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帮金早已习惯冷清的过年气氛。上一个除夕夜，他一个人在烂尾楼里度过。那一夜太安静了，没有电视机，天空没有烟花绽放，只能听到遥远的鞭炮声。彭帮金甚至放弃了老家守岁的习惯，早早就爬上床睡了。
他不是没想过走，但“老板一直不叫我回去，要我在这里看着，我要是回去，老板不会给我钱。”这位55岁的农民锁紧眉头，他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哭声几乎要从喉咙里溢出来。
他要看守的7幢烂尾楼都只完成了一期工程，砖头、钢管零落摆放在楼群间，塔吊也被大风吹得撞到楼顶折了胳膊。
但在3年前，从老家坐大巴车颠簸了四五个小时来到这里时，彭帮金见到的是热闹的场面。工程已接近尾声，7幢楼中只有1幢还未封顶，其余的正在拆除脚手架。百十号工人忙碌着，正如彭帮金去过的其他工地一样喧闹。
拉他过来的，是一位远房叔父。在老家信阳潢川的小村子里，叔父谈起儿子正在郑州“一个国家工程里做管理人员”，希望他们过去帮忙“看场子”，待遇是“包吃包住，每人每月2000元”。
建筑承包方负责人曹勇是彭帮金的老乡。“毕竟是农民工出身的，听到这个是政府的项目，觉得比较可靠。”
“你过来看看吧，不会亏待你，钱是稳当的。”彭帮金记得亲戚在电话里这样告诉他。那时也是临近年关，“因为手头没钱”，彭帮金下了决心，扛着铺盖来到这里。在此之前，彭帮金夫妇辗转去过广东东莞、河南平顶山、河北衡水等地，都是在工地上做饭、打零工，单人工资很少能超过1500元。
9年前，已经中年的彭帮金才离开潢川。在此之前，他只是农闲时在工地打零工。然而因一场意外，他摔断了4根肋骨，不能再承担田里的重活。
这对中年农民夫妇，因为“年纪大了，又没有技术，身体也不好”，从不敢相信不认识的人，“害怕不给钱”。在广东东莞，他们在一个亲戚经营的印刷厂里烧饭；在河南新郑，他们在同乡管理的工地上做零工。只有下雨的日子，彭帮金才有时间陪妻子去街上溜达，这是他们所有的娱乐。
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座距中牟县城约20公里的国家农业公园里，本是为了离开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梯田的他，却最终要被另一片荒芜的土地绊住脚步。
安定下来后没过多久，工地就“出事了”。一天晚上，一百多名工人堵在公园旁的公路讨薪。此时，工人中已有消息传出，开发商“资金短缺”，建筑方拿不到钱，他们的工资也将“打水漂”。
紧急事态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管理委员会的调解下，开发商取出保证金，结清了大部分工人的工资。
然而住在工地旁边小棚子里的彭帮金夫妇，当时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干活的工资都给了，我们看活（看工地）的没给。”
第二天他们再走出小屋时，只看到住在简易房的工人稀稀拉拉，走得差不多了。而他只能和同样来“看场子”的叔父，在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里过了第一个春节。工头给他们发了1500元，3个人买了平时不常吃的好菜，放了一挂1000响的鞭炮。
承载着新年期许的鞭炮没给他们带来好运，从那时起，彭帮金走上了他不熟悉的讨薪路。
工人在的时候，他们住在大楼旁用木板搭建的棚屋里，工人走了，他们搬到了工人住的简易房。简易房被大风吹垮了，他们又抢救了自己所有的家当，转移到了更加结实的烂尾楼。
那些还不能完全称为“房子”的建筑，只有最原始的灰白色混凝土骨架，没有门，没有窗。这栋建筑原本是“精品果蔬示范园”的“综合办公楼”。这已经是他们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住处。
二楼的会客大厅，捡来几把遗弃不用的办公椅，可以坐着晒太阳。9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放上了火盆，将工地里捡来的木板劈成柴，支起锅煮饭。窗户大都被钉上的板子遮盖，用锤子打穿几个洞透光透气。当作卧室的屋子，则在木板周围，又用棉被封住了一圈缝隙，以防冷风灌入。
3年来，他们看着工人一个个离去，看着曾经红红火火的工地荒芜得如同一片野地，看着周围与他们相似境遇的“看守员”也纷纷“熬不下去”，离开了这片土地。渐渐地，他们就成了这方圆百里，唯一的“讨薪农民工”。
刚刚开始讨薪时，在外闯荡多年的大儿子劝告父亲，“要不咱也走吧”，但是彭帮金心疼自己两三个月的工资，“在旁人眼里，几千元钱确实没多少，但是在他们眼里，特别舍不得”。然而一拖再拖，几千元变成了几万元、十几万元，最终成了困住彭帮金夫妇的“枷锁”。
彭帮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岳克俊只有初中文化，夫妻两人共用一只手机，却不会存储别人的号码，即使是亲戚，也要主动来电才能联系到他们。
有3个电话号码，是他俩牢牢记住的，那都是包工头的号码。他还把号码用红色砖头写在墙壁上，歪歪扭扭的阿拉伯数字被描了好几遍。他们管这3人都叫“老板”。彭帮金一遍遍给这些“老板”打电话，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到底什么时候能拿到工资，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然而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账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真的没办法，”在电话中，建设方主要负责人曹勇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建设公司2012年来到中牟，和负责开发“精品果蔬示范园”的河南国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那时，这里超过460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正式划归进“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名单，工程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每个路口都立起了“中牟·国家农业公园”的展牌，连水泥路上的窨井盖上都写着这几个字。
尽管“7幢楼全部封顶再付款”的合同条款让曹勇感觉“不公平”，但一想这“应该是政府主导的”，还是签了下来。他说自己因为这项工程，也搭进去3000多万元资金，只好背井离乡，打工还债。
彭帮金也只能默默等待。这3年来，彭帮金“不敢踏实睡，听到动静就起来”。每当养的狗叫唤起来，他便披上衣服，拿着大号手电筒，往声音传出的角落照去。刚刚停工那几年，工地上常常有小偷光顾，“用坏了6只手电筒”。
如今，55岁的他已属于“高龄农民工”，3年的时间压弯了他的身子，拖缓了他的步伐，在一日日的烟熏火燎中，眼睛也慢慢覆上了一层阴霾，看东西都是“朦朦的”。去医院检查，他才发现自己得了白内障。而妻子也得了腰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痛。
迅速衰败下去的，不仅是他的身体，还有这整座“国家农业公园”。
2015年9月15日，国土资源部通报了挂牌督办的8起国土资源违法违规案件，“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现代农业示范区13家企业违法占地案”名列其中。
通报显示，2013年5月至8月，郑州现代农业示范区内13家企业，未经用地批准，违法占地建设办公楼、专家公寓、科研中心、温泉酒店、餐厅等。从此，这处曾经承载着许多梦想的大园子便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驻守此处的彭帮金并不清楚这其中的曲折，他只是在一次次的碰壁后，才发现自己的命运不是系在一个人身上。建筑方交付不了工程，血本无归；负责投资的开发商母公司资不抵债，无力偿还；而整座公园也因为土地问题，前途尚不明确。在这段关于国家农业公园的故事里，彭帮金就像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标点，隐藏在一幢幢烂尾楼间。
有时候为了解闷，彭帮金会去距工地不远的“工程部” 会议室坐坐。他不识字，只能看着展板上的规划“效果图”找到一些慰藉。巨大的门厅、明亮的落地窗、庭前花坛大树、青年男女徜徉其中……“你看图上都是红火得很”，他恨恨地说，又有些自嘲地笑了。
3年，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彭帮金说不上这里的变化，只看到房子周围的枯草疯长，绿了又黄；村民们在还能种植的土地上翻了地，播了种，收获了几茬小麦；墙上的砖头时不时被当地村民拉去一部分，渐渐地所剩无几；自己看守的钢管虽然大部分都还保存着，却也爬满了砖红色的锈。
没有生计来源，老两口也曾自己想过办法。彭帮金试图重新拾起自己的老本行，然而刚刚花500元雇了拖拉机犁的3亩地，就被因租地而被迫外迁的愤怒村民阻止了；有人介绍岳克俊去新郑机场打零工，“那里赚钱多”，但是岳克俊担心彭帮金没人照顾，还是推辞了。
最终彭帮金还是想办法向村民借了一块不足2亩的地，可是很快发现，那块地种什么都不好，种出来的花生长不了多高就烂了根，“好一点的地都种不到”。
窘迫的事接踵而至，水和电也成了他们的生存难题。工地上的水泵里流出来的水里都是沙子和铁锈，他们一度只能去接公共厕所里的自来水。两个月前，因为交不起2元一度的电费，他们的电也被停了，夫妻两人只好点起蜡烛，燃起柴火，天一黑就睡觉。
彭帮金本来有几个“同病相怜”的伙伴。前几年，离他们不远处的玻璃房和大棚，还有七八个人在看守，平时互相串串门，诉诉苦。去年春节，他们看拖欠的工资没着落，终于失望地离开。
“我走不掉，他们都是没有地方住才走的，我有地方住，就一直守着这个地方。”彭帮金站在已经蔓延到小腿处的草丛里，指着那些支离破碎的木棚子说。
去年夏天，老父亲中风瘫痪，彭帮金终于咬了咬牙，买了张汽车票，辗转了几趟车，回到家里。“我爹妈想我，我们在外头，我爹妈还病在床上。”他告诉父亲，自己的钱还没要回来，老人重重地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更令他感伤的是，当他们离开故乡时，村子里还有十几户人家。如今，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在外打工赚钱的人多了起来，家里的亲戚一户户都搬到了镇上，河这边“只有我一户人家了”。
如今，故土也回不去了，土地已经“都被村里分包出去了”。即使钱追回来，他们还得另谋生路。
一位来自中农国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合作方了”，他预计年后对方“会对项目进行评估，他们两个会得到妥善的安排”。然而彭帮金还没得到确切消息，老夫妻只能继续等待。
彭帮金希望，如果能追回这笔钱，就在老家镇上买个房子，为今年28岁的儿子张罗婚娶的事。但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当年盖房子欠亲戚的几万元还清。
有时候这对农民工夫妻也会埋怨这块土地，他觉得这里“把我们害得挺惨，包括老板都受伤害了，都没拿到钱”。
“那时候不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要是知道我就不来了。”岳克俊总是忍不住念叨这两句话，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太阳开始慢慢西斜，屋子变得昏暗。彭帮金从角落中取出用融化的蜡油固定在啤酒瓶上的红色蜡烛，点上了火，在蜡烛的微光下，洗了碗。
暮色降临，夜晚的风穿过空荡荡的门洞，发出“呜呜”的声响。吹灭蜡烛，无尽的黑暗吞噬了这片土地，四周没有一丝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