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是德呢？简单地说，德就是道在天地万物中的体现。最高的德性是不执著于德，这样才能不著我相，使得本体德性之功用能够自然发挥出来；也才能不自以为是，自以为圣。一个人之德性伦理是不可能完美的，心灵意念是不可能没有任何邪恶杂念的，作为有限者之个人永远无法到达德性完满之境界，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无论对德性伦理的认知还是践履都是不完善和有亏欠的，那么还有可能在反思改进中趋向自我完善。相反，如果自以为是，自以为圣，只看见他人眼中的梁木，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刺，对自己的过错一无所知，缺乏忏悔和宽恕之心，只知道谴责他人，那么离德之自然，和谐，圣洁和完善也就很远了。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上德不德，所谓“不德”，即不著道德之相，亦可看作“损之又损”地做德之减法，损之又损之后，乃能“无为”，从而无为而无以为。得道的上德之人自身无为，自然合道，也以此知行合一，本真存在之无为之为的状态，行不言之教，使得周围世界之人亦受其影响而能不德有德，无为合道，各自之自然天性方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如果说上德无为是老子之道的话，那么上仁为之则是孔子的做法。道儒两家对自然人性和文明教化的认知上有些不同。道家把不受文明教化和伦理影响，没有自我意识，如婴儿般天真自然看作最为本真合道之状态，因此只须保持或回归之，即是最高状态。而在孔子看来，首先，此种自然状态已经丧失了，而最关键的是，人之为人之本质并非如动物一般无意识之自然状态，而是由文明教化和伦理意识所养成和造就，从而使得一个人因此礼乐文明的教化而获得其仁爱心性，并体现和完成其伦理本质。因此必须有为，此有为即人文经典之熏陶，礼之外在规范养成和乐诗之影响和变化气质。结果是使得人们能够恢复和造就其本来自具之仁爱善性。简而言之，人为之方法是为了达成复性之无为后果，为是为了无为。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如果说“仁”是一种内在的温厚和善意之情感心灵状态，因而是伦理行为之内在心灵基础的话，那么“义”就更多是一种外在的近乎社会和政治领域之应该和必须，即使用之于伦理领域，也更多是一种伦理之应然，有点类似于康德所说“心中的道德律。”既然如此，那么不管你的心灵状态怎么样，能不能自然地发出善的行为，在意志层面是否真的想为善，你都必须要以理性的自我意志要求自己必须按照义的要求来做。上义之为乃是道德律法之教导，而所想导致的效果则是使得人们能够在认知和明了此道德法则之后，能够以理性意识进行自我的约束和行动，以使得自身之行为能够合乎此“义”之要求。简单的说，上义为之所导致的结果是明乎此义之人自身对自己有为，自己对自己进行伦理强制，虽是有为强制，然仍属自愿。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如果说上“义”之教化是使人认识到伦理法则之应该从而自律的话，那么“上礼”则是将“义”之应该外在化形式化来规范和要求一个人的行为，既然已经规范化了，那么就具有相当的强制性。如果有谁敢不服从，那么就要对之采取强制的措施，这就是“攘臂而扔之。”一旦达到如此地步，也就很危险了。因为这表明道德仁义都已经失去了效用，而世人之内在精神情感和心理意识都已经堕落和败坏，从而无法自然地发出善之行为和进行自我约束。既然如此，那么只靠外在的“礼”之栅栏这微弱的力量，能够防止人欲之滔天洪水决堤吗！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礼如果超出伦理规则的范围而与国家暴力相结合，那就成了“法”了。强调礼的荀子之弟子韩非李斯参与治理之大秦帝国，就是不讲道德仁义，而是纯粹依靠苛酷之强制暴力来治理之国家，结果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却仅历二世，十五年就灭亡了，并伴随秦末农民起义的大乱。一个帝国的灭亡，证明了仅仅依赖礼法之外在惩戒和强制的力量来维系社会伦理和治理国家，是多么的不靠谱和危险。

道德是道家之自然无为境界，仁义是儒家有为文明伦理之教化境界，而礼法则是儒学末流之荀学和变种法家之外在强制之路径。而道德仁义礼之演变过程就是由自然而人为，内在而外在，自由而强制，精神而情感，情感而理性，理性而规范之退化过程。是自上乘法而下乘法的降维之路。

处其实，不居其华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所谓“前识”，就是自以为是之成心成见。道法自然，道本无相无为，不可思议，本来现成。一旦为虚妄心执取为“识”见，则已为道之华道之末，而对澄澈的本心之明构成遮蔽矣！此种遮蔽必将导致灵性之暗昧，也就是“愚之始”！此种愚，或曰异化，自孔子倡“仁”之人性理想始，而孟子发展而为应该之必须的“义”，而至外在规范强制之礼法。这是一个越来越偏离自然，越来越人为，越来越华而不实，越来越失去人性之本真淳朴的过程。所谓“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就是要抛弃和超越儒家之仁义礼那一套后天人为伦理文明之形式和教化，而回归道德之朴实本真，自然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