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世奇，祖籍浙江绍兴，1932年4月出生于天津。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1年4月，调至北京市政策研究室工作。1960年复学回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代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
石世奇先生(1932—2012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跨度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石世奇先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改进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石先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学术贡献，对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用现代经济理论系统归纳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石世奇先生师从赵靖先生，参与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等著作的编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石世奇先生主张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古人的思想，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他系统梳理了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指出，“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包括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经济思想都不仅是从人的欲望出发，而且是从人的欲望和欲望的满足的关系，即荀子所说的‘欲多而物寡’出发的”。这就是西方现代经济学所指的欲望与稀缺的关系。石先生认为，先秦各家不仅提出了自己对欲望与稀缺的理解，还提出了各自的协调解决方案，而这些主张上的差别，根本上是由所处的社会背景(春秋早期和战国时代)和自身立场的不同决定的。儒、墨、道看到了人的欲望和物的稀缺的对立性，主张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宁，儒家有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道家有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墨家有救民于水火的理想。而法家则主张通过刑赏来满足不同人的欲望和需求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石先生的这一观点继承了赵靖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探讨，并且在探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耦合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被奉为圭臬，作为副主编的石世奇先生，对该书的很多观点和见解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秦到西汉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其间形成的诸多观点构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框架，尤以“善因论”和“轻重论”最为重要。石先生分别就这两种代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明确指出：“善因论是一种和轻重论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它反对封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它的基本主张是放任。”并且将司马迁这一思想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其作为庶民地主商人利益的代表，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对汉初至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策的理论总结。他进一步对司马迁提出“善因论”主张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探讨，指出司马迁认为经济发展有内在动力、各部门分工自然形成、社会经济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这些分析为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思路，并且被继承沿用至今。
与“善因论”相对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还存在着主张政府干预的“轻重论”，并且这一主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石先生在《〈管子〉轻重论初探》一文指出：“‘轻重论’的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并将这种理论理解为封建国家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全文从商品的价格、货币与五谷、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轻重论”的内容，并且分析了封建王朝运用轻重之术的几种方法，如控制经济、掌握谷币、尽可能垄断控制各种商品、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等。相比该文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石先生在《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则侧重分析了“轻重论”在汉武帝一朝的实践效果。文章将武帝干预社会经济的措施归结为建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推行告缗令，实行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设置均输、平准等四项措施，并从国家财富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方面考察了桑弘羊利用轻重之术治理国家产生的效果。石先生用现代经济理论系统归纳了“善因论”和“轻重论”等传统主流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肯定和认同，并且成为了该领域研究的范式。
拓展了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石世奇先生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治生之学”，拓展了学界在中国商业管理思想上的研究。他于198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黄金时代》一文中指出：“春秋末至西汉初，治生之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以增殖货币财富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治生之学主要是商业经营学，广义上也包括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生息资本的经营。石先生将这一时期治生之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经营行业、地点和方式的选择，经营实际，资金和用人等问题，围绕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并结合范蠡、白圭等富商巨贾的经营之道展开了详尽的研究。认为春秋末至西汉前期之所以成为治生之学的黄金时期，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工商业干预的减少，学术思想活跃和好贾趋利、舍本事末的社会风气共同造成的。文章将经营时机分为自然的时机、政治上的变动和市场上商品价格变化的时机。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阐述了“欲长线，取下谷”和“廉贾归富”两种经营理念的意义。这种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传统经营理念的分析范式成为之后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研究的规范，也是石先生在该领域研究上的贡献。
石先生还将对商业管理思想的分析拓展到明清之际的封建商帮，对中国封建四大商帮之一的徽商，围绕着“贾而好儒”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徽商的“儒行、儒风”总结为重视做人和经营之道、经商的同时读书学习、热心教育文化事业等三个方面。徽商重视育人之道，既善于求利，又讲究精诚合作，体现出高尚的品格。其喜好传统文化、热衷读书是因为通过读书学习，既能提高自身修养品德、提升文化素养，又在以史为鉴中提高了经营能力。而徽商“贾儒”的特点更通过设立书院、资助考生等举措，对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得到了证明。石先生认为，徽商的“儒行”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道德保障，指出研究徽商对于理解历史和指导改革的重要意义。石先生对明清商帮的研究，是继赵靖先生对晋商的研究之后，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传统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的又一份瑰宝。
补充、完善了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链条
先秦到西汉初年是中国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黄金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量精彩的经济思想井喷般涌现，奠定了之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正由于此，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多集中在对先秦至西汉初年，虽然也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他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但成果较为分散，远没有将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串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石世奇先生在担任副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与赵靖先生一起，对补充完善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链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石先生对东汉的桓谭、王充、班固、王符、崔寔，唐代的白居易，南宋的陈亮、叶适，明代的丘浚(濬)、王阳明，清代的魏源、许楣、许梿等人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篇的考察和分析。通过对这些人物经济思想的分析，他不仅完成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编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完善了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链条，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比如，石世奇先生对东汉前期代表性的三位思想家桓谭、王充、班固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经济思想，文章将王充著作中有关经济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类：1.重视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要;2.关心社会贫富问题;3.论述了增加投入对生产的作用;4.关于交换和价格的一些命题。文章认为，王充对社会发展和经济问题的认识，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指出王充在考察社会时，非常重视经济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并且提出了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石先生对于王充经济思想的研究，很好地弥补了前人在东汉经济思想研究上的空白，其将哲学观与经济思想相结合的分析模式，也开辟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
再比如，石世奇先生提出了对白居易经济思想的独到理解——后人多认为白居易重轻重之术，却多忽视了其中的黄老思想。他认为，“黄老之道与轻重之术相结合，构成白居易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白居易把“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视为理想的社会风气，主张“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尚宽简，务清净”，这些都体现出他对黄老之学的信仰。但由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社会经济往往出现不平衡，白居易还是主张政府运用轻重之术，对社会活动进行调节。白居易所主张的调节社会经济，实际上是围绕货币和商品的价格之比——即轻重之术来调整农工商三者间的利益关系。白居易调节社会经济的思想，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轻重论”，但本质并不是以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为目的，而是旨在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农工商之间利益的和谐，“即所谓‘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石先生的结论是：吸收“轻重论”调节社会经济的方法，而摒弃国家直接参与工商业经营的做法，是黄老之道与轻重之术相结合的结果。
再比如，石世奇先生对南宋时期分属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陈亮和叶适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两人的功利之学实际是抗金复土和国家富强思想的体现。两人相较，陈亮在经济问题上的论述较少，主要涉及欲望问题、农商关系及富民问题、土地问题等几个方面。而叶适在经济问题上，不但多有议论，而且有所作为，在探讨中，对一些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公开驳斥，其反传统的思想具体表现为：1.宣扬功利主义;2.反对美化井田制和复井田的主张;3.主张“保富”，反对抑兼并;4.主张“扶持商贾”，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公开批判。除了上述经济思想，叶适也对理财问题从意义、指导思想和方法等方面有较多正面论述和阐发，但这里的理财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家庭开支，而是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同样，由于心怀“国家治道之兴废”的远大“功利”，叶适为理财正名的同时，又可以对财持超然态度。
石世奇先生分别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链条作出了饶有意义的补充和完善，有着重要的价值。
引导学科发展，强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石世奇先生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还积极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改革发展的现实相结合，促进该领域不断与社会前沿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命。
在发表于1995年《中国经济学说辉煌的过去与灿烂的未来》一文中，石世奇先生回顾了中国经济学说辉煌的过去。文章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整个国家经济、财政的富国之学以及研究个人和家庭从事生产和经营以发家致富的治生之学”。在此基础上，石先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并期待更多受过国内外良好、严格训练的青年学者能够加入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来。
他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建设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1.古代经济思想中对道德的重视具有规范市场竞争的作用;2.“轻重论”“善因论”等思想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启发借鉴作用;3.发达完善的治生之学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启发借鉴作用。通过以上观点，石世奇先生强调，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是丰富而包含精华的，并且对当代经济发展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石世奇先生一生不慕名利、潜心治学，自20世纪60年代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冷学”的研究，为其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如今，先生桃李满天下，子弟早已遍及四海，在今天，继承和发扬先生这种扎实治学、不为名利所惑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回顾石世奇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不仅仅要学习先生研究问题的方法，更要将先生的治学为人之道发扬光大。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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