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 | 清朝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2-03-03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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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集权自主

我们再进一步把边疆与内地的两套不同治理体系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清朝国家的基本特征。首先，清朝的国家结构具有不同于以往中原王朝的鲜明的复合性(hybridity)。如前所述，清朝涵盖了两个在地理环境、人口、文化和制度上都差异甚大的部分：汉人内地诸省和由满人、蒙古人、藏人及其他非汉人组成的边疆地区。中央政权依靠内地诸省满足其财富和人力需求，同时通过建立和巩固边疆以维护地缘安全。为了确保财源，维持其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地位，清朝把内地各省置于其直接管控之下，并在地方治理方面，推崇儒家思想，实践“仁政”原则。而为了保障边疆稳定、提高对于朝廷的认同，清朝允许当地精英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还对流行于蒙古人和藏人中间的喇嘛教予以庇护，并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部落同汉人隔离开来。尽管存在着这些巨大的内部差异，清朝还是成功地将版图内不同族群的精英人士聚拢在一起，对朝廷产生共同的认知，这要归因于清廷在治理不同地区的过程中，重视利用宗教纽带、文化涵化和制度建设上的因地制宜，而不仅仅依靠军事控制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

其次，在内地各省，清廷在中央和省级行政体制中开创了一套复合结构，由满洲贵族与汉人官员平分关键性的文武职位。不过，尽管清廷一直宣扬满汉平等，这种“满汉共治”的原则并未应用于中下级的朝廷官职，这些职位大多由满人占据(Rhoads 2000：45—46)。清朝的兵力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类。前者主要由满人构成，驻防内地各省重要城市；后者由汉人组成，以维持地方秩序。城市里的满人也跟汉人隔开，自成满城。虽然这些生活于内地的满人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原有的语言以及其他一些文化特征，产生认同危机，但是，清廷仍然鼓励在满人内部使用满语，并力图维护源自游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研究者把这套做法形容为“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Elliott 2001，2006)。因此，纵观有清一代，满族从未被汉人文化所完全同化。到了清末，满汉精英之间的矛盾更是愈演愈烈，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满洲贵族对革命党人反满的一种本能回应，同时也是汉人精英阶层的民族主义意识日渐觉醒的结果。

如果再就边疆与内地各自的治理体系来看，清朝国家则具有“集权自主”(centralized autonomy)特征。首先，它是高度集权的：无论治理边疆的理藩体制，还是内地的州县体制，都受到中央的有效的直接控制；无论是内地的州县官还是蒙古各盟的首领或各旗的札萨克，新疆穆斯林地区各地的伯克，均由清朝中央直接任命，而藏区噶厦的四名噶伦的任命，也须经由中央的批准。但是，在内地的州县以下，或边疆的盟旗、伯克、噶厦以下，却各自存在着一套相对自主的治理体系，承担日常治安、司法、征税、公益等具体职能。正式的官僚体制或理藩制度高度集权于中央，并且在制度建设上高度标准化，内地各省之间以及边疆各地内部差异不大；但地方上自主的日常治理制度却有明显的区域变化，其具体形式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

集权国家的低成本

理解清朝国家高度集权的上层机构与相对自主的底层结构同时并存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机器运转的低成本。如果把清朝和之前的汉人王朝加以比较，这一点尤为突出。例如宋朝和明朝，作为汉人政权，均面临北方游牧部落持续不断的乃至致命的侵扰。宋朝先后与女真及蒙古发生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还被迫南迁，最终亡国。明朝的衰亡，也由于跟满人对垒，开支浩繁，不得不想尽办法筹集兵饷，导致民怨沸腾。相较之下，清朝在将蒙古、新疆及西藏纳入版图之后，再无传统意义上的“边患”。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周边没有可与其一争锋芒的势力，主导其与相邻国家关系的是以清廷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由于没有任何势均力敌的外来威胁，清朝统治者没有必要保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更无须像早期近代欧洲国家那样，在列国竞争的格局中一直不断地更新军事装备。清朝维持一支常规军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内秩序。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其常备军的规模保持在80万人左右，包括20万汉人绿营和60万满洲八旗(彭泽益1990：55；陈锋1992：23，97)，在清朝人口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1700年前后约0.4%，1800年前后约0.19%，见Ping ti Ho 1959)。而政府的常规军事开支，1720年代每年1300万两，1790年代每年1700万两(陈锋1992：194)，占清朝经济总量的比重同样很小(1720年代约1.24%，1790年代约0.85%)。虽然维持常备军的耗费占清政府每年总开支的58%—65%，但仍在其支付能力范围之内。从1730年代到1840年代，政府每年军事开支稳定在1700万两上下。出现这种常规军事开支相对稳定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外来军事挑战，现有的常备军规模足以在平时确保国内局势稳定，故而无须扩充和更新军备。

除地缘上的对外优势使其能够维持较低的军事开支，清朝的政府开支较低还有一个原因，即维持国内秩序稳定所需要的花费极低，这可进一步归因于两方面：其一，内地人口在族群、语言和文化上保持着高度同质性，尽管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其二，政府管理采用的是一套承袭自明朝的基于公平竞争的文官遴选机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

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以下几个关键环节导致中国国家在族群融合的基础上走向集权并日臻完善：(1)商朝和西周时期(前1600—前770)，华夏族群从黄河中游向东、向南扩张，形成华夏文明核心地带；(2)秦朝(前221—前206)，华夏国家持续向南扩张，并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包括文字、交通和计量的统一)取代分崩离析的封建体制；(3)儒家世俗说教在汉代(前206—220)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此后在历代依然保持其正统地位，教义也日趋复杂；(4)唐朝及此后历代采用科举考试制度，使得士人地位上升，主导了地方社会。

上述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到了11世纪，在族群融合和文化昌盛的基础上，华夏国家已经日臻成熟，尽管王朝屡经更迭，但这种国家体制变化不大，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这些世纪里，中国的国家体制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同时代的欧亚大陆其他国家。首先，士人阶层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高度认同，因而使得政府可以将大多数行政职能下放给士绅，而不必将行政权力延伸到县以下的数百个村落。其次，秦代以后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确立，排除了贵族阶层拥兵自固、威胁中央，导致四分五裂的可能，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出现过。再次，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与官僚制集权国家的融合，以及儒学对“怪力乱神”的质疑，大大限制了各种内生或外来宗教的生存空间，使其无法挑战儒家思想在精神世界的正统性，也无力发展出自主而庞大的宗教组织，对各种世俗权力构成威胁。最后，科举考试在吸纳富商进入士人阶层、培养商人对朝廷的认同、阻止他们形成一股自主的社会力量等方面发挥巨大效用，削弱了商人通过经济途径干预国家的潜在可能。

因此，宋代以后，统一的官僚制国家在华夏本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朝廷牢固控制了各项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而不受地方割据势力、宗教组织或商人阶层的挑战。比起欧亚大陆的其他强国，中国用于维持有效统治的开支低得惊人。直至19世纪末，清政府的规模仍只限于大约23000名享有俸禄的官员(Chang 1962：42)，即平均每17000人供养一名官员。国家的行政开支非常有限。例如，1766年，所有文官和王公贵族的薪俸总共只有497万两；该年国家的总支出亦仅为4221万两(陈锋2008：408—409)，约占同期国家经济总量的2%。清代国家政府确可谓规模小、成本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方可理解清代地方治理的独特之处。

在帝国与主权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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