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热点 | “我者”？“他者”？巴黎圣母院大火中撕裂的舆论话语

撰稿丨林珺瑶、冯怡萱

撕裂的舆论场

当地时间 2019年4月15日 傍晚，法国著名地标 巴黎圣母院 (法语：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发生大火，火灾导致标志性尖塔倒塌。 幸运的是，两座钟楼与正门没有受到火灾波及，因此巴黎圣母院的主体还是屹立在塞纳河畔。 火灾发生之后，大量现场照片和视频被传到推特和脸书上，无数人关注着火情进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看到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中国网民在4月16日清晨醒来时发现，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已经被这场火灾刷屏。

火海中的巴黎圣母院

当巴黎圣母院——这座在人类文明史占有重要一席的雄伟瑰丽的建筑蒙难之后，网络空间形成了尖锐的舆论撕裂。 一方面，众人纷纷为这场悲剧扼腕。“失去了最爱的姑娘， 卡西莫多又失去最爱的钟楼”、 “全人类最痛心的一天”、“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悲剧一天”等话语在社交媒体中博得大量阅读和转发； 另一方面，在微博“巴黎圣母院大火”的热门话题之下，“圆明园”作为高频关键词伴随着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等 话语一再出现。这 些将19世纪圆明园所遭厄运与之联系的言论亦不乏拥趸的支持。 由此引发的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与争鸣在舆论场中持续发酵 。发生在遥远欧洲国家的突发事件却撕裂了七个时区之外的舆论场，这再次引起了我们对于 “我者”与“他者” 、 “国家”与“世界 ” 这些迷思（myth）性符号的思考。

对立的话语体系背后，实则是公众意识中 “我者”与“他者”划分边界的差异 。 对一部分群体而言，“我者”的边界总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一旦超越这一共同体的边界，就是属于他者的“非我族类”。由于中国在民族国家形成阶段的特殊历史境遇，这部分群体解读“我者”与“他者”的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与对百年屈辱史的回望； 而对另一群体来说，“我者”的边界既可以是现存的民族国家，也可以越过国家到达理想主义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疆域。由此，两套话语体系面对同一发生在他国的文化灾难时分道扬镳。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了一种西方中心的“我者—他者”二元对立思维。 在他看来，西方人在对（阿拉伯）东方的写作中建构起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这种划分对“我者”进行肯定，进而否定“他者”，赋予自我的存在以合理的意义。 这种对立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被进一步阐发，“ 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者’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 文化这时就成为身份的来源，而且火药味十足。 ”

来源于网络截图

圆明园在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之后在中国网络社会中的浮现以及其所勾勒出的争议，在笔者看来，或许需要我们对萨义德所提出的西方传统的“驱逐他者”的主体性逻辑结构反向进行思考。 借助对圆明园这一承载着中国辉煌与败落记忆的文化载体的讲述，人们实际上在进行“我者”与“他者”的界定： 通过排斥群体扼腕的情绪，否定法兰西当年作为“他们”对“我们”的瑰宝的焚毁，进而肯定并呼唤“我们”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意识。 换言之，“圆明园”在此次事件中被作为“勿忘国耻”、“为悲剧欢呼”的逻辑， 意在排斥并否定除己之外的任何“他者”，建立“我者”的中心主义 。

在笔者 看来， 这种强烈的“我者”集体性呼唤与自近代以来始终徘徊在国人心头的焦虑情绪不无关联。 近代中国，“我—他”关系易变， “主—客”易置，满汉冲突虽然终清一朝，依然难融一体，但这一矛盾到清末被中西的“我—他”所替代和压制，西方思想洪流的大量涌入，民族精神摇摇欲坠长久以来积压的文化不自信的阴影亦不曾消逝。 在这二者的矛盾交织之下，极端的对“我者”的呼唤演化成消极的“民族主义”，对巴黎圣母院的焚毁的冷漠被强制性赋予“爱国”意义的现象，似乎也有其来处可循。

作为虚幻想象的“集体记忆”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堂内珍藏了大量13～17世纪的艺术珍品，储存了古老巴黎的诸多回忆。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 这是整个法国、整个法兰西民族和全体天主教徒的灾难 ”。 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巴黎圣母院存在于雨果的小说与浪漫旅游的幻想里。这无关于身份和国别，更像是通过“ 社会所提供的的各种形式和媒介所形成、传播和延续 ”（扬·阿斯曼，金寿福，2016）的精神坐标和仪式。 每个自我都与若干个“我者”相关联，而任何一个我者都与其他或者更大的“我者”相关，因此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指向“ 一个 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过去的表述 ”（金寿福，2017），将其阐释为“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 他认为家庭、亲属、宗教、政治组织、民族都会形成对集体记忆的重构和建构，而这种重构与建构后形成的烙印就是集体记忆的所在。 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尽管哈布瓦赫自身没有明说，但他的定义中“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事实上已经暗含了“我者”与“他者”的隐喻。

“既然不是法国人，为什么要为巴黎圣母院虚情假意地感到痛心？ ”——在中国的舆论场中，这是幸灾乐祸者对扼腕惋惜者最常用似乎也是最有力的一类攻讦，扼腕惋惜者若要反驳这一攻讦，也必须先对这一点进行反思。

对于巴黎圣母院， 中国人不存在事实上族群的文化情感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当笔者在使用“中国人”这样一个词作为一句话的主语时 ，已经完成了以国别进行“我者”和“他者”的划分过程，传统意义上的族群一词的使用也是如此）。因此在中国的舆论场内，将事实上族群的文化情感认同作为“我群”划分根据的一部分人，在其话语体系的前提假设中就将自身排除在对巴黎圣母院的集体记忆之外，并以此强化自身对于圆明园的集体记忆， 尽管两者的集体记忆可能都只是一种概念性的、集体欢腾式的虚幻想象 ； 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事实上族群的文化情感已经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这个共同体的想象带来的“族群的文化情感”，即使说事实上族群的文化情感依然存在，也是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明交流带来的“世界性族群”的文化情感，由此，巴黎圣母院和圆明园的概念性想象共同作为人类文明认同的集体记忆存在，“ 我是人类，而这对人类来说是好的 。 “而这也正是大部分人乍一听闻霍金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无可抑制地感到茫然和无措的来源，与人们骤然听闻巴黎圣母院起火的消息感到的失落与惋惜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