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人的一生就是崩溃的过程，但是，那些带来严重后果的打一个人应该能够看清事情毫无希望，却仍然下定决心要使之朝反方向发展。这个哲学与我青年时代的生活颇为契合，那时我看到未必会发生的事、难以置信的事、通常是“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要是你能行，生活就是由你主宰的某种东西。生活轻易就向智慧和努力，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集合体屈服让步。
做一名成功的文人似乎是件浪漫的事——你永远不会像电影明星那么有名，但是你拥有的关注可能更持久；你永远不会像怀有强烈政治或者宗教信念的人那么有权有势，但是你必定更独立。
二十年代已然消逝，我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光更是先一步不见了踪影，我青年时代的两大遗憾——身材不够高大（或者技术不够好）以致没能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以及战争期间没有远赴海外——也随之消解为孩子气的白日梦，虚构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些梦很美好，足以让人在不眠之夜安然入睡。好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已迎刃而解，否则，如果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颇为困难，那么人就会太疲惫，无法思考更宏观的问题。
十年前，人生基本上是一件私事。我必须在“努力也徒劳”和“必须要奋斗”这两种感觉之间保持平衡；虽然确信失败不可避免，却依然决意要“成功”——不止这些，还有昔日的不散阴魂和未来的勃勃雄心之间的矛盾。如果我能平衡这些矛盾，穿越寻常的烦扰——家庭、职业和个人的烦扰——那么，自我就会如同一支箭，无休无止地从虚无射向虚无，其力量之大，只有重力才能把它最终拉回地面。
十七年来，除了中途有一年故意游手好闲、休息放松——日子就这样继续，新任务只是对第二天的美好期望。我也活得很艰难，但是：“到了四十九岁，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说，“我可以指望那个。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的人来说，那就是你所能要求的全部。”
——然后，距离四十九岁还有十年之久，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过早地崩溃了。
如今，人崩溃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可能是头脑崩溃，在那种情况下，你的决定权将被别人夺走；或者是身体崩溃，那时人只能屈从于白色的医院世界；或者是神经崩溃。威廉·西布鲁克在一本冷酷无情的书里，用某种骄傲和电影结尾式的语气，讲述他如何成为政府救济对象。导致他酗酒，或者说与酒难解难分的原因，正是他的神经系统的崩溃。尽管笔者没有如此无法自拔——六个月来没有品尝过一杯啤酒——但是我的神经反射也在失控——太多的怒火，太多的泪水。
此外，回到我的论题——人生的攻击变化多端，对于崩溃的认识并非随着打击而来，而是在打击暂时缓解期间。
不久前，我坐在一位杰出医生的办公室里，听着一道严重的判决。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似乎有些镇定，我喋喋不休地诉说我当时居住的那座城市里的事务，对于留下多少事没完成却没有留心考虑，也并没有像书里的人一样，顾及这类或那类的责任；我本人有良好的保障，不管怎样，我也只是我掌中之物的平庸保管者，即便对我自己的天赋也不过如此。
但是，我突然有个强烈的直觉：我必须孤单自处。我根本不想看见任何人。我这一生，见过那么多人——我是个交际能力平平的人，但是有个倾向超过平均水准：想让我本人、我的观念、我的命运，和那些我所结识的各阶层的人保持一致。我总是在拯救或者被拯救——只要一个上午，我就能体验一番威灵顿在滑铁卢时情绪的起伏跌宕。我所生活的世界里，有高深莫测的敌意，也有不离不弃的朋友和拥护者。
但是，现在我想要绝对孤独，所以准备在一定程度上与平常的烦恼隔离。
这段时光并非不快乐。我远走他乡，那儿人少些。我发觉自己情绪良好、身体疲倦。我到哪儿都能躺下，也乐于有时候一天有二十个小时都在睡觉或者打盹，在睡觉的空隙我竭力绝不思考——相反我列清单——列出清单再撕碎，数百个清单：骑军领袖、橄榄球队员和城市名字，流行歌曲和棒球投手，快乐时光，爱好和住过的房子，退伍以后穿过多少套正装、多少双鞋（我没算上在苏莲托买的缩水的那套正装，也没算上那些我随身携带了好几年从来没穿过的帆布鞋、礼服衬衫和领结，因为帆布鞋返潮有了纹路，衬衫和领结泛黄了，上面的浆粉发了霉）。还列出我喜欢过的女人，我被别人故意冷落的次数，那些人在性格或者能力上从未比我出色。
——然后，出人意料地，我忽然感觉好些了。
——一听到新闻，我便像旧盘子一样碎裂了。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结局。对此到底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将不得不搁置在以前所谓的“时间的子宫”里。不用多说，我孤零零地抱着枕头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开始意识到，两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在榨取那些我并不拥有的资源，我一直在彻彻底底地抵押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与之相比，生活回赠我的小礼物又算什么呢？——那段时间，我曾经为自己有追求方向而深感自豪，而且有信心坚持独立。
我意识到，在那两年，为了保存什么东西——也许是内心的宁静，也许不是——我已经放弃了自己以前喜爱的所有东西——生活的每项行动，从清晨刷牙到晚餐会友，都变成了一桩费力劳神的事。我发现，很久以来，我没有喜欢过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只是跟着别人虚张声势老气横秋地假装喜欢。我发现，即便是我对那些至亲至爱者的爱，也变成了一种仅仅为爱而做出的尝试；那些漫不经心的关系——和编辑、烟草商、朋友的孩子的关系，只不过是基于旧日之交，我记得自己理应维系的东西而已。就在同一个月，诸如收音机里的声音、杂志上的广告、火车的鸣叫、乡村的死寂这样的东西，都让我感到痛苦——我轻视人类的温和柔情，我动不动（虽然秘而不宣）想吵架争论，近乎顽固苛刻——在我无法入睡的时候憎恨夜晚，也憎恨白天，因为白天之后就是夜晚。现在我睡在心脏那一侧，因为我知道，我越是早点筋疲力尽，即使只是有一点累，那个做噩梦的幸福时刻就会越早到来，噩梦像是一种宣泄，能让我更好地迎接新的一天。
一些特定的地点、特定的面孔，我尚可看看。如同大多数中西部人一样，我只有一丁点最模糊的种族偏见——我总是偷偷地渴慕那些可爱的斯堪的纳维亚金发女郎，她们坐在圣保罗饭店的门廊上，可惜，她们的抛头露面不够节制，进不了所谓的社交界。她们太正派，做不了勾人的“小鸡”，又未免太鲁莽，匆匆走出乡村，要在这片阳光下抢得一席之地。不过，我总记得绕道几个街区，只为瞥一眼那光彩照人的金发——领略一个我永远不会结识的姑娘的鲜艳愉快的魅力。这个话题很都市化，没有人感兴趣，也扯得太远，偏离了刚才提到的事实——最近这些日子，我无法忍受看到凯尔特人、英格兰人、政治家、陌生人、弗吉尼亚人、黑人（浅黑或者深黑）、猎人，或者店员、广义上的中间人、所有作家（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作家，因为他们能把麻烦写下来，使之永垂不朽，别人可做不到）——所有被冠以某某阶层头衔的某某阶层，以及某某阶层里的大部分成员……
为了有所依持，我喜欢上了医生，大约十三岁以下的小女孩，还有大约八岁以上、有教养的男孩。我只能和这几类人和睦愉快地相处。忘了补充，我喜欢老头——七十岁以上的老头，有时候六十岁以上也行，只要他们的脸看起来饱经风霜。我喜欢银幕上凯瑟琳·赫本的脸，无论别人怎么议论她的装腔作势，还有米丽娅姆·霍普金斯的脸，以及老朋友，只要我每年只见他们一回，并且能记住他们的幢幢鬼影。
一切都相当不近人情、枯槁贫乏，不是吗？好吧，孩子们，这就是崩溃的真正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