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 | 詩經通論 |論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范處義說得之非本有是詩而陳古以諷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錫瑞案：宋以後說《關雎》者，惟范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為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為刺詩，在孔子視之為正詩。如此解乃無疑於刺詩之不可為正詩矣。惟范氏於張蔡二說，尚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為未詳所出。張超《誚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為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目》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于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於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為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於《關雎》而昧于《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於《傳》《箋》也。薛士龍《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為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小編按：宵雅即小雅也。《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玄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違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為諷刺。據鄭君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為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云“《關雎》作乎上”，《論衡》云“周衰而《詩》作”，楊賜云“《關雎》見幾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小編按：鄭樵云：古者詩必入樂。取詩合樂奏之謂之“作”，如《論語》“始作翕如”之“作”。可見今古學之分歧處。】且《關雎》若本有是詩，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託諷，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為疑，不知《禮經》非必出於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於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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