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看了一部包含法国关键元素的电影
一个官员做了官僚式的演讲
然后我们唱响了马赛曲
这是玛丽·勒庞的噩梦：221个不同肤色的人齐聚在巴黎先贤祠，等待着被授予法国国籍。我的美籍妻子和孩子就在其中。当我的妻子在若干年前开始着手申请法籍时，我还满不在乎。随着英国退欧，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收集申请法籍所需要的、足以耗尽一生的文件。
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生活过，2002年才搬到巴黎，因为这里房价便宜。特蕾莎·梅说我这样的人是“无根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但是在先贤祠——法国埋葬伟人之处，我知道她错了。
入籍仪式毫无疑问是法国式的。早晨八点半，我们冒雨站在先贤祠外。一开始人们互相推挤，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制止。他们迫切地提醒我们：他们代表着国家，而我们仅仅只是公民。然后我们坐等了近一小时，而工作人员不断地用数日子的方式测试音响设备：“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221个人显然已经成为了巴黎人，因为他们相对无言。如果这是美国公民的入籍仪式上，我想每个人回家时，都已熟知所有人的生平事迹。
梅嘲笑了一群无根的都市精英，但是我们这群人显然就并非如此。尽管他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大部分人显得寒酸和衰老。许多移民来法数十年后，看到自己的法籍孩子长大，并意识到自己会终老于此，于是归化入籍。
最终，一个发言人把我们迎入了先贤祠。他告诉我们，从伏尔泰到玛丽·居里，都长眠在我们脚下的墓室里。他还鼓励我们：“其中一些人，就像你们，并非生来就是法国人。”例如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是波兰和意大利混血，原名阿波利纳里·德·科斯特罗维斯基，但他在一战中为法国而战。
我们观看了一部包含关键法国元素的电影：游行示威者、喷气式战斗机、祈祷的穆斯林、市场上的买菜的人、在车站持械巡逻的士兵。接着，一个官员做了官僚式的演讲，然后我们唱响了马赛曲。我的孩子熟知这首歌——有时，他们在生日聚会上和移民家庭的朋友们合唱马赛曲。
官员列举了每个人的祖国，从阿根廷到孟加拉国，从俄罗斯到塞内加尔。当她说到“两百二十个新法国人”时，人群自发地欢呼起来，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国家的移民，他们终于获得了一张改变命运的文件。
当仪式结束的时，我们还沉浸在奇迹般地身份转换中。接着，公职人员把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我后来才知道，尽管我们是第一批在先贤祠入籍的人，这场仪式只是预演。下一批增加了现场音乐，其中一个名叫大卫的25岁智利人，讲述了2015年11月，他在巴塔克兰剧院被恐怖分子劫持为人质的经历。当一个恐怖分子问他，“你怎么看弗朗索瓦·奥朗德？”大卫答道，“我没什么想法，我不是法国人。”大卫回忆道，当恐怖分子发现他是智利人时，“我感到他失去了兴趣，有些东西从他的眼神里消失了。”大卫得以生还，仍然决定加入法籍。
那时，我们一家人正在附近的咖啡馆里，吃着可颂面包庆祝。我的家人有了法国和美国双国籍。我的女儿说，“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我只觉得，他反复测试音响真浪费时间。”我告诉她，若非如此，一个世纪以后，她的曾孙子里奥或者曾孙女索菲将拼命地寻找她归化法籍所需要的材料。
我的妻子也不觉得自己变得更法国：“我本来以为可以变瘦些。”但她很高兴自己在打折季加入法籍，因为她为入籍仪式购买的鞋子打了六折。我的一个儿子说，他感觉很“平常”，他为马克龙总统没有出席而感到失望。另一个儿子耸了耸肩：“我已经是法国人了，我不需要变得更法国。”
没错，他们都已经是法国人了，但同时也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仪式的其他参与者也不会就此不再是秘鲁人或者突尼斯人。然而成为法国人后，他们的脸像是在发光。这些人不是“无根的公民”，也不是作家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eart）所说的“无处不在”。他们只是属于多个具体的地方。
我小时候也曾考虑过自己的归属感问题，直到我读了朱迪思·克尔的半自传体儿童小说，《当希特勒偷走了粉色兔子》（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德国犹太家庭，从柏林逃亡到巴黎，又去了伦敦的故事。有一回，这家的女儿问她的父亲：“你觉得，我们将来会真正属于某个地方吗？“
父亲回答道，“不会有一辈子都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那种归属感，但我们对许多地方都有些归属感。我想这样也很好。”今天，94岁的克尔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英国作家。我为只属于一个地方的人感到高兴，但我想，我们的状况也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