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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到文革结束的“前三十年”,中国 第一监狱——秦城监狱中关押了大量与高层政治斗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党政要员本身,他们的秘书也随之进入秦城,成为一类特别的住户,仅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就包括李锐 、师哲 、陈伯达、阎长贵等人。
陈伯达无疑是其中最特别和复杂的一位。他是货真价实的“秘书族”，为人也“灰溜溜的”, 自称“小老百姓”,却又位列政治局常委,属于政治斗争的主角;他的政治面目一直游移不定,是老干部中的造反派,文革中期因为反张春桥入狱,却在文革结束后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政治定性比曾经的极左红人“王关戚”更重;他和毛泽东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李锐关系 不睦,曾被李锐称作“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人”,却对毛忠心耿耿,在秦城高墙下的 8 年岁月里,乃致成为政治木乃伊的晚年,仍旧追念毛泽东早年 的恩遇。
陈伯达秦城内外的人生沉浮,实为一份耐人寻味的历史和人性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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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伯达是在1971 年9 月13 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
在秦城监狱管教干部、曾任监管处长的何殿奎的记忆中，陈伯达是一个灰溜溜的人物，不像其他文革大人物那样头角峥嵘。从大人物成为阶下囚，陈伯达的畏葸心态在秦城囚室里体现得特别突出。注1
初到秦城，绝望的陈伯达把住囚室门口不肯进去，呼喊了一句“我救过毛主席!”根据陈伯达晚年的回忆，这件事指的是1948年春天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期间，因为特务告密，国民党飞机轰炸毛住地。住在毛附近、提前听见飞机声的陈伯达一路奔跑呼喊着到达毛的院子，说飞机就在头顶上。毛这才决意离开，绕过一堵墙炸弹已经夷平了院子。
这件事在文革后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有不同说法，聂荣臻称当时是他跑到毛住所架起毛躲避炮弹的。四人帮倒台后，毛泽东当时两位警卫员的回忆中也没有提到陈伯达，但同时也没有提到聂荣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认为，这是出于文革后的形势抹煞了陈伯达的事迹。陈伯达自己对此显然很看重。直到晚年的口述中，他还不无委屈地申辩道：“如果是反革命，有这样忠心掩护毛主席的反革命么?”1988年，公安部向陈伯达宣布刑满释放，来日无多的陈伯达在朝阳医院的病床上再次表白了这一往事。注2
文革后期，陈伯达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同住看管。在牢房里，陈伯达曾经多次“寻死”。他晚年回忆，刚进秦城时，睡在一间条件恶劣的监室，铺的是草垫子。晚上他在被子底下偷偷用牙齿咬破手腕，却因为流血很快止住而未能成功。以后他换到了比较好的监室，这种私下自杀就此中止，“自杀情结”却未消失，演变成为在看守面前寻死，作势欲拿头撞墙，每次都需要两位战士左右挟持。
何殿奎被调来专门监管陈伯达。何殿奎住在陈的牢房旁边，时间一长，看出陈自杀是假意，故意命令战士放开手，任陈伯达去撞墙，陈伯达颓然而止。
冲突后三四天，陈伯达请求见何殿奎，当面打自己的嘴巴。何殿奎正色告诉他，“今后你的一切由我监管，胡闹不行。”
何殿奎说，陈伯达在秦城中的另一表现是爱幻想。认为自己“临门表功”改善了监狱处境是一例。另一例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陈伯达在狱中变得很不安分，总认为江青办完了毛的丧事，会来接他出去。即使当年在中央文革被江青欺压，他仍旧抱着这样的幻想，却不料江青不久也前来秦城“做客”。
陈伯达“不安分”的表现是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以后陈伯达开始拄拐行走，逐渐恢复正常。
这段经历，陈伯达回忆录的记载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变成了冷水，年届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陈伯达入狱后生活有一定优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后期享受过每月60元的标准，“比家里吃得还好”。但总体仍旧不乏艰苦。8年间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又难于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陈晓农第一次探监见到父亲时，陈伯达的军服棉袄和棉裤都已磨破，边沿露着棉花。
在准备组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期间，陈伯达的优待被中止，搬入一排平房单身囚室居住，条件比以前差得多。注8 陈伯达回忆录则称，当时报纸上登了一篇周培源的文章，批判陈伯达的反相对论。陈对看守发脾气，称自己并未反对过相对论，周是胡说。陈认为是自己的“不识相”导致了取消优待。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18年徒刑。当年8月15日，陈伯达获得保外就医，是“十主犯”中最早离开监狱的，并且留在北京。
在陈伯达的晚年经历中，胡耀邦和周扬起到特殊的作用。根据陈伯达回忆录记载，陈保外就医初期有和中央书记处的联系渠道，直到1984年才中断。胡耀邦曾指示“陈伯达不要老是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意义的东西。”周扬则曾经和陈伯达会面。
陈、周两位中共高层不同领域的理论权威，在文革前的年代并无交集，周扬在文革之初被打倒时，陈伯达亦批判过周扬。文革中各自关押于秦城，周扬在狱中听到了广播不再出现陈的名字，知道陈倒台了，“感到很难过”。文革后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周扬和几位老干部一起帮陈伯达说了话，主张对陈伯达予以区别对待。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周扬曾邀请陈伯达去家中长谈，成为唯一一位与陈伯达有直接接触的高干。陈伯达表示刑满释放有机会愿意到周扬领导下的文联做点事。此后周扬还帮陈伯达发表了两篇在秦城狱中写的学术文章。不久，周扬因“人道主义”挨批，陈伯达亦被再次点名批判，二人各自处于困境，并不约而同进入医院，只能相互托人问候。
周扬于1989年7月底去世之时，病榻上的陈伯达写下挽联“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强调了周扬的早年功绩。一个多月后，陈伯达亦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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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陈伯达和毛的另外几位秘书田家英、李锐、胡乔木等普遍关系不好。
文革初起，李锐被用专机送到北京，于1967年底被投入秦城，原因可能是在交代材料中不合时宜地揭发陈伯达。1967年7、8月份，李锐身在安徽磨子潭水库，北京来人持中办和公安部落款和公章的介绍信，自称是周恩来领导的专案组人员，要求他交代与田家英、胡乔木、吴冷西的关系，当时田家英已自杀，胡乔木和吴冷西都被打倒审查。李锐答复说现在毛主席身边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是陈伯达，并给周恩来写了信。当年11月，专案组来人退回了信，称不能转交。注4
李锐对陈伯达的看法，可能含有延安整风的记忆。李在抢救中是挨整的，陈伯达却是成功跟风者。据单世联《革命人》一书记载，1940年，陈伯达曾与王实味就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陈伯达得知毛泽东提着马灯读了他反对王实味的小字报，兴奋得大呼“赶上了，赶上了”，从此陈伯达果然平步青云。在两年后对王实味的集体批判中，陈伯达说早就嗅出了王的托派气味，将王比喻为蚂蝗。
在十多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见风使舵，又增添了李锐对他的反感。庐山会议早期，陈伯达发表了对其福建家乡农村的调查，对大跃进有所指摘，与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看法基本一致，四人还曾散步闲谈吟诗。23日毛发表批彭讲话后，陈在小组会上成为受批评对象，“称病不出”，此后在8月14日的黄克诚检讨会上“赤膊上阵”(李锐语)批判彭德怀，将彭指控为高饶集团的主要头头，想要推翻毛和中央的领导。客观地看，陈的调子并不比当时的罗瑞卿、刘亚楼等人更高，但足以引发李锐和田家英的恶感。当年10月陈伯达发表长篇论文《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清算彭德怀在延安时期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账以及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庐山会议转向后，其他人亦多有批彭的“奉命作文”，但陈伯达此文被公开发表。
田家英对李锐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田家英早在陈伯达手下工作，据陈伯达说，他推荐田成为毛泽东秘书。但由于个性不同，二人却渐生嫌隙。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透露了田家英对陈伯达产生恶感的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在1956年，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共八大决议，自作主张“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句论述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一句教科书式的表述，被认为是八大主要的理论成果，当时却引发了毛泽东的恶感，当场对身边人说：“这句话不好”。虽经表决通过，不久毛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议实际上被推翻。经沈志华考证，这段论述的基本意思毛本人已经在八大之前谈过，陈伯达在毛批示“付印”的定稿之外加上去的这两句话毛可能也看过，只是匆促之下未作修改。注5
由于毛泽东事后宣称陈伯达这句话没有经他看过，属于“越权”，自然引起了同为毛泽东秘书的田、胡的反感。另外，胡乔木在该文中还说，“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
田家英告诉李锐，陈伯达自诩闲云野鹤，却对无权势满腹牢骚。他在中南海的房子已经很舒适，但还想方设法装修，却遭到中央办公厅的拒绝。田家英最反感的是，陈伯达经常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跟风”正是“谏臣”田家英以及李锐无法容忍的。直到晚年，李锐仍旧在谈话中鞭笞陈伯达的这一作风。
奇怪的是，“跟风”的陈伯达却往往出轨翻船，前文的八大决议“私货”之外，1958年的郑州会议，陈伯达跟风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理论，遭到毛严厉驳斥，事后痛苦至极，李、田却毫不同情。注6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已经进入秦城监狱的李锐和师哲都被要求揭发陈伯达。李锐曾对媒体称，当时他的态度很爽快，这是他久已等待的结果。师哲也“很愿意写陈伯达的材料”，但保卫干部出身的他很慎重，因先前他曾被传达过，陈伯达属于被保护的“钢铁圈”中人物。一直到专案组人员不得已拿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才答应写材料。陈伯达与师哲早年同有留苏经历，让师哲检举陈伯达，正可达成其“托派”“苏修特务”罪名，以后的中央专案组文件中即称“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
对此次检举，师哲晚年颇有悔意，称：“给我加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又说：“陈伯达不过是个过渡目标，批判陈伯达却要师哲开头，用心何其良苦!”注7
对于陈伯达与其他毛泽东“秘书族”的矛盾，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称，“撇开陈伯达与田家英的个人恩怨不谈，他们之间的矛盾——大体仍属于文人相轻类型的矛盾，性格冲突居多，政治是非少。”而毛对秘书们的态度，正如耄耋之年的李锐曾告诉笔者的：并无恩义，只是使用，因他对于知识分子从骨子里不信任。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关怀警卫、司机这些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这些人也更容易崇拜毛。注8
晚年提及毛泽东文革中亲手打倒自己，陈伯达对其子陈晓农称：“他(毛泽东)老了，思想不正常了，才会这样。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记恨他。他以前待人是很宽厚的。”可见即使经过秦城炼狱，陈伯达对于毛泽东依旧一生愚忠，并无李锐和田家英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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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秘书和中央文革组长，“大人物”陈伯达的政治角色和他的整个人生形象一样，暧昧不清，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色彩。
陈伯达上世纪初生于破落秀才之家，曾为小学教员，1927年加入中共，以后留苏，回国后曾在大学任教。延安时期，陈因其年龄偏大而被浦安修戏称“老夫子”，绰号大为流行。实则不单指其年龄，更在于陈暮气沉沉的书卷气，这或许与陈早年的私塾经历有关。当时陈在马列研究院工作，理论水平获得毛赏识，1939年调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秘书，此后开始了31年的政治秘书生涯。陈伯达笔头来得快，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书，成为中共“理论家”之一。1940年与王实味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笔战，则使他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
1949年陈成为中央委员。1949年前后，陈虽多有兼职，但一直没脱离毛政治秘书角色。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所谓“五大秘书”，排名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1958年的“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之初，陈伯达更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文革组长。
虽然“位极人臣”，陈伯达始终没有脱离小心翼翼的秘书角色和“老夫子”的灰色气质。根据多位当事人回忆，陈伯达穿着土气，喜欢戴一顶老气的帽子，有一些看似不符合大领导身份的习性。在下基层调研以及与下属接触中，陈伯达比较平易近人，不讲究吃喝和摆排场，1961年在天津农村调查人民公社期间，曾经亲自拾粪，拒绝当地的保安措施，又死活不吃鱼肉宴席，给当时的中央政研室干部王广宇留下很好的印象。
曾在中央文革工作的金敬迈对“组长”陈伯达的印象也不错。与别人认为陈伯达“虚伪”不同，他觉得陈还是相对真诚的。在狱中，他曾拒绝按专案组要求揭发陈伯达，“觉得陈伯达比他们那帮人都好”。他称陈伯达不愿抛头露面，照相时都往后缩，当中央文革组长是被迫，在江青面前相当于“儿皇帝”，干什么都是错。至于陈伯达后来投靠林彪参与倒张春桥，“也没错啊”。注9
陈伯达喜欢自称“小小老百姓”，阎长贵回忆，他不论见到高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是双手一抱拳，如此开场。这句自况被江青斥为逃避责任，后来又被毛加上了后半句“大大野心家”。但陈伯达虽贵为政治局常委，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又领导《红旗》和马列研究院，却仍旧不过是毛的忠仆而已，不能和别的常委相提并论，他的“小小老百姓”多少是自知之明。
早在1960年，陈伯达的长子陈小达因和毛泽东长女李敏恋爱失败自杀，即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蒙上了阴影，其中难以排除有毛本人的施加影响。毛泽东对于陈伯达这位理论合作者的态度一直很复杂，其中难免有忌才心理，下面一例即可为证：
1949年底访苏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陈伯达也在座做记录。谈话中提到蒋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不错。并端起酒杯向陈敬酒。陈伯达脸涨得通红，受宠若惊，且与斯大林交谈起来。回到住地，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说：“像什么话嘛!你去告诉陈伯达，今后他不要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了。”注10
文革之初，陈伯达属于被划圈保护的人物，然而“九大”召开之前，陈伯达代拟的报告草稿反常地被毛原封退回，显示两人数十年的政治理论合作出现裂痕，毛此时已觅得比陈更为得心应手的理论仆从张春桥和姚文元。1970年庐山会议的一时错辨风向，即被毛称为“船没沉，老鼠先跑了”，举手之间彻底打倒，欲求“面圣悔过”而不可得。
在中央文革，陈伯达实际是挂名组长，真正的掌权者是“第一副组长”江青以及“顾问”康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王力和文革办事组成员王广宇、阎长贵回忆，陈伯达在江青面前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穆欣和王力回忆，陈伯达自称为“刘盆子”，当其在会上意见与江青不一致，就会被拉到一边“做通思想工作”，其做通的方式，往往是像对小孩那样训斥，如直呼为“熊样”。江青之外，在文革小组中，陈伯达的权势甚至不如戚本禹，戚本禹经常公开奚落陈，并曾攻讦其“接受陶铸礼物”的“过失”。
陈伯达在文革极左派中的角色，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的邓小平的看法自然更具说服力。1972年，趁陈伯达和林彪先后倒台，邓小平从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给毛写信寻求谅解，表达复出愿望。在对陈伯达事件的表态上，邓小平说：“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在这样一封关键信件中的表态，可以代表邓小平及一般党内老干部对陈伯达的态度。注11
陈伯达的困境在于，他是一个缺乏承担的人，但恰恰推脱不了加在他身上的名义和责任。作为毛泽东用来驱动文革和打击对手的一根棍子，陈伯达并不是像江青、康生、戚本禹那样天生的棍子，而更像是一根橡皮棍。甚至在文革初期，他对于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背景并不知情，下令《红旗》始终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但他毕竟是棍子。仅是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整理发动文革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文化革命”名称的提出，就足以让他难以脱卸对文革的责任。何况他还与导致近3000人死亡的“冀东党”冤案难脱干系。陈伯达在晚年回忆中认为，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提出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有是“随便接见一些人，偏听偏信，乱说瞎说，使一些同志受了难”。
在江青、林彪两大集团之间的危险平衡术，使陈伯达终究过早落水，却又在文革结束后成为他脱不去的干系。“两案”判决书中，让陈伯达在判刑中的次序引人注目地处在两个集团成员之间的“灰色地带”，承担了来自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责，却又面目不清。
文革结束后上书中央为陈伯达辩护的前同事王力，在书中称“文革头一年，我与他(陈伯达)朝夕相处，才知他品德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注12问题在于，陈伯达左右逢源的本领似乎并不高明。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文革之初回护刘少奇，王关戚挨整后疏远江青接近林彪集团，从个人得失上说都是败笔，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毛的对立面。
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其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评论陈伯达说：“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就陈的命运看来，说其性格懦弱易变比称其善于权谋更符合事实，这也是其子陈晓农的看法。
陈被打倒后，曾经集六顶帽子于一身，其中最重要的是叛徒、特务、托派，以及高饶反党集团分子。陈伯达曾于1930年代初在天津被捕，转押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判刑两年半，在狱中得了淋巴腺结核病(俗称“老鼠疮”)，后经人营救保释出狱，出狱时曾签署悔过启事，此事在文革陈倒台后成为陈的“叛徒”罪状。陈本人辩称他出狱签署的只是一般的悔过启事，并非类似薄一波等人签署的“反共启事”。但毛泽东在对黄永胜检讨书上的批示，钦定了自己前任大秘的“叛徒”性质：
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
叛徒罪名后面紧跟着“特务”帽子，由于是“御赐”，直到文革后仍难以取消，却找不着上下级组织，成为一个“特务单干户”，类似于饶漱石的“单干反党分子”。
另外一顶帽子“托派”，则是源于陈伯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中山大学大批同学曾由于反王明、米夫被打成托派，陈因此扯上托派嫌疑。此外，解放初陈伯达陪同毛泽东访苏后回国，途径东北曾短暂停留，帮高岗修改文章。陈伯达倒台后，“高饶反党集团分子”这顶帽子也就顺便落在了头上。
1973年8月，中央通过决议，将陈伯达、林彪、叶群和隔离审查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李雪峰等人一起开除了党籍，但并未通知秦城中的诸人。文革结束后的中央特别刑事法庭上，陈伯达进一步成为刑事罪犯。
对于自己的文革经历，被告席上的陈伯达似乎不堪回首，却无意中揭示出某种历史真实。他在审判员询问为何要违反法制指使将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时，答称：“当时呢，我是处在发疯的时刻，其实人是有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了。”
在审讯他和谢富治罗织所谓“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冤案(中央文革试图利用一个天津卖煤球工人到外交部街道邮筒里投传单引发的案件，将刘、邓、陶、彭、罗、陆、杨、谭、安、薄等人全都牵连进去)时，陈伯达再次长叹：“这个发疯的人啊!发疯的人是会有的。我不能担保当时参加专案的人，没有发疯的人。”注14
实际上，作为“文革红人”或“疯子”的一面，掩盖了陈伯达的另一面。文革中反对“出身论”遇难的遇罗克，其思想资源即部分来自于陈伯达的讲话，陈曾两次与“联动”红卫兵辩论和在讲话中表示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为此险些被红卫兵揪斗。注14反对“老红卫兵”的出身论，体现了文革初期的复杂局面，以及陈伯达作为“文革左派”本身的复杂性。
另外则是前文所述的在八大决议中强调“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批判为塞进私货。文革中为“九大”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题阐述发展生产力，稿子被毛弃而不用，后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1963年，陈伯达提出，应当以电子技术为核心，发动中国新的工业革命。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再次给毛泽东等写信，提出应当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为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的半导体热做了铺垫。
甚至，陈伯达还可能推迟了文革的发生。王力回忆，1964年底，陈伯达得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23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有严厉批评刘少奇的内容，找到王力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两人商量后约请了彭真和陶铸分别去找毛当面检讨。虽然这最终没能挽回毛与刘的决裂，但实际上推迟了毛的摊牌时间。注15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在提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没有点陈伯达的名。身在秦城监狱的王力注意到这一细节，向中央写信指出“陈伯达的另一面”，共有八点，包括前述的诸情节，以及陈伯达在文革初期设法保护刘少奇等，建议假释陈伯达。但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政治气氛变化，陈伯达逐渐再次与“四人帮”捆绑在一起。
从一个富有旧文人色彩的知识分子，到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秘书;从文革之初“老干部出身的造反派”到秦城囚徒，以致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陈伯达的政治命运和评价殊堪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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