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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和五代十国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的时期。尽管同样是动荡的分裂，这两个时期却显现出了不一样的特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聂政、荆轲这些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完成使命的义士，五代十国时期多的却是如同石敬瑭那样为了利益而随时反叛背刺的变色龙。同为乱世，为什么两个时代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特点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而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特点。特别是依附关系，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尤为显著，其形成与当时的人身依附关系紧密相连。
先秦时期，依附关系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从属与依赖，其中“私徒属”与“宾客”作为两大主要群体，其依附关系的性质与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春秋时期的“私徒属”对贵族主人展现出极强的忠诚与服从，他们视主人为衣食之本，奉行“忠于主人，至死不贰”的原则，这种近乎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构成了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石。
从“私徒属”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忠诚与献身精神，正是义士品质的重要来源。在严格的依附关系中，私徒属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守护主人的利益，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恪守礼仪，维护主人的尊严。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依附训练，使得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忠诚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在后世被赋予了更高的道德意义，成为义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和权力斗争的加剧，依附关系的性质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特别是“宾客”群体，他们不再像“私徒属”那样单纯追求对主人的忠诚，而是更多地将依附关系视为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阶梯。宾客们“以势取舍，择木而栖”，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国君的重臣，出将入相，显身扬名于国。
虽然“宾客”们不再像“私徒属”那样单纯追求对主人的忠诚，但他们对于个人荣誉与国家利益的追求，却与义士的精神追求不谋而合。“宾客”们通过依附于有权有势的国君或贵族，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他们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够凭借卓越的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种通过依附关系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尽管与“私徒属”的忠诚有所不同，但同样体现了义士所追求的“忠君报国”的崇高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依附关系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因素交织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力关系的重构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义士作为依附关系中的特殊群体，其形成与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具体而言，依附关系为义士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和锻炼的舞台。在严格的依附关系中，义士们逐渐拥有了忠诚、勇敢、智慧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依附关系也促使义士们不断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观念和人生追求。这种在依附关系中不断磨砺与成长的过程，正是义士精神得以形成和传承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的依附关系对义士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私徒属”的忠诚献身，还是“宾客”的择木而栖，都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依附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而义士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更在后世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数量庞大的义士，但这一时期官僚制度的转型与义利的交锋，也成了之后义士文化逐渐褪去的伏笔。
西周时期，官制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这一制度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官职与土地、财富紧密相连，形成了稳固的贵族阶层。然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到来，这种基于血缘的世袭制度开始动摇。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各国为了增强国力，纷纷进行政治改革，官制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职业官僚体系逐渐兴起，取代了原有的世卿世禄制。新的官制不再单纯依赖血缘关系，而是更加注重才能与功绩。如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推行“尊贤上功”的政策，打破了宗法政治的壁垒，使得出身低微但有才能的人也能跻身政治舞台。这一变化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也促使基于技艺的职业官僚逐步取代基于血缘的贵族官僚，消解了义士文化生存的人身依附土壤。
与官制变迁相伴随的，则是政治思想的激烈交锋。彼时，道义与功利之争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道义派以孔子为代表，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主张以德治国，恢复周礼，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他们批判功利派过于追求现实利益，忽视了道德价值。
而功利派则以管仲、商鞅等人为代表，他们注重政治与法规建设，看重行政效率和国家实力，主张通过富国强兵来实现国家的强盛。功利派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广泛实践，各国纷纷进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素养的职业官僚。这些官僚之所以能够提升社会阶层，依靠的是自己的技艺或者说专业能力，是一种基于自我实现的忠诚而非血缘。如前文所述，尽管此时的臣子依然重视“义”，但这种基于价值的忠诚牢固程度远远不能与血缘纽带相比，“义”的程度有所下降。
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更成为义士文化逐渐褪去的根本因素。西周时期，贵族阶层享有特权，对土地和民众拥有绝对的支配权。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与变革，这种依附关系开始松动。一方面，官僚体系的兴起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得更多的人才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动也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削弱了贵族对土地和民众的控制力。
在这种背景下，义士文化作为贵族阶层精神风貌的体现，也逐渐褪去。义士，即那些以道义为重、勇于担当的士人，他们在西周及春秋早期曾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深受贵族阶层的推崇。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义士文化所依赖的贵族阶层逐渐衰落，其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同时，随着功利思想的兴起，人们更加注重现实利益，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不再像以往那样纯粹和坚定。
因此，官制变化、思想变迁、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共同推动了义士文化这一时期的嬗变。尽管之后仍然有吉光片羽存世，但义士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了。
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和复杂的朝代之一，其繁荣与动荡并存。在这个时代，武将们不仅是王朝边疆的守护者，更是权力斗争的核心角色。然而，安史之乱后叛将的频繁出现，助长了反叛的风气，严重冲击了当时的忠诚伦理。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皇帝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威至高无上。然而，在唐代这一体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武将作为国家官僚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受命于皇帝，执掌兵权，但他们往往陷入朝廷中的政治纷争，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特别是在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现象日益严重，武将们试图将土地传于子孙世袭，形成了与中央集权的尖锐矛盾。例如，幽州兵马使朱希彩联合副经略使朱泚等人杀害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节度使，这种叛乱行为直接挑战了中央权威。
地方上武将叛乱，朝廷中央内部也隐藏了分裂叛乱的因子。唐代皇位传承不稳，很多皇帝都是依靠政变登基。在中央朝廷尚能压服地方时，地方尚不敢轻举妄动。但安史之乱后，朝廷的威信江河日下，地方不再如同往日那般听命，加之皇帝通过政变上台，武将更会对中央朝廷产生质疑。
同时，唐代宦官势力极为强大，他们通过控制皇帝和监军等手段，干涉朝政，与武将们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宦官们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陷害武将，甚至直接参与叛乱。
随着藩镇割据现象的不断演化，唐代的藩镇已经脱离中央控制，唐代割据型的藩镇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和地盘，经济上独立，俨然一个个“小朝廷”。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不断爆发冲突。武将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选择叛乱，以夺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资治通鉴》就提到，河北作为安史之乱的发源地，依旧由安史降将控制，这些降将擅自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利益争夺，为叛将们提供了反叛的动力，进一步助长了反叛的风气。
藩镇割据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还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对立。藩镇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与中央政府为敌，这种对立行为直接冲击了忠诚伦理。武将们为了维护自己所在藩镇的利益，往往选择与中央政府对抗，甚至背叛朝廷。黄巢起义后，藩镇们纷纷自立为王，与中央政府形成对抗局面，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忠诚伦理的极大冲击。
此外，武将内部的争斗也是此时叛乱频发的重要原因。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利益的冲突，武将们往往相互猜忌、互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反叛的念头，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同伴或朝廷。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背叛不再有沉重的道德包袱。当唐朝廷的权威彻底烟消云散，被朱温的后梁篡夺后，原本还需要忠诚于皇帝和朝廷的遮羞布被彻底抛弃，背叛，由此成为五代的主题词。
五代时期，皇权的更迭如同走马灯般频繁，皇帝们往往难以长久在位，而权力的斗争则愈演愈烈。这种背景下，反叛与背叛成为夺取皇权、巩固地位的重要手段。后梁太祖朱温去世，引发了其子朱友珪的叛乱。朱友珪为争夺皇位，不惜发动兵变，弑主自立，这一事件就是当时皇权更迭时叛乱迭起的写照。
随着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的加剧，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等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后晋时期，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曾直言：
“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这句话不仅反映了当时将领们对皇权的轻视，也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宗室、将帅们纷纷起兵反叛，企图夺取皇权，后唐末年的秦王李从荣及潞王李从珂的叛乱便是典型例证。
五代时期的政治腐败也十分严重，皇帝、宦官、伶人等权势人物往往沉迷于享乐与权力斗争，忽视国计民生。后唐庄宗李存勖在位期间，宠信宦官、伶人，导致朝政混乱，官员贪腐横行。河中节度使李继麟（原名朱友谦）因拒绝宦官、伶人的索贿而被诬陷谋反，最终惨遭灭族之灾。枢密使郭崇韬也因对伶人、宦官干政不满而遭族诛。这些事件不仅加剧了政治腐败的程度，也进一步助长了背叛的风气。
此外，藩镇割据在五代时期愈演愈烈，藩镇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后梁末年魏博军事叛乱的发生，便是因为朝廷试图削弱魏博藩镇的力量而触动了其经济利益。此外，由于藩镇内部也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士兵们往往因利益受损而发动叛乱，后唐同光二年（924）潞州兵的叛乱便是如此。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乃至朝不保夕的时代，将领与官员都滋生出了个人野心和严重的猜疑心理。他们往往因功高震主而遭受皇帝的猜疑与打压，进而选择反叛以自保。如后梁大同节度使刘知俊因功高位重而受到朱温的猜忌，最终选择反叛投奔岐国等。
皇权更迭频繁、儒学衰微、政治败坏、经济利益之争以及个人野心与猜疑心理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这一时代背叛的盛行。
尽管春秋战国与五代十国都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但忠诚与背叛却成为这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精神写照。尽管背叛者往往能够得到荣华富贵，但他们只能通行在黑暗之中，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历史的无情审判。
参考文献：
①刘蓉：《先秦依附关系的演变》，《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吴昊：《从贵族到官僚：春秋战国时期官制的变迁与重构》，《文化学刊》2023年第5期。
③胡新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道义与功利之争》，《文史哲》2017年第3期。
④刘兆艳：《唐代叛将领研究——以两〈唐书〉为中心》，安徽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曾国富、钟伟亮：《略论五代军事叛乱》，《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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