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基于实践的科研：对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的思考

作者：李彦颉

（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在读博士生，

大同市博物馆馆员 ）

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维也纳全体大会通过修改后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其中对博物馆的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博物馆条例》对博物馆所下的定义是：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2024年2月16日，国际博协发布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博物馆定义的演变过程其实是回应公众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要求的变化过程。从小众的研究机构转型为承载某一时空大众共同记忆、历程、情感的公共服务机构，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被放到了第一位，其研究功能也必然从强调以史学和器物研究为重，转为同时要为公众教育和欣赏起到支撑作用。中小博物馆建在基层，常展内容及藏品更具有地域局限性，对当地公众的共情效果更好，教育意义更强。中小博物馆以研究支撑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是回应社会需求的立馆之道。

目前，中小型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总体数量中占据的比重很大。科研工作薄弱的问题自建馆之初便一直伴随着中小型博物馆，时至今日仍持续存在。对于地处地县级城市的中小博物馆而言，虽然学术资源短缺的状态通过努力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相比位于省会、中心城市、重点城市的大型博物馆，其学术资源的劣势很难改变。这就使得中小型博物馆难以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难有机会承办高层次学术会议，很少编撰重要学术著作，接触和运用先进理论、方法、设备开展科研工作的机会少，与高水平科研人员合作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自身科研能力的机会更少。缺少机会，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学术能力都会受到极大影响，撰写和发表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就比较困难。而且， 目前国内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竞争非常激烈，中小博物馆面临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大型博物馆，更有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以及各高校的历史、考古、文博院系和专业。这些机构的学术资源优势比大型博物馆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文将通过科研基金获取、学术成果（论文）发表两个方面对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与总结。

（一）问题表现

1. 申请国家级科研经费难

目前，中小博物馆很难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其科研选题很难得到立项，同时已立项的科研课题又“不带中小博物馆玩”。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可明显看出中小博物馆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方面的“窘境”：（1）全国能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博物馆中，国家级和省级博物馆占99%，中小博物馆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几乎为零，且多年来没有取得显著突破。（2）博物馆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类别较为集中，主要包括考古学、中国历史，偶有涉及中国文学、宗教学。

2. 科研论文发表难

通过学术平台统计文博类核心期刊发文的各项数据（见表2），可见中小博物馆作者的发文数量较少。中小博物馆作者的科研论文主要通过与省级博物馆或高校作者合作，联合刊发。

中小博物馆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内容深度以及学术视野，相较大型博物馆和高校有着明显的差距。通过统计数据亦可明显看出，这些学术论文（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作者主要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博物馆的专职研究人员。博物馆领域的学术研究竞争激烈，学术资源又高度集中于高校、研究机构和大型博物馆，那么中小博物馆该如何寻求开展自身科研工作的突破口？我们不妨从文博类核心期刊发文的选题类型统计数据入手（见表3）。

中小型博物馆虽然专职研究人员较少，但从事展览和教育活动开发的员工同样可以开展相关内容的科研工作。依据统计数据（见表3），《中国博物馆》与《东南文化》刊发的“展示与教育研究”类型选题的论文较多，中小博物馆作者可有针对性地选择这些期刊投送相应内容的论文；与此同时，“新技术应用研究”方面的论文各期刊均较少刊发，可视为一条相对宽松的“赛道”。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小博物馆并不缺乏相关资源。相关选题论文的刊发，可参考博物馆领域的另一重要期刊《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的发文数据。该期刊对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多，并就相关选题组织专栏，如：《数字化与博物馆》（2019年第1期专栏）《展品与STEM教育》（2020年第2期专栏）《博物馆在线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专栏）《自然博物馆的展与教》（2022年第6期）《多元博物馆资源开发》（2023年第1期专栏）等。可见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对于论文的成功发表也十分重要。

（二）原因分析

1. 对科研人才培养的投入不足

博物馆想要提高自身科研工作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人才培养机制的良好运转。这样不仅可以促使博物馆内部各项管理目标得到优化实现，博物馆整体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也能得到提升，最终达成科研能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国家博物馆2011—2015年的职工构成变化数据可以为中小型博物馆的人才培养开拓思路。虽不能全盘复制，但仍可说明人才的培养是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核心竞争力。

以山西省文物局2022年举办的博物馆培训班为例（见表4），从培训内容看，主要集中于讲解员能力、文物干部能力等行政化的培训，而缺少博物馆科研人员能力提升方面的培训。这亦是山西省文博行业科研能力不够强的侧面体现。

2. 科研与日常工作实践脱节

段勇认为：当前我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纪念馆陈列的同质化问题。蒋迎春提出现有博物馆存在的问题：“高水平策展罕见……观众关联度不够，缺少互动”，并且“固定陈列多反映区域历史源流”。上官慧定指出，长治博物馆展陈创新不足主要在于“博物馆在展陈方式上改进有限，现代先进技术使用不足，展陈形式多为传统橱窗式展览模式，主要为陈列展示文物，提供基本的讲解服务等”。长治博物馆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展陈方式陈旧源于资金、城市发展、管理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样的现象还体现在山西省内多个博物馆中，也可从侧面说明科研工作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依据上文分析，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明显处于劣势。若要寻找解决现存问题的突破口，可以借鉴中小型科技馆的相关经验（见表5）。博物馆是综合性的教育基地，但就目前中小博物馆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科研工作难以取得突破的现状来看，博物馆展览和教育类科研项目是一个尚待开发与深入的领域。

表5中所列《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刊发的论文，作者均来自地市级及以下科技馆或博物馆。其中的合肥市科技馆、厦门市科技馆、郑州市科技馆、绍兴市科技馆，教育活动研发能力与水平在全国科技馆中名列前茅；合肥市科技馆、厦门市科技馆的展览研发能力也比较突出。这些论文作者大多数是展览和教育活动研发一线的职工，他们经常直接深入参与展览或教育活动的研发，而他们的刊发论文均是基于工作实践的研究成果，其见解和观点既有学术价值又密切联系实际，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也有独到之处。通过他们的论文和其中涉及的案例，既可以看出这样的研究课题对于提升中小博物馆展教能力的作用，又说明基于工作实践的研究课题可以产出深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上述统计同样可以说明，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的处女地主要在于：展览与教育相关研究、新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研究。由于展览教育活动、新型展示与传播技术等均是博物馆教育与传播的载体和形式，理应运用传播学、教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指导博物馆展教活动与传播的工作实践。但长期以来，文博领域（包括大型馆和高校文博专业）未对这些课题予以足够的重视，相关选题论文的发表数量很少，且研究深度、与博物馆工作实践的结合程度均不尽如人意。反观科技馆，在这方面却有较好的表现，如《以“问题—发现”模式引导探究式学习——“科学防疫：我来‘罩’”馆校结合课程教案》《“基于科技馆展品的项目制学习”教学设计——“鲁班的工具箱”课程教案》分别对照了论文发表之时的中小学《科学课标》，将教学目标设定为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或四维目标（科学知识，科学探究，科学态度，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科学有曰’之再现经典实验：比萨斜塔实验”教案》则采用了2022年教育部颁布的新版《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中的新四维目标（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双减”视域下馆校共育的新型情感教育与课程重构》提到台州博物馆从课程理念、目标、内容、课堂、实现形式等方面打破以往课程框架，创新性打造课程品牌，重构馆校共育课程，实施新型情感教育，服务课堂。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作为直接面向社会大众开放的文化场所，承载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以山西省为例，对该省一、二级博物馆2020、2021两个年度的年参观量、陈列展览数量以及举办社教活动的数量进行分析（见表6），可见：（1）山西省内博物馆的参观量与地域有一定程度相关，但是仍旧能说明一定问题，即环绕省会城市太原的晋中地区博物馆的参观量比较大，而其他城市因地域与交通因素参观量较小；（2） 社教活动举办应重“质”而非重“量”。对比 2020年和2021年各馆举办的社教活动，数量普遍增加。而量的增加是否真正可以发挥更好的社会教育作用，需进一步观察。举办更多社教活动，需要前期更多科研工作上的相关准备，但是实际中的许多社教活动并没有收获预期中的效果；（3）多数博物馆承办展览仍需要依靠上级管理机构的支持，从2020到2021年，各个博物馆举办展览的数量变化不大，而展览对于前期科研准备工作的要求更高。

经过上文的分析与探讨，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若要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选取适当的工作模式。

（一）理论指导实践，助力科研“换赛道”

中小博物馆面临科研的内卷局面，研究方向不仅需要“换赛道”，而且要“换工具”，即开展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应当拓宽思路与视野，将先进展览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实际应用到科研工作当中。如，《以“问题-发现”模式引导探究式学习——“科学防疫：我来‘罩’”馆校结合课程教案》《“基于科技馆展品的项目制学习”教学设计——“鲁班的工具箱”课程教案》均提到温州科技馆面向小学生开发的“馆校结合”教育项目，在教育活动设计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将“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发现式教学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厦门科技馆依托其展厅中的古代建筑及榫卯相关展品，结合小学课标中“技术发明的核心是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和“使用和制作简单的古代仪器模型”的教学目标进行活动教案开发，在教育活动设计中运用了“基于问题的学习”教学法，将教育学理论运用到社教活动当中。《引进“二元叙事结构”，深化展览科学内涵》和《博物馆展览“讲故事”方法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合肥科技馆、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在展览设计中运用了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接新课标，践行新理念，探索新模式——对于“馆校结合”的思考与实践》提到绍兴科技馆在“馆校结合”教育项目中运用了中小学《科学课标》中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科技类博物馆以教育学理论助力科研，收获了积极的效果。上述经验有些虽来自大型场馆，但是其中的思路依然可供中小型博物馆借鉴。将课标中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借鉴到社教活动当中，拓展科研工作思路，将科研工作“赛道”转向展示与教育、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以自身展览教育实践为基础开展相应研究，是目前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实践出真知，开辟科研“新赛道”

博物馆展览教育和传播实践需要以博物馆学、教育学、传播学、叙事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为开发高水平的展览、教育活动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科技馆开展馆校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国内9座科技馆的访谈调查》一文注意到：不同的教育定位会影响馆校合作形式，进一步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科技馆和学校在教育活动中的定位对于教育活动开发的影响。科技类博物馆对博物馆学与教育学、传播学、叙事学相结合的研究，既填补了博物馆理论上的空白，研究成果也由于其视角的独特而观点新颖、富有创见。也有论文提到在博物馆中运用博物馆学、传播学、叙事学理论的案例，如《博物馆化理念下中小学“校园博物馆”建设的新思路——以“校园自然博物馆”为例》《基于“学习型对话框架”的博物馆观众调查方案研究与设计——以上海自然博物馆灵长类骨架展品的亲子观众对话调查为例》《让儿童“动起来”，让知识“活起来”——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线上教学资源的分析》《针对亲子家庭的博物馆自助导览活动策划与实践——以上海自然博物馆“野孩子主题参观路线”项目为例》。上述论文所涉及的理论与研究方向均可以为中小博物馆科研工作提供指引与借鉴。

科技类博物馆在“情境”“体验”“探究”“馆校结合/馆校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走在博物馆界的前沿，而且对于科技类博物馆的实践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在教育活动开发上，极大地提升了设计水平和教学效果，这些经验对中小博物馆总体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合作共赢，突破科研资源溃乏窘境

中小博物馆面对国内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竞争激烈的局面，应寻求更高平台的学术资源。例如，目前许多中小型博物馆内部都设有图书资料室，但仅仅是一个部室。曾昭燏认为：“博物馆内常附设有图书室，然规模太小，有时不足应用，故必须与当地之图书馆合作。其合作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1）收藏文物之互借：如图书馆藏书，可借与博物馆参考；博物馆标本，亦可借图书馆研究陈列。（2）同时举行一种工作：如科学博物馆化学部举行低温展览会，可商请当地图书馆，将所有关于低温之书检出，专开室陈列，以便参观展览会者之查考。（3）同向一目的进行：地方博物馆与图书馆可就地方之需，商定一目的，共同依据一定收藏政策。如目的为研究并发展本地工业，则博物馆当多收藏本地工业产品及工具，而图书馆多购关于此类之书籍。”现阶段，全国中小博物馆的发展不平衡，与曾昭燏对博物馆图书资料的设想仍存在很大差距。与国家级和省级博物馆相比，学术资源平台共享不足，信息短缺的情况还很明显。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中小博物馆与更多非营利性学习机构，如高校、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科技馆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合作可以让各方共享各机构中丰富的学习资源，建立共享馆藏数据库，共享场地和人力资源，降低公众接触机构内资源的成本，为博物馆的学习生态体系不断注入新内容，形成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