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逃离公立学校 学者指中国教育“拉丁美洲化”

记者 陈少远

寒门出贵子是否越来越难？中国的公众视野不乏对此的讨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王蓉在最新一项名为“直面我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的挑战”政策建议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在遭遇“教育拉丁美洲化”的挑战，基础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化已初见端倪，若不改教育财政和评价制度，或将致“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上述报告指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中高等收入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而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目前，类似现象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来势汹汹”。王蓉提议，中国政府提高教育公平的理念和措施，应在“精准施策、补齐短板、抬高底部”这些既有共识之外，增加“管控差距”，即不应再只强调政策托底。

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日前公开披露了上述报告。

王蓉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面临一种系统性教育不公平格局的挑战。这种现象已出现在巴西等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拉丁美洲国家。

“问题在我国不少城市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非常突出”“不得不重视”，王蓉指出，例如媒体报道的家长圈流传的“初中不读民办,大学就进民办”, 就是对“教育拉丁美洲化”问题的形象表达。其原因在于基础教育乃民办学校质量高，高等教育乃公立大学质量高。

“教育拉丁美洲化”即可表现为，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继而可获得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政府对社会中的优质高等教育采取高额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却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

发达地区不同学校服务人群已分化

王蓉在报告中指出，在包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中国城市，“最好的初中学校几乎已经是民办学校的天下”。并且，民办学校与公办初中质量差距越拉越大,“公办学校劣势越来越明显”。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2015年的中考成绩排名中，前十名学校全数为民办(平均分从 570 到 590分),而公办学校中中考成绩最好的,平均分则在 560 分以下。

杭州2015 年的中考成绩统计数据也显示, 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90%。南京市近年六城区的中考成绩排名靠前的学校也以民办学校为主。

“学生不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就是家里没钱没权的。”南京一所薄弱公办初中的校长在接受《南京日报》采访时指出，有的公办学校办学质量不高，吸引力低，生源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收入差距致教育需求分化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服务人群为何日渐分化？

“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会带来人口的教育需求的迅速分化。”王蓉在上述报告中引用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克劳奇(Luis Crouch)在教育财政视角作出的分析。

克劳奇进一步分析，在收入差距大的社会中，免学费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存在联动关系。

克劳奇指，因为免学费政策带来的公共教育供给倾向于标准化、规范化,中高收入人群的教育需求无法在公立学校中得到充分满足。当以额外付费获取公立学校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渠道被切断时，这一群体可能大量涌入私立学校。

王蓉认为，这样的后果是导致系统性的不公平——只有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才能进入最高质量的收费昂贵的小学和初中，从而进入最高质量的高中和大学。贫寒子弟与富裕家庭子弟的教育机会差距越来越大，“整个社会距离教育公平目标越来越远”。

建议公立学校扩大教育服务供给

“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之下，要兼顾教育公平和效率具有挑战性。”王蓉指出，要解决中国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实际上面临的是“两害取其轻”的政策选择。

如果在公共教育体系内允许适当程度的容让，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或将导致公共教育体系内的机会分配、资源分配的制度设计复杂化，例如又出现此前教育系统曾存在的“乱收费” 等问题。

但若优势人群在公共教育体系外满足需求,则可能形成“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格局，其结果是“导致整个公共教育体系受损”。

王蓉分析，要最大程度避免“教育隔离”，应促使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协调发展。在此角度看，给予公立学校“容让度”应该是“较好的政策选择”。

如何让公立学校为多种教育需求提供供给？王蓉建议，应进行更加科学和精细化的教育成本测算,厘清其中何为基本性教育服务，何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教育服务,以“制定更加合理的公共财政保障标准”。

若公立学校能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教育服务，由谁买单？王蓉指出，必须贯彻教育公平原则，“由学生和家庭个人负担”，为此，就需要政府配套以精细透明的个性化服务收费政策。

民办学校也应对教育公平负责

“重视中国‘教育拉丁美洲化’的问题，并不是要‘管、卡、压’民办学校的发展。”王蓉提出。 她认为，要破“教育拉丁美洲化”格局，必须明确这样的原则：民办学校也具有维系全社会教育公平的责任。

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其所获得的土地等公共资源支持意味着“应该担负更大的教育公平责任”。

王蓉在报告中建议，政府应建立“以服务弱势群体学生比例等指标为基础”的民办学校教育公平问责制度,并将之与民办学校的审批、公共财政支持和奖励相挂钩。

公共财政应倾斜关注“后20%学生”

王蓉指出，在出现“教育拉丁美洲化”的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传统上都是公立机构，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政策。

在教育公共投入上破题，或是未来解决这种教育不公平格局的路径之一。王蓉建议，以现有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国家学生资助体系为基础，以中央财政为引领，倾斜关注“后20%学生”（指学业成绩落后的学生群体，其中很大比例来自贫困家庭）。

“未来一段时期的教育扶贫工作的目标,应该从解决弱势群体孩子‘有学上’‘上得起学’进一步上升到‘上得好学’。”王蓉表示。

她认为，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基层学校,都对上述教育群体倾斜关注，每个学校、县区都关心“后20%学生”并拿出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行动，“可能部分削减‘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来势汹汹的态势”。

改革学校评价制度也是要项

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不同学校间的分化为何愈演愈烈？

学者谈松华、黄晓婷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指出,问题在于目前多以单一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作为学校评价的主要标准,“使占有优质生源的学校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生源和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则不能根据学校实际提高办学绩效”。

王蓉认为，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化初见端倪的城市和地区，目前的评价制度“导致公办学校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

“政府必须重视改革现行的学校评价制度。”王蓉认为，要抑制中国教育“拉丁美洲化”的趋势，可以采取谈松华等人在研究中建议的“发展和推广‘增值性评价’”。

增值性评价意为评价学生在一段时间教育过程后的“成长”，以变化取代原来对学生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状态的关注。

“将学生原有的学术成绩及家庭背景等多个因素考虑在内，提出一个合理增长的模型。”谈松华等人在研究中指出，这种评价方式着重关注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增长，且关注学校对于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或者学习困难的孩子的“成长”所做的努力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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