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致敬黄爱玲

电影达人黄爱玲 戏缘人生‧戏圆人生

文 |梁仲礼

（原载《明报》2018年1月7日周日版）

“以前看电影都是妈妈带我们去的，有时候也跟着哥哥们去跑公余场，就在这一年，我开始自己去看电影，几乎都是饥不择食的。我找到了我的红气球。” ——黄爱玲，2004年四月

《明报》今天刊发了由多篇文章组成的黄爱玲纪念专题。

黄爱玲小姐离开了，带着她的红气球。

她有份创办的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为她撰写了悼文，四百余字简述了黄爱玲对电影评论、历史研究，推动电影文化的贡献，然而再大的篇幅，大抵也无法概括她与电影结缘的悠悠一生。

■低调平和 默默地做好多事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中国刚对外开放，意大利人马可·穆勒（Marco Mueller）独具慧眼，抢先邀请中国官方合作，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Turin）举办「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当时几乎整个欧洲钟情中国文化的人也纷纷慕名而来，在连续不停播放的百多部中国电影之间，资深影评人罗卡第一次看到黄爱玲。

“那时应该是二月，我们在香港也组了一团过去，在那里见到黄爱玲，那时她正和先生一起在法国攻读研究院。”罗卡对黄爱玲的第一印象，一如大部分初次认识、或日后再次遇见她的人一样，俱是温婉自若、优雅翩翩。那次短暂相聚，事隔八年，二人在电影的缘分串连下，一起来到当时还是市政局辖下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共事，同期的，还有今天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艺术总监李焯桃。

“我们三人一同共事了六年，由九一年第十五届，一直到九六年第二十届，她做亚洲电影，我做国际部分，卡叔（罗卡）接替我，做香港电影回顾。”谈黄爱玲与电影，不知从何说起，李焯桃从办公室的书海中翻出一本又一本有关电影的书册﹕“毫无疑问当然是很大的贡献。”

“有位大陆导演朋友提起她，说她为人认真、学养很好，但低调平和，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无论是写影评，策划电影节目，引介新晋，不是一些会被镁光灯注意到的事情，她也不喜欢这些表面的东西。”今天电影节要兼顾市场压力，策划者无可避免要抛头露面帮忙宣传，回到九十年代，电影节由政府出资，不用担心赞助或票房，本来很适合黄爱玲的脾胃﹕“不用出面，只专注写稿，很喜欢一个专题，便写文章在到报纸上发表，那个年代，报纸上的空间又多一点。但为什么九六年要退出？因为官僚制度的问题，还有中国政治问题。”

当年中国官方不承认独立电影，所有到电影节放映的中国电影，必须经过国家电影局盖印审批﹕“但那时无论爱玲，或我们所有人的原则也很简单，不理你独立不独立，总之好的电影我们便放。”为表示抗议，中国官方将他控制范围内的电影全数抽走，一年复一年，也就是后来常提起的「抽片风波」。

“九三年，一部是今天很出名的王小帅，当年他的第一部戏《冬春的日子》，黑白片，低成本，十六米厘拍摄，另一部是何建军的《悬恋》，放了这两部独立电影，结果其他主流电影全被抽走。田壮壮的《蓝风筝》本来是我们的选片，在上呈的过程中不见了，那是官员们自我审查。”那时黄爱玲负责电影节亚洲电影部分的节目策划，在风眼位中首当其冲，她在那一年，也就是第十七届的特刊中撰序﹕“窗外风雨交加，庆幸心中尚有一片净土，当四周灯灭，只剩下银幕上一柱白光的时候，也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捍卫独立电影 寸步不让

到九四年第十八届，罗卡策划《香港上海电影双城》专题，结果一整个时期的上海旧电影被抽走，黄爱玲仍旧顶住压力捍卫独立电影，她在十八届特刊中写得直白﹕“电影节自第五届才开始选映大陆电影，而台湾电影则于第十一届始正式登场。说穿了，还是政治作怪……假如没有电影节仝人和各方朋友的支持，中国电影的边缘面貌或许便无法在这里得到适当的曝光……容许我在这里重申一次﹕独立自主的选片原则是任何电影节最珍贵的地方。”

九六年第二十届，连开幕电影吴天明的《变脸》也被抽走，她也终在特刊序言中表明心迹﹕“对于朋友们所曾作出的努力，我们是衷心感激的，谨此为记。除此之外，我实在无话可说，就此搁笔。”便毅然离开电影节的岗位。

“也许外表上看来比较斯文，但她在原则之前，是寸步不让的。”李焯桃说。

■新导演的伯乐

官僚主义、政治先于艺术的狭隘思想，反突显黄爱玲的开阔包容。小时候已随兄长跑电影院，由那时的邵氏、左派电影，到后来的荷李活、新浪潮。2000年，她在一个访问中这样说﹕“电影节其中一个重要地方，是让人见到大家的共通处。”因此在《伊朗式分居》2012年来到香港大热之前，早在九四年她便为电影节带来《伊朗风情画》；今天贵为国际知名大导演的奉俊昊，九六年黄爱玲将当时还是学生的他的作品，由南韩带来香港，介绍给世界﹕“当时釜山电影节还未成立，香港国际电影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之后每次奉俊昊来港也会找黄小姐饮茶，几年前他来出席《骨肉同谋》（Mother）黑白导演版座谈，我便对爱玲说，主持人非你莫属。”

■旧电影的知音

黄爱玲是新导演的伯乐，也是旧电影的知音。离开电影节几年后，她加入香港电影资料馆任研究主任，主导过的研究包括朱石麟、李晨风、长城凤凰、国泰、邵氏、冷战电影等等，以及《孔夫子》的修复，都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命题。

即使后来离开资料馆，仍然以顾问的身分不时提供意见﹕“我最后和她见面，是十一月十六日的会议。”同是资料馆顾问的罗卡忆述，当天会上黄爱玲没有说很多，几天后，才将自己的意见，写成语辞恳切的一封公开长信给馆长﹕“顾问中不乏具有影响力的业界前辈，他们都愿意出力相助，为馆方争取所需要的资源，让香港电影资料馆成为一个开放、现代化的文化机构。”这是她对电影资料馆的最后寄语。

“我和很多人，在认识她之前，是看她的文章、看她的书，看《戏缘》；毕业后，我到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编辑组工作，她是研究组主管，虽然不是直接在她之下做事，但彼此关系很密切。”冯嘉琪现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从事节目策划，也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撰写影评，她的事业启蒙，来自黄爱玲对她的鼓励﹕“她对人很敏感，会以很轻盈的方式和你倾，很多时候她的反应可能很轻描淡写，但当中又满有分量，能够将你的感觉用语言概括，再提供一个新视角让你去思考，每次和她倾完后，你会发现世界上有更多的风景，值得你行远一些去看。而她这种对生命的敏感，完全反映在她的写作之中。”

■感性的笔触写影评

黄爱玲的影评，鲜见冗长艰涩的理论分析，篇幅虽小，但一字一句圆润有光，同是资深影评人的罗卡，形容她的写作，多以电影欣赏者的角度切入，而不是戴着一个电影评论人的眼光﹕“充满热情去接受，讲感想，喜欢或不喜欢，而不是细细分析，拿着一个事件不停地发挥，比如今天很多人在电影中寻找九七、雨伞等政治符号，跌入了政论，又不是很内行那种；但黄爱玲是用散文式的、感性的笔触去写影评，读起来细腻深刻的，也能够讲出要点，可以说是女性独有的细致和优美，或者我这样说，很多人会认为我用男性眼光去看，但的确是这样，我们学不到。”

在阳盛阴衰的电影评论圈中，黄爱玲在她的写作中保持她的女性视角﹕“绝对有，我们也是女性影评人，对女性在电影中被呈现的方式会特别敏感，她在电影节第十届粤语电影的回顾专题中，便曾写过一篇《弱质娉婷话女流》。”但冯嘉琪说，黄爱玲特别的地方，是她抗拒过分引用理论去解读电影﹕“她有一篇文章是写伊力·卢马的《秋天的故事》，戏入面，两个人在酒庄沿路闲谈，一人谈到野草生得杂乱，问另一人为什么不修剪一下，另一个便回应，由它吧。黄小姐便在里面看到对待自然的态度，不要因为人的文明，为了经济效益去摧毁自然，而她喜欢卢马的地方，便是不会将对白写得刻意，这跟她的文章一样，她不会特别提女性主义，但你会看到她写，一个女性的欲望如何在这一场戏中展示出来，她不喜欢被框架框住，无论是写作还是做人，她也认为不应该用将任何主义去套进电影之中。”

“长大了看电影时的意识自然愈来愈强，你知道自己在看电影，始终还是喜欢直觉享受，每当走进戏院，便会尽量放下成见、喜恶，做一个普通的观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只是当进入戏院，很容易被吸进去……”黄爱玲在2012年一篇访问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