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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进步，必然离不开企业特别是企业老板的栽培提携；企业的发展，也必然离不开员工特别是优秀员工的拼搏奋斗。这本是极为浅显的道理，不过老板往往只看到前者，而员工往往只强调后者，于是所谓“忠诚”的边界就变得模糊。——题记对一个以表演传统艺术为主业的文化企业来说，最简洁高效的组织方式不是“老板+员工”，而是“师父+徒弟”。诚然，后者在本质上不过是前者的变体，然而在草创阶段，这种融入了大家长式管理架构的变体却比“本体”高效得多，能够很轻松地压制内部龃龉、减少自我消耗，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使企业“齐心协力、一门心思”地向上攀升。当然，压制龃龉不代表没有龃龉，掩盖矛盾不意味没有矛盾，当这类企业攀升到一定高度，之前积累的矛盾总归要爆发出来，于是它们往往会在品味辉煌的同时，经历“上下离心”的阵痛。——古人调侃韩信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我调侃这类企业说，“兴也师徒，衰也师徒”。正如当下占据热搜榜首的那位先生满口仁义道德，自己却也曾经“背叛师门”一样，当“师徒关系”既裹挟着宗法观念、又捆绑着经济利益、还夹杂着私人恩怨的时候，撕逼就在所难免，无非这二位撕得惊天动地、人尽皆知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问题的根源出在“师徒企业”特殊的组织架构上：一般企业的老板与员工之间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大家聚在一起就为了赚钱，除了经济利益，很少有别的私人恩怨；如果共事不愉快，那就分道扬镳，只要把工资算清了，通常不会结下什么深仇大恨。由“师徒”组成的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之间除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还同时存在一层人身依附关系——“师父”不仅雇佣“徒弟”，也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徒弟”，“师徒”之间的工作、生活、甚至情感，都高度纠缠在一起，而这些恰恰是金钱难以量化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师徒”既然是“一家人”，谁出力多、谁功劳大、谁欠谁的恩、谁承谁的情，多半都是一笔糊涂账。可是老这么糊涂下去毕竟不是办法，算又算不清，那咋整呢，得，按“父子关系”来吧。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是父”，“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只要把这套规矩确立下来，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就成了天经地义，还能算什么钱？谁上场、谁不上场也就好办了，“父子兄弟之间，哪能计较这些小事呢”？！应该说，从“父子关系”衍化来的“师徒关系”确实给企业罩上了一层“脉脉温情”，但同时，也在其内部埋下了巨大隐患：即使父亲把儿子当成“私人物品”对待，尚可能导致反目成仇，何况本来并无血缘关系的“师徒”？从这个角度上讲，某些“师徒企业”因为对“父子宗法”的过度套用，实际上变成了等级森严的丛林。在这座丛林里，“师徒”之间不仅经济地位不平等、权力分配不平等，甚至人格尊严也不平等，盘踞食物链顶端的“师父”享有几近“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徒弟”则只能恭顺服从、感恩戴德，不能质疑“师父”，更不能表达不满。不满当然不会因为不能表达就自动消失。如果“徒弟”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诉求又被压制，则只能选择离开。可他们又不能说走就走——员工离开企业叫“跳槽”，“徒弟”离开“师门”却是“背叛”，“欺师灭祖”的帽子一旦戴上，以后就甭想再做人了。为了摆脱这个骂名，“徒弟”的唯一选择就是痛陈“师父”的“不仁不义”，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不忠不孝”背书。逼就是这样撕起来的。如今这二位不是第一对撕逼的“师徒”，也不会是最后一对。“师徒”一旦撕逼，再想达成谅解就比较难了，这既是他们所处的共同环境使然，也是他们所站的不同角度造就。从环境上看，“师父”和“徒弟”处在同一个“江湖”里：每个“师父”都是从“徒弟阶段”混过来的，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当年经历的一切艰辛、包括可能存在的卑躬屈膝和曲意逢迎，都看作天经地义——我做“徒弟”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就不行？要是你不行，只能说明你这孩子不长进！与此同时，每个“徒弟”也都有熬成“师父”的那一天，于是他们再把这些“规则”传承下去，以约束自己的“徒弟”。正因如此，我不太愿意把每个竭力维持宗法的“师父”都想象成利欲熏心的“恶人”，也许他们只是深受环境熏陶，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熬成鱼”的体系而已。特别是那些起身微末的“师父”，当“徒弟”时受的苦，不太可能从让他受苦的人身上找到补偿，于是他只能在更弱的人——比如“徒弟”身上——找回男人的尊严。他会安慰自己：没关系，当年的艰辛，如今已得到报偿；同时他还会教导“徒弟”：没关系，现在的艰辛，将来会在你的“徒弟”身上得到报偿。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混迹于江湖的人们共同塑造了江湖，江湖也影响了每一个混迹于其中的人。在浪漫的风花雪月与激情的刀光剑影背后，江湖终究还是离不开油盐酱醋，撇不下鸡毛蒜皮。当然，环境并非影响“师徒”恩怨的唯一因素。江湖不变，混江湖的人却在一天天老去，当身份和地位改变，看问题的角度也就跟着不一样了。在“师父”们看来，“徒弟”的成功离不开自己的教导和提携，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若无我辛苦栽培，岂能少年成名？于是他们自然会想：既然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就该为我卖命；别以为你翅膀硬了就可以不听话，反了你了！“徒弟”们却很难认可这种想法。也许他们为了出人头地，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师父”毕恭毕敬，但心甘情愿一辈子“为师父做苦力”的，不多。尤其是，一旦“徒弟”也“混出来”，他们几乎一定会认为这是自己长期辛勤努力的结果，理应得到更好的报偿，更不愿再受“师父”的“打压”。人际关系中的最大悲哀大概就在于，每个人都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在他自己的角度上，他永远是正确的。所以，“老板不仁”和“员工不义”似乎永远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再加上“江湖风波”的浸润，“师徒恩怨”距离“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死循环也就真的不远了。这是“师父”的悲哀，还是“徒弟”的悲哀？要我说，这是“江湖”的悲哀。三、“国士”or“众人”：“忠诚”要靠双方共同维系上面两段说了一大堆，其实主旨意思就一个：只要“江湖”存在，“师徒”反目就是很正常的事。然而这与人们平时看到的现象并不相符：世上那么多“师徒”，毕竟相亲相爱、善始善终的多，自曝家丑、喊打喊杀的少，而且除了“家丑不外扬”和“利益不够大”这两种“表面和气”外，很多“师徒”也确实可以真心“忠义相守”一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得引用豫让的“众人国士之论”：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我给“范老板”和“中行老板”打工的时候，他们对我一般般，所以我给他们干活也就马马虎虎；我给“知老板”打工的时候，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给他卖命。可以说，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道出了大多数打工者的心声：我们承认，这世上自有那狼心狗肺、以怨报德之人，但大多数人还是讲道理、重情义的。如果老板对我很好，我愿意给老板出力，苦点累点都没关系；但如果老板对我很刻薄，还要求我“忠义”，那不是扯淡吗？“忠义”不是逼迫出来的。关羽忠义千秋，人人称赞，但他的忠义背后，是刘备“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的深情厚谊；诸葛亮鞠躬尽瘁，古今颂扬，但他的辛劳之前，是刘备三顾茅庐、托孤寄命的知遇之恩。那么，当老板们要求员工们向关羽、诸葛亮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做到刘备所做的了吗？——虽然“就命运而言，休伦公道”，但世间的付出与回报，大抵相去不远。人家刘备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自己无法对每个人都“以国士相待”，所以当黄权这等“众人”变节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豁达，不去追究黄权的家人。当然，“忠义程度”与每个人的性格和诉求有关，不同的员工对老板怎样做才算是“国士相待”、以及自己付出多少才算是“国士报之”，有不同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袁崇焕被陷害却仍能尽忠死义，洪承畴深受君恩但还是降了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当袁崇焕和洪承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正如每个员工在没离开企业的时候，都会说“老板对我很好，我肯定要努力工作”，但这究竟是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但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根据现代企业精神对他们作出一个基本评判：袁崇焕品行高洁、值得敬佩，洪承畴选择现实、可以理解，朱由检忌刻寡恩，确实没必要为他卖命。我固不否认史上有很多“君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君王如初恋”的“忠臣义士”，也很敬佩他们，但我们似乎不该以如此高的标准和如此沉重的代价去要求每一个人，尤其不该在洪承畴亲眼目睹袁崇焕的遭遇之后再要求他去做袁崇焕——你怎么不要求朱由检去做李世民呢？！所以，尽管每个人性格不同、诉求各异，但“忠诚”，总归是需要双方共同维系的。现在有些老板，总觉得自己雇佣员工是“赏员工一口饭吃”，不管自己多刻薄都要求员工“感恩”，可这算什么“恩德”？世上又不只你一个老板，人家贝克汉姆离开曼联照样吃穿不愁，难道你的公司比曼联还牛？还有些员工，总觉得自己给老板打工是“把青春贡献给老板”，不管自己多懒惰都要求老板“讲义气”，这又算哪门子“义气”？世上又不只有你一个员工，人家苹果公司离了乔布斯还照卖iPhone7呢，难道你的本事比乔布斯还大？经过上面三大段的啰嗦，该说的已经差不多都说完了，可在这个“总结陈词”阶段，我忽然想插入一个看似与主旨无关的小故事。去年年底，我家厨房和卫生间的地面防水层坏了，需要重新做，正好有个挺熟的亲戚是干这行的，母亲觉得熟人比较放心，就请他帮忙。搞过装修的人都知道，给老房子做防水真心麻烦，虽然我家的厨卫加起来不过八九平米，但这位亲戚从砸砖开始一直到重新把地砖铺好，也累了四五天。等收了工，母亲对亲戚的辛勤劳动表示了感谢，剩下的就是算钱了。我们市做防水的市面价是70块/平米，铺地砖是45块/平米，这样算下来，我们家的工程大概1000块的样子。可毕竟是自家亲戚，他要开口问我们要这么多，未免显得太“薄情”，所以支支吾吾半天，说你给500块钱吧。他不好意思多要，母亲也不好意思少给，毕竟是自家亲戚，母亲要真给这么少，也未免显得太“薄情”，所以两人推让了半天，最后给了700块，再搭上一盒烟和一罐茶叶。那天晚上，母亲留亲戚吃了晚饭，双方重申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然后晚饭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落下帷幕。谁知几个月后，我听别的亲戚说，那位亲戚虽然脸上一团和气，心里却“始终是拒绝的”：他觉得，大冷的天给我们家做防水，很不容易，何况他还顺手帮我们把老化的水管修好了，怎么也该给800块吧。于是他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母亲认为这位亲戚给铺的地砖很不平整，明显没用心，以此推论，防水的质量也未见得高明；就这样，他居然还要700块，比市场价便宜不了多少——何况那罐茶叶也值不少钱呢！于是她也很不高兴。不高兴怎么办呢？忍着。亲戚不能问我们再要更多的报酬，母亲也不能要求亲戚返工重做，他们只能憋在心里，很不舒服，很不痛快，但必须如此。这个故事很平凡、很眼熟、很蛋疼，对吗？可它映射了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困境：大家抹不开面子、放不下身段、撇不了感情，却又精打细算着得失，斤斤计较着利益，纠结着，苦闷着，最终既伤感情，也还是算不清利益。这就是吃瓜群众对这场“师徒撕逼”最一针见血的评判：那满嘴的“仁义道德”背后，是满心的利益纠葛，说那么多，到底还不是为了钱？对，就是为了钱。从当初的你推我让，到如今的你死我活，都是为了钱。“为了钱”其实并不猥琐，只是有些人非要让自己看上去高尚。“师父”和“徒弟”也不都是“伪君子”，只是他们非要用“忠孝”这种模糊的规则去衡量“利益”这种确切的东西，要知道，那本应是“契约”的活儿。“契约”也许冷漠，但它简洁、直观、确定，不用纠结。我不否定“忠孝”的独特作用，它的温情，是“契约”永远替代不了的；何况作为感情动物，人类也不可能把“恩义”和“利益”扯得太清楚。只有一条是必须扯清楚的：无论老板员工，还是“师父徒弟”，都可以彼此亲密无间，但企业的运行，经济活动的开展，劳动报酬的分配，终归要靠“契约”而不是“忠孝”来规范。在此奉劝那些一边说着“恩义”一边盯着“利益”的人们：想要什么，想要多少，大声说出来，行就干，不行就散，少些遮遮掩掩的套路，多些敢作敢当的真诚，别活得那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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