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位置》中的一切，包括形式、声音和内容都是在痛苦中产生的。我从年少时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当时我开始远离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最开始当工人，后来经营一家兼营杂货的咖啡馆。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混着罪恶感、不解和反抗（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父亲不读书呢，为什么他“行为粗鲁”呢？），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痛苦没法跟人说，也没法跟人解释。
然后，又发生了另一桩痛苦的事，我父亲突然去世了。当时我回了父母家待了一星期。不久前，我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说到底这是我父亲一直期待我能做到的事。我当上了老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对于那个世界的人而言，我们从前是“卑微的人"，这种说法真是瞧不起人……我得写写我父亲，写他从农民成为小商户的经历，写他的生活习惯。我得根据对这种痛苦的鲜活回忆写一本公正的书。
我摸索了五年。1977年，我写了100页的小说可是我不想接着写下去了。我感觉这部小说很假，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假，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造成的，因为我还是用之前写书时的文风和声音在写。1982年我苦苦思索了差不多半年，我对自己的身份思考了很多。我是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的叙述者，就像热内（Genet）说的那样，我使用“敌人的语言”写作，我使用从统治者那里“偷来”的技巧。（这些词不像您以为的那么夸张，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现在甚至还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掌握的学识是偷来的。）
经过这轮思考，我明白了一件事：谈及人生，谈及表面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生，谈及我父亲的一生，在谈论的同时不背叛（不背叛他，也不背叛我出身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即被统治者的世界，仍然存在），保持公正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具体的细节、通过我听到的话语来重建有关这一生的现实。从标题就能清楚地看出我的意图，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给这个写作计划起的标题是《家庭民族学要素》，《位置》这个标题是最后才想出来的。
我不可能选择小说的形式，小说的体裁会让我父亲的真实存在变得不真实。我也不可能用充满感情和暴力的笔调来写，这种笔调有时会让文本变成大众赞歌，有时又会让文本染上伤痕学的色彩。唯一一种我感觉“公正”的笔调就客观距离、不宣泄情感，同时绝不迎合受过教育的读者（在我最初写的东西里，我没少迎合这些人）。
在《位置》中，我把这种笔调形容为“平白行文，我之前给我父母写信告知他们重要事情时用的就是这种风格”。我提到的这些信总是很简洁，毫无矫饰，不追求风格，没有幽默，完全没有可能被视为“造作”和“装腔作势”的东西。
通过选择这种文风，因为使用这种文风写作，我觉得我接受并且超越了文化方面的撕裂，那种身为法国社会“内部的移民”所经历的文化方面的撕裂。
我把一些痛苦的、沉重的，甚至是暴力的东西引入了文学，这些东西与那个我直到18岁才走出的世界的生活条件和语言有关，那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我总想写些实在的东西。
人们认为这种写作的方式与罗兰·巴特定义的“白色”(blanche)文风相近，或者认为与极简主义相近。决定谁属于什么流派，归类，逐一研读作品，对比，等等，这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