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部电视专题片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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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利剑》
这是
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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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虽然只有五集，但拍摄了
王珉、黄兴国、王三运、苏树林、卢恩光、武长顺、虞海燕等近20位
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大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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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镜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苍老了，人的精气神像被抽光了一样。
他们的
情绪也是统一的，那就是无力的悔恨。对于过去的人生，他们都总结为两个字——失败。
昨天播出的是第三集，今年刚落马的两只甘肃“老虎”——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市长虞海燕出镜。
尤其是首次披露了王三运家族腐败、对中央阳奉阴违等大量违纪违法问题。
因为知道自己的仕途也就这样了，王三运
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为退休以后打算，贪腐行为变本加厉，达到高峰。
为了隐匿财物，他还特意让亲戚从贵州等地赶来帮忙，并和相关人统一口径，把老板们出的购房款对外说成是“借款”，还订立假合同进行伪装。
在忏悔录里，
王三运写道：“中央对我进行组织审查是完全正确的，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我心服口服、认错认罪。虽然我现在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错已铸成、为时已晚。”
此前祁连山生态问题，与王三运也有着莫大关系。
他作为省委书记，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不重视、不作为。“监管严重缺失，是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甘肃，这个在地图上形似如意的省份，看起来并不如意。继苏荣之后，王三运的落马，让它成为十八大后第二个两任省委书记落马的省份。一把手的接连出事，让甘肃这块如意贴上了“腐败重灾区”的标签。
有网友调侃，这些落马高官有一个共同点，在卸任省委书记后，到人大任同级别的官职养老，没了实权，中纪委便好行动了。
正如在王三运曾任省委副书记的安徽，一位退休干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的那样：“很多地方存在‘马桶效应’——马桶再臭，屁股坐那儿压着，一旦屁股离开，臭味马上出来。”
除了安徽，在王三运职业生涯的第一站贵州和最后一站甘肃，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有过什么样的变化”等问题，或许也能窥见一二。
王三运的公开履历显示，他的出生地在山东单县，但单县少有知之者。反而是远在西南的贵州织金县，在这个环山绕水的小县城，王三运却“声名远播”。
1968年，王三运到织金县绮阳公社当知青，任县一中代课教师时，年仅16岁。许多人以为，这是王三运第一次从山东到贵州，但其实生在山东的他长在贵州，是名副其实的织金人。
“听他满口的织金音，怎么可能是山东人？”刘国雄（化名）摆摆手，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可能在山东出生，但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他老爹我也认识，都叫他‘王盖斗’，真名不知道。” 刘国雄是王三运的中学同学，现在是一家小卖部老板，提到王三运，仍记忆犹新，他对记者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这儿没比他更大的官了，左眼角有颗大黑痣，过目不忘。”
王三运在织金当地算是“官二代”，王盖斗为南下干部，既为干部，有一件事就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王盖斗后来成了修单车的，就在学校不远的路边，修了半辈子。”《环球人物》记者问起修车缘由，刘国雄也是皱眉不解，“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私下里猜他是不是犯过什么事，被‘贬’到这里来的。”
读书时，刘国雄和同学放学回家，总会看见王盖斗蹲坐在摊位前，打声招呼，偶尔打气也不用花钱。“他人很好，老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个修单车的，不怎么说话。他和王三运住在大斧头（地名）桥下，一条河的边上。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很小很破。”
尽管双方熟络，刘国雄却从没见过王三运的母亲，“我印象中家里就他跟他爸两人，没亲戚，王三运出去当官后，这里就他爸一个人，几年前他爸才去世，挺孤独的。”
刘国雄与王三运交好，是因为学校的一次样板戏演出。当时，全国推行“八个样板戏”，学校要遴选一批有音乐素养的人演《智取威虎山》，刘国雄有一手过硬的二胡本领，因而入选，王三运却是因为相貌进了戏班子，还扮演了主要角色杨子荣。
“除了他，大家都会点乐器，他不会，却生得白净，长得斯斯文文的，形象好，被老师看中，当了演员。”刘国雄笑道。没有唱戏底子的王三运练习起来非常刻苦，总是第一个到达排练场，“练嗓子，一直‘啊’”。在刘国雄印象里，王三运温和、助人为乐，会在下雨天把感冒的同学送回家，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
中学毕业后，同学们都去当了知青，但知青被分派的工作也大相径庭，比如刘国雄，去了条件艰苦的耐火厂，整日与钢水、煤炭为伍，王三运则去学校当了代课老师。“他命好，那时候当知青，最低年限是3年，他刚好当3年，我在工厂干了5年。”刘国雄说。
结束知青生活，王三运考进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算是跃了“龙门”。同一时间与他进入这所大学的，还有同学刘先元（化名）。
在刘先元眼里，王三运是个家庭有背景的同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他父亲后来怎么样，以前好歹是干部。”刘先元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个年代，如果当知青不干农活，一下乡就代课，家里多半有点关系。插队很苦，代课显然是好差事，好差事自然不容易落到普通知青头上。但王三运就赶上了这好差事。除了他，我还认识另一个代课的人，县委书记的儿子。”
大学时期的王三运，踊跃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并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我们中文系的《长征组歌》大合唱就是他的作品。”刘先元说，“他能够领导大家，另一个原因是同学多半来自农村，比较拘谨，王三运作为干部子弟，举止言行要大方一些。”
王三运性格外向，善于表达自己，但让刘先元赞赏的是，身为“官二代”，王三运并不傲慢，也没有表现出优越感。“他喜欢被同学称‘伙计’，同学有困难他也会帮衬，因此比较有号召力。”刘先元回忆。
艺术之外，王三运的成绩并不突出，3年的大学生活，社会活动占了一半时间。毕业后，王三运留校，这又是一份绝对的好差事。“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他留校，比他优秀的人也有很多。”
对于王三运后来的官运亨通，刘先元不解：“读书时连党都没入，入党还是工作好几年后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对仕途会有很大影响，不应该那么平顺。”刘先元不知道，“组织者”王三运对人脉的利用，正是他“驰骋官场”的利器。
现在贵州省委大门外做交通疏导员的陈伟强（化名），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贵州某家具厂的签收员，那会儿王三运刚从“凉都”六盘水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没多久。提到这个市委书记，陈伟强对《环球人物》记者笑道：“虽不见其人，但曾见其名。”
当时的贵州，棋牌娱乐之风并不盛行，赌博之人更是少见。陈伟强在一次订单交付前，发现此次交付方的负责人一栏，赫然写着“王三运”三个字。“那可是市委书记，不是一般人，竟敢这么光明正大地署名在这种订单上。”这份货，是用于赌博的大型木质器材，“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胆子真大。”
除了胆子大，排场也不小。贵阳市委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以前王三运去视察，会有车给他开路，身边围一群人。如果他不从贵州调走的话，可能早就被抓了。他在贵阳做市委书记的时候，跟他搭班子的市长是刘长贵。”2003年3月，刘长贵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纪检部门拿下。
1998年，王三运官至贵州省委副书记，3年后，他离开工作33年的贵州，前往邻省四川短暂任职省委副书记1年。随后调去东南沿海，履职福建省委副书记5年。在这5年中，一家福建上市公司进入王三运的关系网，而他的落马，据称涉及了该公司的相关违纪违法行为。
2007年，王三运从福建调往安徽，继续担任省委副书记一职。其间2010年，上述福建公司在芜湖启动光电产业化项目，在合肥举行签约仪式。当年的《安徽日报》报道，王三运在仪式上致辞，并参观了该公司的产品。
安徽退休干部张培钊（化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三运和在安徽做生意的福建老板们关系很好，这些老板都说他对福建商会非常照顾，把他们的生意扩张到了安徽。”
2011年，时任安徽省长王
三运（右一）率团赴贵阳出席酒博会。
作为在安徽与王三运共过事的同事，张培钊对他印象深刻：“他在这里的时候，圈子里的人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钢铁公司’，意思是他脾气大，一碰就大发雷霆。这跟他的工作不顺不无关系。他和搭班子的人关系很微妙，当时他有一套改造省政府的思路，但他是副书记，不是一把手，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并不买他的账。想做点事情，权力又被制约，很憋屈，所以总是板着脸。”
当问到王三运有无喜好时，张培钊笑道：“特别爱喝茅台酒，酒量也大，从贵州‘训练’出来的嘛。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他喝完酒就成了歌唱家，放声高歌，还唱得很好，是个麦霸。”
在张培钊看来，王三运算是“身体力行”地为茅台酒做着宣传。1998年，茅台集团在贵阳举行某签字仪式，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便出席了签字仪式。多年后，茅台集团在安徽开经销商联谊会时，作为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又在合肥接待了贵州赴会领导。
2015年，甘肃白酒销量超10亿元，而贵州白酒正是市场的主导。就在去年，“多彩贵州风，黔酒中国行”活动也在兰州拉开了序幕，双方近200家企业负责人共同开启了黔甘两省白酒产业的合作推介与分享。
这样看来，虽然身在兰州，但出身贵州的王三运的确“不忘老乡情”。
如今，“王三运”三个字绝对是甘肃的热门话题，以至于坊间作诗相传：“王三运者，亡三运也。何谓‘三运’？官运财运福运。噫吁嚱，危乎高哉，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高处不胜寒，而今三运到头，与之俱亡矣。惜惜惜！错错错！莫莫莫！”由于在出席会议时被发现戴表无数，王三运又被当地百姓冠以“表哥”之名。
王三运在省一把手位子上没栽跟头，乍一看他是一名清官，再联想到中央巡视组在对甘肃省委进行巡视和巡视“回头看”时，也并未明确指出他存在什么问题，这名前省委书记似乎真是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但甘肃的官员有着不同看法。
“对王三运来说，虽然两次中央巡视都侥幸过关，但那时候危险正在向他慢慢靠近。”一名甘肃官员透露，“其实问题早有迹象，只是一时间难以撼动。”
在2014年7月的第一次巡视中，巡视组已经指出，甘肃省委存在“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重大工程项目违规操作损失巨大；对国家扶贫资金监管不到位，骗取套取、挤占挪用、私存私放；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等多个问题。
今年2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省委巡视“回头看”，组长傅自应指出，甘肃省委存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力、“四个意识”不够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提出的“八个着力”要求有差距等问题。
虽说两次巡视用语不一样，但在两个方面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即工程与扶贫。“王三运栽倒的原因就跟这两个词有关。”张弓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工程方面，首先是榆中县的‘大名城’房地产项目。榆中县是兰州唯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交通不便，大名城的房子没人买，为此就要把地铁修过去。地铁按立方米算价，就为这么一个项目，把地铁修到那儿，得多大投资？按照当地的经济条件，成本根本收不回来。那为什么还要修？因为中间有利益输送。另外，他跟安徽商人也有扯不清的关系。”
一名甘肃官员向《环球人物》记者透露：“甘肃这几年的大项目几乎全部由安徽商会运作，谁想拿到省列的大项目，都要通过它，它就是总发包人，比如某个省列煤矿项目，徽商插手后该项目增加了20亿决算支出。”
在甘肃，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某高科技企业是王三运的财源，与他儿子有生意上的往来。而这家企业也正是起家于合肥，崛起于兰州。2014年，该企业在兰州新区建造了一个占地千余亩的产业园，算是跟着王三运“转战南北”。而兰州新区，也是王三运的一个工程。
兰州新区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