焚膏继晷，孜孜矻矻，无怨无悔，即使“文革”时期也未间歇。调任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主任后，仍心系学术研究，读书辄至夜半更深，积极筹思酝酿着专著的写作事宜，曾对弟子任鹏杰说:“建馆是首务，但废学如断织，俟馆建成，一定要尽快完成关于市民等级研究的专著。”
［2］
(P493)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命若游丝，仍不忘学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杨德泉文集·序》中写道:“犹忆其卧床不起，病亦垂危，海前往探视，见其神情如旧，依然不断以学问相质询，仍间出新意，超乎侪辈之上。而意态纵横，驰骋不休，思欲扶床强起，思有以见于笔墨”，
［3］(P1)
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我想，先生对学术研究岂是“执著”二字了得!
(二)勤奋严谨，一以贯之
先生之所以在史学研究方面建树广泛，成就卓著，成为知名学者，除了其较高的禀赋外，还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严谨密不可分，此为所有熟悉他的人所公认。其实，任何一位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人，莫不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勤奋密切结合的结果，这一点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说到勤奋，姑且不谈先生中小学阶段，自读大学本科、研究生开始即表现得异常突出，学兄任鹏杰在《杨德泉文集·后记》中写道:先生在大学、研究生期间，“求学七载如一日，手不释卷，常至不暇寝食”。
［2］(P493)
唯其如此，自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起，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便锋芒毕露，大显身手，短短数年间，诸如《从〈太平广记〉一书中看唐代市民等级的活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唐代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唐代有纸币吗?》《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试谈陈旉的〈农书〉》《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试论清初旗地的形成及其性质》等10多篇鸿篇巨制接连问世，令同行刮目相看，也奠定了他在全国宋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后来宋史专家李华瑞先生在总结梳理建国后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概况时，认为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4］(P3)
斯时，先生刚过而立之年。
“文革”期间，已离开高校回到故乡蒲城的先生，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勤奋读书的习惯未变，热情未减，白日应付各种繁冗的行政事务，夜里则伏案苦读辄至更深。此间，先生固然未有著述产生，但却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下轮大批优秀成果的问世做好了储备。所以，当“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重返高校的先生，便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张浚事迹述评》《宋史·张浚传质疑》《试谈宋代的长安》等一篇篇“佳作”相继问世，引来如潮好评。亦即说，这些有分量的作品，是先生长期勤奋钻研与超常付出的必然结果。
再说严谨。严谨是从事学术研究必备的素养，严谨与勤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先生治学之严谨近乎苛刻，生前曾再三告诫我治学务必严谨，并以自己为例教育我说:“当初我搞陈旉《农书》时，只那么一万字，我不知逐字逐句读了多少遍，为此我还买了王祯的《农书》，翻阅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王祯《农书》，进而将它们与陈旉《农书》对照起来看，才发现它的价值”，“还有那篇《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的文章，我把《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宋史·食货志》中的相关资料全部摘录出来，然后计算，用算盘打，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用了多少草稿纸，才最终写成，文章价值也不低。所以，至今搞宋代经济史的漆侠、王曾瑜、郭正忠等著名学者都很推崇，前年漆先生还要我把文章的复印件寄给他”。先生的现身说法，是他一生严谨勤奋、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集中缩影和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秘诀所在。对于充斥着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现象频发的目下学术界而言，先生勤奋严谨的治学品格，尤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我们史学工作者在道德、敬业方面树立了两个标杆。
(三)求真求实，不信权威
先生做学问，搞研究，一如其做人做事一样，光明磊落，求真求实，不迷信权威，不蝇营狗苟，不赶潮跟风，总是立足于掌握大量史料，进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关于唐代市民等级、唐宋行会制度、张浚评价等问题的研究都是这样。他曾对我谈及当年他研究唐代市民等级问题时遭遇的尴尬，他说:“当初我研究唐代市民等级时，曾向侯外庐先生请教，他认为我是疯子，但我并没有因此止步，还是坚持继续搞下去，最终搞出了成果，我这话此前从来未给别人谈过，前几天和孙达人(著名学者、全国农战史专家，时任陕西省副省长，主管文教工作)同志谈及此事时，孙说:‘搞学问就要这样，孤立是一种光荣，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失败’。我很赞赏。”这一个案，折射出了先生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求真求实，不信权威，特立独行的治学风格，也是对他勇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永葆学术创新生机的生动诠释。
(四)殚精竭力，浇铸精品
裴汝诚教授在评价先生的文章时曾说:“他的文章，历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见解独到，文采飞扬”。
［1］(P7)
的确，我觉得以此来评价先生的作品，名副其实，可谓深中肯綮。
先生以为:文章务精不务多。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本着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打造精品的意识来做研究，写文章，因此，与其他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先生的学术成果不算丰厚，但是，这些凝结了先生大量心血的文章，篇篇都是传世的经典之作，都是“力作”、“佳作”，甚至是“少有的佳作”。如前述先生的《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张浚事迹述评》《宋史·张浚传质疑》《试谈陈旉的〈农书〉》《唐代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试论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清代前期的两淮盐商》《试谈宋代的长安》等文章，无一不是先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结果。这些文章虽然都是问世于二三十年乃至四十多年前，但至今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奠基之作，赞许之声仍不绝于耳，有些文章曾被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用来作为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参考的样板作品。《张浚事迹述评》《宋史·张浚传质疑》二文发表后，受到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和漆侠先生的高度评价，刘子健先生还主动邀请他合作研究，一道撰写了《张浚研究》，发表于原西德《世界史年报》上，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P7)
先生这种在学术研究上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刻意求精，力出精品的精神和意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先生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知名学者，执教于大学教席的一代名师，指导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既是其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构成其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还是展示其名师风范的突出表现，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孔子关于为人师者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之要求。
如前所述，先生在平日教学过程中，善于通过“设疑”“留疑”等各种方式来调动学生的科研兴趣，主动发现有科研潜质的学生。对于重点苗子，先师即给予重点培养，悉心指导，从选题、搜集资料、草拟提纲到逐字逐句修改定稿，直至推荐发表文章，真可谓循循善诱，不遗余力。在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学生在读本科期间就发表了论文，有的最终走上了职业史学家的道路，并做出了显著成绩。
先生当年在指导我们学术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高屋建瓴的认识，深邃的洞察力，透辟的见解，对史料的稔熟以及对学界的洞悉，时过20多年后的今天，愈觉清晰和珍贵。至于先生关于培养学生及研究生的很多建设性的思想与独特想法，
［3］
随着他的过早辞世都变成了空想，这不仅对他个人学术思想的传承，而且对于祖国史学研究后备人才的培养，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六)文章未就，才华未展
先生一生命运之艰辛多舛，变化无常，始终未得有相对持久安静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尤其是过早离世，而未能在学术研究上作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正如与他相知甚深的裴汝诚教授在《杨德泉文集·序》中所说:“更多的文章未能写就，才华未能尽展”，
［1］(P4)
满腹才华和智慧随着命运的艰辛多舛、变化无常与过早离世而未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先生生于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民国中晚期，求学于满目疮痍，政治运动频兴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工作时遭逢“文革”和生活困顿的双重打击，待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生活工作环境明显改观，又走上领导岗位，先生的名篇佳作就是在如此艰难、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硬是凝神静气，方寸不乱或者是在短暂相对安静的间隙中写就的。不难想象，先生如果能有一个相对长期平静的生活工作环境，如果不过早离世，如果不……他该能写出多少华章美文，在史学研究方面该能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又该能为祖国史学事业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由此，我深感在云谲波诡、变动不居的社会面前，个人的力量和命运是何等的渺小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