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专访实录：
提问：作为汇率方面的权威人士，您是否可以为我们解读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会从去年的大幅贬值，转变到今年的企稳？对于今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您怎么看？有观点认为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处在6.6-6.8之间，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管涛：确实，去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大概全年调了百分之六点几，而且主要的调整是下半年完成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去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以后，美元汇率指数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升值，在新的定价机制的情况下，推动了人民币兑美元的走低，我们看到年底市场有一些看空人民币的情绪，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一跨年，人民币可能就会破7。但实际的情况，人民币在新的一年里不但没有破7，反而还略有升值，不论是境内还是境外的人民币汇率都升了1%、2%。
主要原因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企稳的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大家的市场信心。第二个，从去年年底开始明确，我们的货币政策从稳健略偏宽松转向稳健中性，短期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金融风险，但是客观上确确实实，短期内是有利于缓解资本流出的压力，支持汇率的稳定。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年底，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比方说加强了对企业海外并购的管理和规范，重申了个人5万美元购汇的政策只能用于经常项目支出，不能用于资本项目等等，规范了跨境人民币的流动。一些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措施，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改善供求关系也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四个原因，我觉得就是美元汇率的变化，去年特朗普当选以后，由于特朗普效应，美元升得是比较快的，但是今年特朗普效应应该有所消退，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了美元汇率指数的回调，1月份，美元指数跌了2.6%，这对于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是立竿见影的。第五个原因就是海外市场CNH价格的变化，因为CNH是管制相对比较少的市场，所以它对各种信号反应更快、更灵敏，我们看到从1月4号、5号开始，CNH价格不但没有进一步贬值，反而大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国内市场情绪的改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CNH相对于CNY的价格又重新出现了倒挂，就是CNH相对于CNY是升值的，境内外的差价400多个点，也就是说一个美元差4分多钱。不但有信号作用，稳定了市场的预期，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作用，企业更多的愿意把外汇调回境内来结汇，而不是把人民币调回境内来，这样也增加了境内的外汇供给。所以这些市场的因素，政策的因素，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综合作用导致现在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地企稳。
提问：特朗普证伪的可能性大吗？
管涛：我个人认为一半一半的概率，因为什么呢？从他施政一个多月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总统，所以很多在竞选中的政策都会拿出来讨论，这是一个方面，他确实体现了说到做到的风格。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很多政策是互相冲突的，很多目标可能在付诸实施的时候，有些政策是要打折扣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可能会被证实，有些会被证伪。但具体到底是证伪的可能性大，还是证实的可能性大，还要对他的政策进行具体分析。
提问：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认为人民币不是安全资产，是风险资产，什么是造成中国资本流出的最主要原因？
管涛：人民币目前的特点还是风险资产，风险资产是什么呢？意味着当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外资通常会逃离风险资产，而更多的是转向安全资产，那就意味着一旦发生了外部的不确定性，它就会逃离，逃向安全资产的过程中，意味着风险资产就会被抛售，相关的经济体就会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从历史上我们也看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还有2011年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都对中国带来了一些资本流出的压力，外部冲击是造成中国出现资本流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刚才我们提到了日元的例子，日元是一个安全资产，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元是国际化货币，日本有经常项目的盈余，金融市场比较开放，日元可以扮演安全资产。中国这些年已经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我们也是长期拥有比较大的经常项目的盈余，我们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的汇率能够更加市场化，我们的管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能进一步地取消，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更加方便，未来人民币也有成为安全资产的潜质，特别考虑到中国不论是经济体量还是金融的体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人民币未来是有安全资产的潜质的。
提问：您一直在强调要“构建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怎么样才算是宏观审慎？
管涛：我觉得宏观审慎的措施更多是基于价格的手段、市场的方式，它要取代过去传统的行政手段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而且我们观察到，首先国际上对于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并不是排斥的，它是允许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
当然国际组织更多地鼓励、提倡用价格的手段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而减少对行政手段的依赖，因为行政手段相对来讲不确定性比较高，经常是一刀切的，而且对于市场主体来讲，不可交易是最大的风险，价格的手段都可以反映为成本的变化，就像“托宾税”的概念，为短期资本流动掺沙子，但是它还是可以交易的，只不过是成本提高了，来影响市场的交易行为。如果说这个交易原来可以做的，突然宣布它不可以做了，不可交易了，这对于市场主体来讲就有很大的交易风险，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最近出台的一些措施是对国内的企业在海外并购带来了一些影响的。
而我个人认为，将来我们应该更多使用一些价格手段来替代行政手段，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宏观审慎的措施已经不是危机应对的手段，而是变成了常规的手段，像一些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它在引入了金融交易税制度以后，形势恶化就把税率提高，但是形势平静的时候，不是取消这个税，而是变成零税率。此外，不但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在引入宏观审慎的措施，实际上有一些发达国家，像欧盟前些年就研究讨论过要在欧盟内部引入金融交易税制度的安排，中国将来如何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我觉得构建一个宏观审慎的措施、一个管理框架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金融风险最重要的是房地产泡沫，还是说我们现在脱虚向实还没有落实好？
管涛：我觉得还是脱虚向实，但是这个事情涉及到供给侧改革就离不开金融供给侧的改革，不论是我们现在企业端的融资难、融资贵，还是资产端的，大家没有什么可投的产品，实际上都涉及到金融供给的问题，无论是产品的供给还是制度的供给等等，这些都是很缺乏的。
提问：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很多热衷于海外配置资产的人就不得不把主意打在了房地产上，现在房地产限购限贷，您刚说金融产品选择局限，您认为对于大类资产配置或者说投资有没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管涛：我觉得还是把握方向，金融改革总的方向是要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应该说股权投资在这方面还是有机会的。
提问：是一级市场吗？
管涛：一级市场，包括二级市场应该都是有机会的，权益类的投资应该有机会。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把握转型升级的机会，站在风口上，这方面也会有投资的机会。
提问：我们看到最近港股市场表现强劲，是不是海外资本比较看好中国经济，进而投资中字头的股票，A股也有所走暖，那么对于2017年的资本市场，您谈一下看法？
管涛：我个人总体上对资本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首先是经历了2016年的市场调整以后，应该说投资价值开始显现。第二，我觉得过去这一年多时间以来，监管部门加强了监管，应该说对于改善市场运行的秩序，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是有积极帮助的，这样让大家愿意在资本市场做一些布局。第三，总体上经济开始出现了企稳的迹象，包括我们企业的盈利也在改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对于提高投资者的回报是有帮助的。第四，本身我们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包括我们在推动一些国家战略的实施，比方说“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还有国企的混合制改革等等，有很多市场机会。当然，这需要监管部门有效的监管，要打击炒概念、讲故事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真正让投资者通过理性的投资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保持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号，这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