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与纪实：十八梯

影印在纸上的肖像勾勒出这个时代关于底层生活的朴素记忆，这些都还尚且真实，并谨以此留给即将到来的未知的新时代。

由于山的缘故，重庆被分成了上半城和下半城，一上一下之间的区别如同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十八梯在下半城，解放碑在上半城，他们之间仅仅相隔一条马路。

在外人眼中的十八梯，被习惯性地理解为城中村。城是解放碑一带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村是吊脚楼、捆绑房丛生的十八梯棚户区。

在经济层面上，它们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但从社会层面来看，它们又是递进关系。重庆的经济发展因江而生、倚山而上，十八梯所在的下半城临江、临码头，自然便成为重庆居住人口最密集，也是最热闹的地方。但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断扩张，新的城市中心向上而行，原来的老城区走向衰落，被遗弃……但在这个“被代言”了落后居住条件的十八梯里，更能找到原本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被丢弃或者被侵蚀的原质。

周云舫，男，91岁，原五金公司职工；张君香，女，71岁，原南纪门街道会计。

十八梯教辅巷，原一商业局（现商社电器）职工宿舍，五层楼房。

老两口50年代就在此楼居住。这幢楼刚修好的时候非常漂亮，但如今，楼道跟老人一样，已经深深刻上了岁月的皱痕。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原住民逐渐搬走，租赁户增加，除了老两口之外，已经没有人再关心这楼了。破落的楼体无人修护，垃圾变得随处可见。孩子们曾想让老人搬出去和自己住，但是他们怎样都舍不下这幢曾经那么漂亮的房子。

王安茶，46岁，茶馆老板。

十八梯厚池街79号附1号，无名茶馆

这家茶馆1984年就开起来了，最初的老板是王安茶的母亲，现在老人走不动了，儿子就接手了这个茶馆。店里的茶钱从最初的一杯一两分涨到了现在的一块五毛，几十年来茶客几乎没有变，桌子、板凳还是最初的，甚至连茶具、茶杯也基本上没有换过。喝茶的人里面有不少老知识份子，茶馆里面贴的墨宝就出自一位老者之手，曾经他每天会坐在王安茶的这个位子上喝茶，不知什么原因，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来了。只有那些字还依然留在墙上，供人们回味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茶馆。

我希望以最真挚的态度为这个时代里那些曾经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留存下公共的肖像和记忆。为此，我摒弃了以往所有惯常的拍摄工具与拍摄习惯，选择了之前从未接触过的老式Graphic（格拉非4×5画幅）相机，试图以一种严肃、庄重的姿态让每一个站在镜头面前的十八梯居民感受到这是在为他或她——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照片的人拍下永恒的影像记忆。

摄影师 王远凌 1980年生于重庆，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为媒体摄影记者，现为自由摄影师。

中国有那么多的老城区，所谓“老街印象”的照片比比皆是，但人在哪里？照片中的人充其量不过是那些老街老房子的注脚。我的照片无非是想强调，这些表面在旧物离间下导致时间错觉而产生审美的地方，其实是因为有了居住于此的人才散发出独特的气场，让我们不自觉徜徉于自身过去的经验中。我们是来怀旧的，但怀的不是旧物，而是那些曾经有过，但已不复存在的生活，那时的我们就是现在的他们。

在创造这些影像时，我试图以最为传统的形式与他们取得某种生活关联，某种信任关系，以及某种情感共鸣，希望得以勾勒出他们的故园情怀与个人尊严，影印出他们的城市梦想与生活荣光。

李奇志，54岁，重庆垫江人，草药店老板。

十八梯正街20号，草药馆，沿街门面。

李奇志有个绰号叫“李草药”。大家都知道他姓李，只用草药治病，所以李草药的名字就一直叫了下来。李草药在十八梯开草药馆已经9年多了，草药馆的招牌不是挂在门上，而是摆在路边，硕大的白底红字写着“李草药”，很是醒目。他把他能医治的300种疾病名称全部贴了出来，并且还对应写上了攻克这些病的药方，也算是明码实价的典范。其实这些不是老李出来的，而是他老婆支的招。李草药本来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整天除了给人看病就是在看医书，很少说话，他老婆却是一个非常外向、泼辣的人。草药馆能顺利的经营，一方面是靠李奇志的医术，更多还是靠他老婆的打点。

唐贤德，53岁，热仪表厂工人。

十八梯清真寺巷2号，重庆热工仪表厂厂房，公房，集体所有。

唐贤德在这里工作了34年，这期间他都是在十八梯的这个小厂房中度过的，上班走进十八梯，下班离开十八梯。热工仪表厂是专门为钢厂生产测试钢水温度的一次性特殊温度计的，它也是十八梯最后一家尚在生产的企业。在十八梯片区即将拆迁之际，唐贤德和这个小厂也即将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是搬出此地继续把厂办下去，还是大家就此分钱散伙？

张元正，64岁。

十八梯下回水沟134号，民房。

张元正从小就在十八梯生活，一住就是50多年，如今他和老婆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依然住在这里。因为他右眼的视力不是很好，所以每天最大的嗜好就是听听收音机。从早上起床开始，张元正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和法制类节目，他觉得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法制类节目总会有些悬疑情节，所以也很好听。家里的电视通常在晚上老婆回家后才会打开一下，但多是连续剧，他不喜欢看。

虽然彼此都是重庆人，但我们之间确是那么陌生。

项目初始，交流是最困难的，明明很想给某个人拍照片，但又怕别人拒绝，所以经常装着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歇个脚，借个火什么的，搭上话之后就聊聊拆迁，扯扯闲天，对方对什么感兴趣就聊什么。为了证明自身的可靠，还在十八梯里面租了个小房间，搭建起一个临时影棚，然后把人家带过去看，起码能证明我不是游摊小贩吧。

到了后面就好了很多，手上有了一些照片，随时装在包里，想预约拍摄时就拿出来给人家看，拍完了也会打出一张来送过去。有些人的家里我会去上很多次，一来二往之中，慢慢我就成了那里的熟脸，我也给他们讲我的见闻，他们给我聊自己的过去，自然也会给我介绍新的拍摄对象。其实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建立这种关系，但那次给一个小院子的居民拍合影，有个老婆婆叫我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拍，还说：“你也算是十八梯的人”，那时我真的顿时心中一热。

何绍章，重庆人，81岁，还俗的方丈。

十八梯月台坝40号，“圆门山庄”旅馆，私房。

1948—1989年，何绍章一直在峨眉山的峨峰罗汉堂出家做僧人，甚至一直做到了庙里的住持方丈，法号“佛手”。老人说那个时候的僧人是真正的出家，种田养菜，自己自足，时不时还要周济山下的百姓。后来因为亲人变故，他毅然决定还俗下山，那个时候他已经60岁了。回到重庆，他曾先后在慈云寺、老君洞、华岩寺住过，生活也算自在。但随着寺庙的规矩越来越繁杂，这位一生无牵无挂，喜好随性的老人最终便搬离了寺庙，来到十八梯，临时住进了这里的小旅馆，后来干脆直接在旅馆外面搭了个窝棚，3块钱一天。对于白天在十八梯到处喝茶访友的他来说，这个窝也仅仅就是个睡觉的地方。

王小梅，24岁，纺织厂女工，4岁孩子的母亲。

十八梯守备街29号，民营服装厂厂房 。

王小梅来这个服装厂已经快5年了，并在这里生了女儿。虽然已经是为人母，但爱美的王小梅平常都穿着服装厂自己生产的“梦莎其尔”牌旗袍。由于听说十八梯即将拆迁，服装厂已经停工有一段时间了，可是短时间内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适合的厂房，所以复工时间遥遥无期，王小梅她们这些女工也只能每天在无所事是中等待。

冯玉珍，78岁。

瞿家沟93号，租住。

1978年，冯玉珍为了给老伴治病，卖掉了解放碑的房子。老伴去世后，她就开始了“漂泊”的生涯，四处租住。2000年，她住进了敬老院，但是由于肠胃一直有病，经常大小便失禁，她觉得这样很影响别人，又搬了出来。2009年，冯玉珍一年就换了三个住处，最后落脚到了十八梯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每个月500多的低保金，也仅仅够她药钱。在这个“家”中，老人捡来的大布娃娃便成了她唯一的伴儿。

当我看到第一张照片出来后的效果，就明确地在心里说：“对，这就是我要的。”所以后来的照片我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味道。

拍摄的过程中，除了调整拍摄位置来控制光线方向外，我几乎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一切几乎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的连锁反应。

比如场景，这里绝大部分家庭就只有一个狭窄的单间，所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拍摄对象尽量远离我的最近对焦距离，以增加画面的信息。我往往都是挤在一个小角落或者退出到门外才能完成拍摄，因此我在构图上没有过多的选择。

有些合适的场景，又很难找到恰当的光线，窗户的位置、室内的灯光都是制约拍摄的重要因素。不得已，我才想到增加光源，大部分照片都是使用一盏普通的U2影棚灯开至恒定光源完成的，我唯一可以把控的就是这盏灯的位置。

这些照片大都使用5.6的光圈，快门速度介于1/5秒－1/2秒之间。因为光圈再小，速度会变慢，很容易虚掉；光圈再大，又容易跑焦，也会虚掉。

拍摄时调整机位和灯光会花很多的时间，这个过程要不停地跟拍摄对象交流以减少他们的抵触感，聊聊他们的烦恼、不满、过去、现状、经历、遭遇，这些都会直接地影响到快门按下的那一刻，他们的状态和神情。

后期底片我并没有做额外的处理，其实这只127mm的老式镜头是为拍摄黑白底片而设计的，但搭配上富士的Pro160c彩色负片出来的效果却异常柔和，那是一种我偏爱的柔和的调子，从骨子里面透出淡淡的忧伤。当然，对于这种离别的题材来说，柔和中的平静与庄严更能够承载个人巨大的情感浓度，金庸笔下快意恩仇的令狐冲固然潇洒，但古龙书中那寡言少语的傅红雪才令人胆寒。以庄柔之静显我之离愁，于我，于他，都应该是恰当的。

踏着十八梯的台阶沿梯而上，回望，眷恋在后，举头，繁华在前。城市如此，生活亦如此。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