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很多人因为并不了解真正的美国，所以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自由、民主和平等。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背景下，用钱购买政治话语权成为美国社会通行的规则。“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其实是“钱主政治”当道。
美国竞选表面上具有公平性，好像谁都可以自由参选、公开竞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花钱如流水的竞选过程，实质上制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经济门槛”：如果没有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持，候选人就养不起竞选团队，打不起竞选广告，更不用说竞选旅行和造势集会了。所有的传播渠道都要用大价钱来购买，否则根本没人知道你是谁，谈何为你投票？
图1: 2016美国大选的选举经费支出。上为希拉里，下为特朗普。单位：百万美元
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一部“钱主政治”的生动教科书。美国民主的“经济门槛”到底有多高？如图1所示，自2015年1季度起，希拉里竞选团队每个月的支出在200万-600万美元之间，19个月的累计支出高达6000多万美元。而且这还只是希拉里“嫡系”竞选团队的开销，其他五花八门后援团队“义务”为希拉里做宣传的费用还未计入在内。
这么多竞选资金从哪里来？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时代华纳集团和硅谷的高科技企业都曾为希拉里“慷慨解囊”，捐助的竞选资金在2016年6月就已达2亿美元，为希拉里的选战提供了充足的金钱弹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开销少于希拉里团队，不过这是坐拥7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特朗普自掏腰包。所以，要想在美国政界出人头地，要么自己腰缠万贯，要么找到腰缠万贯的财团捐助，才有可能跨过“经济门槛”。
图2: 史无前例的特朗普“巨富内阁”，17位阁僚的身家总计145亿美元
在“钱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下，竞选赢家总要给予捐助人丰厚的利益回报，以换取他们的长期支持。例如，小布什在2000年当选总统后，至少24位顶级赞助人或其配偶当上了美国大使，其中大部分获得被派往欧洲国家的美差。至少57名赞助人或其配偶被任命到一些拥有实权和资源的政府委员会。
还有3名主要赞助人进入了内阁，他们是商务部长埃文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和国土安全部长里奇。“投桃报李”并非共和党的专利：克林顿在第一个任期也任命了5名10万美元以上赞助人担任驻外大使。美国法律为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利益输送留足了空间，这恰恰是合法的腐败。“钱主政治”下的竞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赌博，获胜的一方会按照下注额进行“分红”。
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不过5万4千美元，巨额选举经费对工薪族来说是个天文数字。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款限额，更使“钱主政治”登堂入室。接受巨额捐助的政客变成财团的代言人，而腰缠万贯的巨富从来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思考问题，无论谁上台都不可能真正为劳动人民谋利益。
美国政客很善于自我包装，竞选时总要刻意表现自己关心普通民众，但是胜选之后却说一套做一套。奥巴马上台之前信誓旦旦地声称，绝不允许游说集团继续干预白宫的决策。可是上台之后，他却为许多捐助超过50万美元的筹款人提供了内阁重要职位；至2014年，已有多达70名游说客进入奥巴马的班子。当年的慷慨激昂，哪里抵得过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易？
特朗普的“健忘症”则更为严重。他在竞选时多次强调自己关心普通美国人的工作和收入，曾批评华尔街和大银行，并誓言要扫除政客利益输送的不正之风。可是胜选之后，他却组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富内阁”：2016年12月特朗普已经公布了17位阁员的提名，这17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美国1/3家庭财富总和。对于美国媒体对此的批评意见，特朗普反倒感到理直气壮：“一家报纸指责我不任命那些身家平凡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想要那些已发家成功的人！”
“普世价值”的漂亮包装无法掩饰美式民主的虚伪：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主要限于几年行使一次投票权；人民群众对选举产生的掌权者缺乏监督和制约，无法约束其执政期间的行为。资产阶级和政界之间的利益输送广泛体现则封官行赏、政策倾斜和政府采购等方面。正因为在台上的政客极少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利益输送才会使政治成为一门生意。
美式民主能摆脱这种虚伪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这种虚伪正是资产阶级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掌权者实现了全面监督和制约，利益输送的途径就会被彻底切断；如此一来，资产阶级将无法名正言顺地扶持代理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岂不是要出现动摇？所以说，对掌权者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制度，恰恰是资产阶级故意设计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美国政坛被游说集团掌控，司法演变成金钱的博弈，优质高等教育需要高价购买，这些不平等使得统治集团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成为受害者。消除政治不平等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经济不平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富可敌国的寡头，就没有人能用大量金钱影响政局和司法；公有制经济支撑下的国家财力有能力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向公众平等开放。
然而，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必然触碰到“普世价值”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美国的现行体制决不允许改变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初级分配方式。由此可以预见，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打破美国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困局。“普世价值”营造的政治平等的假象，将愈发难以掩盖严峻的经济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美式民主的民意基础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蚀。
虚伪而弊病丛生的美式民主显然不应该是中国的选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早已为我们指明了国富民强的道路——那就是宪法中的人民民主。列宁在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政权应将政府官员置于人民群众的时刻监督之下，从制度上防止他们侵害群众利益。列宁的构想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议行合一”政体：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行政和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组织、对权力机关负责，接受民选代表的监督。超越美式民主的出路正是完善人民民主：
• 必须维持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并且充实权力机关的权力和职能。
• 必须实现对公务员群体的“全天候监控”，这要依靠权力机关、监察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 必须彻底切断商界对政界的权利输送，使选举不受候选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人民民主才不致出现蜕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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