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咋成了带路党、五毛与“正厅级侦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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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拉进太多微信群，决定退出一些，其中包括一个“公知”比较集中的。退出后，一位群中好友发来一封邮件，信中笑言：“见到你退出了XX群，可见你的心情不怎么样嘛。连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对话，还怎么跟知识界做工作？当局的所谓知识分子政策之失败就可想而知了。”他显然把我当成党派来做他们工作的高级五毛了。

这让我想起两个星期前，在北京碰上一位体制内著名公知，他急急拉住我的手神秘兮兮道：“能透露一点，我到底被你们监控到什么程度？你和我交往不会是来做我工作的吧？”他显然直接把我变成了党派来做他工作的知识特务了。

就在昨天，海外一著名作家（其作品曾经以及继续启蒙着我）对“德国之声”表示，杨恒均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对当今领导抱无限的希望，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不相信未来自由思想在民间，对公民社会缺乏信念……

感谢这位海外朋友，总算还把我当成了“所谓知识分子”，前两位则直接把老杨头安上了“五毛”、“特务”的职务。如果以中国大陆互联网各大博客为准，我恐怕是这些年被一些网友指责为“带路党”、“汉奸”、“西奴”、“煽颠派”以及“拿中央情报局钱”最多的写作者之一吧？

但在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海外一些人士中，我又被插上了“五毛”、“特务”之类的标签。一些“逢中必反”的网友几乎开始了“逢杨必反”。昨天在我被转载到海外的一篇博文下面有这样一条留言：听说最近杨恒均先生被国X部提升为“正厅级侦察员”了，怎么也不请客呢？

开始写作时我就立下了规矩，不对任何表扬或者批评的文字做出回应，我认为写作者的文字本身就是对任何质疑与批评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辩解，也是最好的反击。但从“民主小贩”、“汉奸”、“带路党”、“西奴”到我党的“正厅级侦查员”，也太奇葩太传奇太让人崩溃了吧？

以前网友留言太多太激烈时，两位好心的读书会成员主动义务承担帮我阅读留言的重任，我得以从她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有益的批评、建议和讨论意见，而不至于每天翻看那些充满恶毒咒诅和谩骂的留言从而影响写作的心情。但如果连这些海内外“公知”朋友们也开始给我贴标签，我想这就不仅仅是人家的问题，我也有很大的责任了。

不过，我还是想先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不得不承认，中国当今的舆论环境与以意见为主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极端的观点与言辞。一些温和理性的声音根本没有“市场”。在西方强调公正、公平与社会福利的左派一向给人温馨的感觉，可到了中国，最出名的左派都脑残般地疯狂站在社会不公一边，与当权者共舞。

而代表世界主流，以追求自由、法治与民主制度建设的右派呢，在中国又几乎被极右得不杀人就不解气的一帮人劫持，有那个几个被捧为未来民主中国“总统”的人，看了几本写民主的书，每天就在那里比谁更右，弄得连我都犹豫了：如果民主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个玩艺，我宁愿生活在专制下。社会思潮的极端化，让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网络写手不得不选边站，你不选吧，他们就帮你选。

当然最大的责任恐怕还在我自己身上，在于我个人的知识与认识。我之所以认同了一位不喜欢我的读者用来讽刺我的“民主小贩”这个称谓，是我确实认为自己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只不过刚好达到了“小贩”的水平，离研究民主理论而不受制于现实的“大师”们太远，也和无知者无畏的“斗士们”保持了一段距离。

我认为，追求自由民主制度与以前追求所有其它类型社会制度的改朝换代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每个人的，民主同样需要大多数觉醒的个体的参与与运作。而以前的各种制度，靠一个党，靠一个英雄造反后建立起来，让民众按部就班听话照做就可以了，但民主制度如果这样运作，那还真会出现问题。最近一些新兴民主制度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此。虽然我不是“素质决定论”者，但多年前涉足江湖，也就此定位自己的角色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最普通的故事和最浅显的语言把世界上离我们最远的理论演绎一遍。

我的多层身份对我的写作影响也很大。我游走于海内外，民主制度对于我早就不再是理论与理想层面上的，而是现实中柴米油盐与几乎每年都有的投票。我知道民主的珍贵之处，但也不会过份理想化。因此我的一些文字，对于那些不但把民主理想化甚至神圣化的人来说，就难以接受。

在这次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事件中，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国学者的评论同西方、台湾学者的论述就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大多就事论事，而中国大陆学者无论是支持学生还是反对学生，都夹带了极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都试图从民主的理论切入，高屋建瓴。例如，支持学生的那派简直就恨不得“民主力量”少年们能够像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立马推翻马英九，搞一个“更民主的”台湾，最好也是“反共基地”。把他们同当年红卫兵相比当然不太恰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看泰国，或者克里米亚，也许会有更深的思考。

而那些反对学生激烈行为的呢，则认为这些学生身在福中不知福，用自己鲁莽行为破坏台湾这颗中华民族唯一的民主幼苗。这些学者显然只读了美国薄薄一本民主进步的辉煌历史，却没有读过美国通史，不知道美国民主发展至今，不光是体制内的改革与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几乎每阶段都少不了群众相当激烈的抗争。大家不应忘记马丁路德金博士带领了几十万白人黑人把华盛顿围得水泄不通的日子。

可见，一个地区民众的民主抗争是否能推动制度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民主制度的框架是否稳固，所处国际环境以及整体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否达到一定的程度。清楚了这点就不难知道，泰国的抗争有可能损害民主制度，克里米亚的抗争可能让国家分裂，而台湾学生的抗争则很可能推动民主建设更上一层楼。

我也承认我更受制于自己体制内外的双重身份。那更大的原因是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一个也不能少”，不是你赢我输，而是双赢的局面，上下、内外互动尤其重要，中国历史上那种你死我活的改朝换代，有几个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我还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纠结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这两天在日本东京旅游，当我站在繁华的银座和秋叶原的街头，看到熙熙攘攘、背着大包小包的大陆游客，我总忍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来日本，那时我同某省的政法委书记与政法部门厅长出差，当时除我们几位西装革履的中国干部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游客。现在不同了，中国人到处都是，而且有钱了，连日本人都不得不在主要场所配备中文翻译。作为去过一百多个国家，生活在海外十几年的中国人，我内心由衷地为中国快速的发展感到高兴和骄傲。

只要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怎么能不看到中国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执政者解除民众身上的枷锁的直接结果，也同小平以来的历届政府的改革政策分不开。可是，当我想到中国民众的个人权利不能得到宪法和制度有效的保障，社会不公严重存在，贪污腐败长盛不衰，大老虎依然前赴后继地为非作歹，贫富差距如此巨大之时，我也会悲观，会失望，甚至恨得咬牙切齿。

看不到不足的人没有未来，看不到光明的人同样不会有未来。作为一名面对青年与文化水平较低阶层的写作者，我不能让盲目的自豪与不负责任的仇恨控制我的笔。我的文字不是为了满足人，也不是为了激怒人，而是要给人力量和希望。那力量和希望来自于对不公的不满，对改变的渴望，也来自于对取得进步的信心与对未来的期盼。

我只是一名写作者，我不是一名勇士——勇士们靠某一个事件一举成名后成为大众的精神领袖；我也不是一名斗士——斗士一般都站在远远的距离斗志昂扬、指点江山。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贩”，注定为了贩卖一些“鸡零狗杂”的信息与理念而周旋、苟延于“城管”之间；我充其量是一名“战士”，为了达到目的，消灭不公与专制，我会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战斗下去。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微信群中的那位朋友由于与体制若即若离、又刚刚肉身接触到外部世界，对我做出误判还情有可原，那么，那位一直还享受体制的好处，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不甚了了，每次发言都因为头衔前带上了一个体制内职位的光环而变得“著名”的体制内“公知”实在是太高看自己，低看我党情报工作了：派我这位好歹比你更能把道理说清楚也能影响更多人走上正路的写作者来“做”你的工作？太本末倒置了吧？无间道不是这样玩的！

至于说到海外那位作家朋友，杨恒均“不相信民间，对公民社会缺乏信心”？你以为他在春风得意时离开体制是为了再进入体制捞个一官半职？你以为他这些年写了连小学生都看得懂的几百万字是在赚稿费，玩高大上？你以为他不知道呆在国外更舒服，更安全，赚钱也更多……你以为相信民间、对公民社会有信心的人一定要在监狱或者海外才能发挥作用？

唉，不说了，越抹越黑，说来说去，现在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真有可能既是“五毛”也是“带路党”，甚至还可能是“正厅级侦查员”啊……

杨恒均 2014.3.27

杨恒均的海外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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