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对于杭州来说是特殊的年份。
在这一年，杭州常住人口超千万、GDP超过1.5万亿、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
特别是杭州正式跻身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大城市行列。
然而，伴随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急速扩张，内在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
“杭州行政区划‘大的过大、小的过小’的问题十分突出，城区规模结构很不合理。”一位城市规划设计专家直言。
摊开区划调整前的杭州地图，各城区之间悬殊的区域面积一望可知。原上城区仅18平方公里，原下城区仅31平方公里，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的211个城区中分别居210位和202位；而原萧山区、余杭区土地面积分别为1413平方公里和1228平方公里，分别是原上城区的78倍和68倍。两相对照，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对此，有人形象地比喻：萧山余杭是大象，上城下城是兔子，江干拱墅是只羊。
与面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在人口密度上，原上城、下城两区人口密度接近2万人/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上海、深圳，甚至还高于纽约、东京
，而原萧山和余杭人口密度分别为0.2万人/平方公里和0.15万人/平方公里，仅为两区的1/10和1/13。
人口密集的老旧小区
专家认为，在资源要素配置以城区为基本单元的前提下，规模结构的不合理、不均衡，又无可避免地衍生了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城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放大了各种“城市病”。
在原上城、下城等老城区，全市26家省属、市属三甲医院院区一半以上都集中于此，小学、初中名校众多，优质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过度密集。而外围的原江干、拱墅、萧山、余杭等城区，则备受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困扰。
在杭州市区人口逐步向郊区新城集聚的大趋势下，人口流向与资源配置的错位、脱节愈加凸显。
如以未来科技城及周边地区为例，近年来数字经济、创新创业蓬勃发展，科创和产业资源在短时间内密集导入，而城市功能和公共服务完善则相对滞后，存在“产”与“城”发展的“时间差”。由于原有的基础设施标准过低、公共服务短板明显，职住不平衡已成为这个引才高地的“痛点”。据有关机构的大数据测算，每天大概有30万人在城市东西过着“钟摆式”的生活。比如，钱塘区，在此次行政区划优化调整之前，受制于产业功能区的职能和定位，天然具有“重产业、轻城市”的发展偏向，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不尽合理，产城人融合程度不够高。
同时，有专家指出行政区划带来的有效治理半径问题在疫情防控中也凸显出来。
在东西跨度长达63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300万的原余杭区，区内唯一的疾控中心和大部分县级以上综合医院都在城区东面，服务半径严重受限，在去年年初疫情防控时面临严峻挑战。而常住人口66万的钱塘新区，由于不是正式行政区，没有设置单独的公共卫生机构和疾控中心，也给疫情防控带来诸多不便。
未来科技城集聚了大量年轻创业者
事实上，对于这些积蓄已久的矛盾和张力，杭州市委、市政府一直致力于寻求破解之道。
2019年1月，杭州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就对杭州产业平台提出了全新整合提升思路：主城区要着力做好“
东整、南启、西优、北建、中塑
”五篇文章。随着此后大城北、云城、三江汇等区域的陆续开发建设启动，
此番决策，在坊间被解读为是杭州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拥江发展”背景之下，对城市空间发展格局的一次重大谋划
。
特别是2019年4月，作为“东整”主要举措，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并，正式设立钱塘新区，既为设立钱塘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开启了全省各地设立省级新区的帷幕。在之后，宁波前湾新区、绍兴滨海新区、湖州南太湖新区、金华金义新区、台州湾新区等纷纷落地。
三江汇效果图
从中央到地方，宏观政策导向，也为杭州提供了推进调整的有利契机——
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指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良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上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去年出炉的浙江省“十四五”规划更是明确，要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大力培育国家中心城市。
而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厦门等众多大城市也都通过实施内部行政区划的撤并或拆分来实现城市空间的均衡化。
我们注意到，在杭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明确指出：
“杭州要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必须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着力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
让行政区划优化调整更显势在必行的是，
去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考察时，要求杭州在智慧城市和宜居城市建设方面为全国创造更多经验。使命在肩，杭州必须抓好落实、当好表率。
“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美好蓝图，在呼唤一个与特大城市能级相匹配的新型空间格局。
区划调整并不是易如拾芥，一蹴而就的。
“从2019年初开始，杭州就围绕区划调整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必要性研究、风险评估、专家论证以及省、市、区等各个层面、各界人士的意见征求，仅市、区两个层面就分别召开了44场‘两代表一委员’、老干部代表、民主党派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广泛邀请了2400多名社会代表参加座谈交流。同时还针对一些可能存在的争议和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勤介绍，通过一系列围绕理顺管理机制、区域统筹发展、加强城市规划、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区划地名等意见征求和综合研判，
认为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思想和工作基础，调整的各项条件也已经成熟。
在此次杭州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动员大会上，我们还了解到，国家、省、市三级机构编制、发改、财政、规划和自然资源、住保房管、建设等相关部门也都对优化调整方案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审核；省、市还组织省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和各方面专家进行了充分论证，杭州市政协也开展了专题研究；杭州市本级和下辖的13个区、县（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也均对此次调整都出具了意见表示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放了11997份个人调查问卷、1073份团体调查问卷，累计询问、访谈干部群众12000余人次。
正是
这历时两年上上下下、广泛细致的调研论证
，最终推动了今天杭州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正式落地。
杭州市民中心所在地钱江新城
历史文脉的传承，是此次区划调整中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行政区划优化调整过程中，必须注重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挖掘用好历史文化资源，让全市人民都能有文化认同和情感的共鸣。”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叶鉴铭举例介绍，
“钱塘”
是文献明确记载的秦代古县，也有专家认为很有可能是更早的楚国的古县，是杭州地域内设立最早的县之一，除王莽新朝改泉亭小段时间外，直至1912年并入杭县，在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是最珍贵也是最能代表杭州历史文脉的符号之一，设钱塘区将进一步凸显杭州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杭州目前大部分行政区划名称不具有城市名片功能的弱点，更寄予新区开创美好未来的期望。
位于拱墅区的拱宸桥
此外，
“上城”
是南宋皇城及重要官署所在地，集聚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历来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诞生地，在全国甚至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继续沿用该行政区名，既有利于更好传承历史文脉，也有利于传承和提升中心城区的影响力，同时与原江干区毗邻，历史上地域几经交叠，且文化相同、习俗相近，能够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
“拱墅”
之名具有鲜明的杭州特色，分别取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拱宸桥、湖墅，代表了杭州运河文化的历史内涵。
“余杭”
则多次作为杭州的古县名，公元前222年置余杭县，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有广泛认可度，符合历史沿革。
“临平”
之名东汉时已见诸多史册，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开始建镇，该区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