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动态 l 李剑鸣：世界历史分期中的“早期现代”理念

世界历史分期中的“早期现代”理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 李剑鸣

在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读物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提法。国内从事欧洲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英国史研究者，对这个术语早有留意，也做过一些讨论，大致把它看成欧洲史家创造的一个用于欧洲历史的分期概念。

德国学者奥斯特哈默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他在煌煌巨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中谈到，“早期现代”这个术语在欧洲广受质疑的同时，却在非欧洲的学者中间颇受欢迎，原因是他们有意以欧洲式的语言来表述自己国家的历史，以期使之能在更大的范围赢得理解。

就我目前所读到的材料而言，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有商榷的余地。尽管“早期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确实专用于欧洲史研究，但在其产生和传播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却并不是欧洲史家，而是美国学者。随后，极力推广这个术语的应用范围的人，也大多出自美国史学界，其中有一些是在美国工作的非欧美裔学者。

在不断传播和运用的过程中，这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并招致各式各样的质疑和批评。至于这个术语在欧美以外各国史学中的运用情况，自不可一概而论；仅从中国史家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和运用来看，其复杂的程度就超出了通常的想象。

论及“早期现代”这个概念的缘起，首先牵涉到欧洲史学中长期通行的经典分期模式。当今为人所熟知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分法，大致成形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这一阶段，并在欧洲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中得以定型，随后扩散到欧洲以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书写系统。然则历史分期并非史家的专属，欧美诸多涉及历时性研究的学科，大都采纳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三分模式。

就历史意识的一般情况而言，“古代”相对固化，而“中世纪”和“现代”的区分及界线并不稳定。尽管如此，1500年作为区分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年份，依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可是，始于1500年的“现代”，却是一个没有下限、不断向前延展的时间过程；随着其长度的不断延伸，初始阶段与当前时期的差别也就越来越显著。

于是，欧美学界开始有人有意无意地对它进行新的分割，“早期现代”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个指称“现代”初始阶段的术语。在历法时间上，这个时期一般相当于15—18世纪。

具体来说，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语言学、文学、法学、经济学、音乐史、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陆续有人使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 times）这一历史时间概念，以指称“中世纪”之后、“现代”之前的几个世纪，或用以修饰这个时期的种种事物或现象。

一时间，诸如“早期现代旅行者”（the early modern travellers，原文如此）、“早期现代作家”（early modern writers）、“早期现代世界”（the early modern world）、“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法律”（th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law）等提法，可见于许多刊物的文章中。

而且，“早期现代”常与“中世纪”（medieval 或 the Middle Ages）、“晚期中世纪”（the later medieval）等连用，或两者并置，称“中世纪和早期现代”（the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ages）。在这类说法中，已约略显露历史分期的用意。不过，从其上下文来看，这时的“早期现代”还更多地用作修饰性的时间概念，尚不具备严格的历史分期的意义。

较早把“早期现代”作为较严格的历史分期概念来使用，是美国的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所做出的尝试。

1884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詹姆斯·加尼特在一篇书评中提到，学术界关于英语的历史分期过于复杂和混乱，有“古英语”（Old English or Anglo-Saxon，1100年以前）、“古英语转型”（Old English Transition)、“早期中古英语”（Early Middle English）、“晚期中古英语”（Late Middle English）、“中古英语转型”（Middle English Transition）、“早期现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中期现代英语”（Middle Modern English）和“当代英语”（Current English）等一连串的说法。他认为需要加以简化，主张划分为“古英语”（迄于1150年）、“中古英语”（迄于1400年）和“现代英语”（始于1400年）三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可再分为“早期”和“晚期”，而“转型”则可省去。

1890年，他再次表达了同样的分期意见，更明确地把英语的演化阶段简化为“古英语”（Old English，截止于1150年）、“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截止于1400年）和“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1400年以后），而1400—1600年的英语可称作“早期现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1600年以后的英语则叫做“晚期现代英语”（Late Modern English）。

此后，“早期现代”逐渐成为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界通行的概念，并有不少相关的讨论。后来这一用法还辐射到其他语言及文学的研究中，比如，西班牙文学研究界也有相当于“早期现代”的说法，在西班牙文为“de la primera modernidad”。

另一个热衷于把“早期现代”作用历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学术群体，出自美国的“文艺复兴”研究界。

在欧洲的学术格局中，“文艺复兴”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是，当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以后，“文艺复兴”却意外地进入了学术的中心地带。同时，这个领域的学者也不甘于让自己的研究主题继续留在“中世纪”，而力图使之迈入“现代”的门槛。

可是，一种主要见于14—15世纪的历史现象，倘若径直贴上“现代”的标签，也不免显得怪异；于是，“文艺复兴”的研究者便把它描述为一个介于“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过程，也就是“早期现代”的开端。

后来，他们又发现，如果一直把“文艺复兴”与意大利捆绑在一起，可能削弱它作为“早期现代”开端的合法性，因为“早期现代”的涵盖面逐渐逸出欧洲，进而扩大到全球，而“文艺复兴”若仍然仅只是限于欧洲的事情，就无法在更大范围的历史经验中取得通约性。因之有学者提出了“全球文艺复兴”的理念，试图与“早期现代”的“全球化”保持相同的步调。

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学者组成“早期现代文化研究小组”，极意容纳关于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的研究，努力消除“文艺复兴”研究的“欧洲中心论”色彩。

进入21世纪，这批学术同人还创办了一份刊物，名为《早期现代文化研究杂志》（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据说在这种新的学术风气中，那些依然抱定“文艺复兴”不撒手的学者，便难免“保守”之讥；而使用“早期现代”的人，则显得“更加进步”。

不过，在美国学术界，“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比如，在2001年美国文艺复兴研究会的芝加哥年会上，有一个小组讨论会的主题便是“文艺复兴对早期现代”（Renaissance vs. Early Modern）。

美国史学界广泛使用“早期现代”这一术语，在时间上似乎落后于前面提到的几个学科。一般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恩·桑代克（Lynn Thorndike）1926年出版的《文明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最早用“早期现代”来替代“文艺复兴”，这标志着“早期现代”在美国史学界的问世。其实则不然。

美国史家提到“早期现代”一词的时间，至少不会晚于1893年。这一年，在美国早期史大家赫伯特·奥斯古德的一篇文章中就出现了“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ociety）这样的说法。他把“早期现代”用作某种社会特性的时间限定，已带有明显的历史分期的意味。而且，从其语气来推断，这种提法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事。

1908年，《美国历史评论》有一篇书评也采用了“中世纪和早期现代”（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times）的提法。到了1925年，在《美国历史杂志》的前身《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上，有文章把“中世纪”（the Middle Age）、“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现代”（modern）三者并置。可见，此时“早期现代”已明确地成为一个介于“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历史阶段。

自此而后，“早期现代”作为一个正式的历史分期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史家的笔下。比如，美国历史协会1941年的年会有一个主题，就是“早期现代欧洲”。1970年，康奈尔大学教授小尤金·赖斯（Eugene F. Rice，Jr.）编写的教科书《早期现代欧洲的奠基（1460—1559）》（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1460—1559)问世。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在美国大学从事15—18世纪欧洲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开始赋予自己一个身份标签，即“早期现代研究者”（early modernist）。

而且，“早期现代”还被看成一种富于学术活力的新理念，颇受一些研究者的青睐。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美国18世纪研究会的年会上，有一群学者自立门户，声称其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他们自承其用意在于打破越来越封闭的历史分期，力图在题材和方法上寻求新的可能性。

英国史学界自然不甘落后，对“早期现代”的兴趣也趋于增强。

1913年，《英国历史评论》刊登一篇札记，其中可见“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这类字眼。195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一本英国史家撰写的“早期现代”历史读物，即乔治·克拉克（G. N. Clark）的《早期现代欧洲（约1450—约1720）》（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 to about 1720）。到1970年，“剑桥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丛书”（Cambridg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开始出版。这表明，“早期现代”在英国也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历史分期。

此后，相关论著不断增加，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彼得·伯克（Peter Burke）等一批英国史学名家，也不时把“早期现代”一词放在自己文章和著作的标题中。

在美国和英国以外，“早期现代”的使用情况因国家而有不同。德国（西德）也有一些学者谈到过“早期现代”的概念。

1957年，西德哲学家威廉·卡姆拉（Wilhelm Kamlah）讨论“早期现代”（Frühneuzeit），把它界定为一个既不同于中世纪也不同于现代的转型阶段。1990年，德国学者约翰内斯·布克哈特（Johannes Burkhardt）沿着同样的思路，进一步把“早期现代”界定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转型时期。

然则法国、意大利等欧陆国家的史学界，通常不把“早期现代”纳入历史分期之中。对这些国家的史家而言，“中世纪”之后便是“现代”，“现代”之后则有“当代”；而且，“现代”通常指从中世纪结束到法国革命这一时段，大致相当于英语世界的“早期现代”，而“当代”则以法国革命或“双元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为起点。

例如，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所涉及的时段，正是英美学界的“早期现代”，但他没有采用这样的提法。另外，对于君主制稳定且长期延续的国家的历史，欧陆史家有时也采用王朝分期法，甚或以国王在位时期为分期准则。

“早期现代”理念的出现，反映了历史时间意识的发展和成熟，尤其是体现了对历史运动的连续与变化的“辩证式”理解。美英两国史家在欧洲的“中世纪”和“现代”之间中插入“早期现代”，不仅意在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中世纪”“解救”出来，把它们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开端”的标志，而且更有志于打破传统分期中“中世纪/现代”截然两分的理念，凸显历史的连续性和复杂性，并为长期遭到贬抑的“中世纪”恢复名誉。

换言之，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插入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表明欧洲并非从“文艺复兴”一步跳进“启蒙”时代，“现代”欧洲乃是始于“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一系列连续“渐变”的结果，因之“中世纪”并非一无是处的“黑暗”时代，而对“现代”的孕育具有积极的作用。

据美英史家看来，“早期现代”的总体特征在于，它既不同于“中世纪”，也不完全属于“现代”，而是一个过渡和转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逐渐走出“黑死病时代”之后多种危机的阴影，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动；这些包裹在连续性之中的“渐变”不断累积，最终造成了一个“为当今人们所熟悉的时代”。

换言之，“早期现代”作为一个“转型时期”，呈现出朝着某种特定目标持续前行的趋向；虽然中世纪“生活方式的结构”依然存在，而与“现代”的距离也在越来越缩短。在这一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的过程中，“旧与新不能截然两分”，而是两者相互渗透，使“早期现代”兼具“中世纪”和“现代”的特征。一言以蔽之，“早期现代”是一个走向“现代”而未进入“现代”的时期。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这样看待“早期现代”的性质，似乎是一种“目的论的眼光”。他们反对用“前现代”或“前工业化”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早期现代”的特征，而强调这个阶段的自主性，称之为一个有着自身特点及“合法性”的时期。

当具体界定“早期现代”的整体性和融贯性时，不同的史家各有侧重，其说不一。较常见的做法是，把各自所认定的特定时段的主要趋势或过程，装填到“早期现代”的模具之中，用以铸就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相较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纪年，“早期现代”是一个较具弹性且相对便利的时间框架，因而关于其起讫年代的说法，就不免五花八门，并各有其理据。一般来说，用于欧洲历史的年代断限有1400—1600年、1450—1789年、1450—1800年、1500—1700年、1500—1800年和1600—1815年等多种，而以1500—1800年较为常见。在英国史研究中，“早期现代”则大致相当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

在涉及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时，年代标记更是各各不同。比如，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欧亚大陆的“早期现代”是一个更长的时段，其起点为1300年左右蒙古帝国的解体，其终结则是1800年前后东西方“大分流”的发端。

德国学者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曾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鞍形期”（德文Sattelzeit，英文saddle-period）的概念，其大意是，德意志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转型阶段，许多重要概念的含义在这个时期发生变化，成为今人无需转译即可理解的状态，因而这也是一个走向“现代”的过程，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马鞍形，具体时间则为1770—1830年。

未料“鞍形期”这个说法不胫而走，广受欢迎。一些学者把它拿来使用，并加以重新界定，泛指任意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折性连接阶段；这一阶段既与前一个时期有相似性和连续性，又指向并最终连接下一个迥然不同的时期，因而是一个断裂和连续并存的阶段，可根据其主导特征而将它归入此前或此后的时期。在这种意义上，“早期现代”似乎相当于一个大“鞍形期”，构成“中世纪”和“现代”之间过渡与转折的阶段。

当然，在研究“中世纪”的学者那里，“早期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连续性更受关注；对“现代”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早期现代”更多地带有“转型和新起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前一批学者眼里，“早期现代”可以归入“中世纪”；而对后一批学者而言，则须把“早期现代”划到“现代”。

如前文所述，“早期现代”的理念主要源于美国学术界，原本用于描述欧洲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阶段。可是，大力将这个理念引入“非欧洲”历史研究中的学者，却并不是“非欧洲”的学者，而同样是欧美史家，尤其是美国学者。他们长期孜孜不倦地将它推广到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区，把它作为中国、印度、土耳其、俄国、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分期的一个术语。

1997年，一批美国学者创办《早期现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2010年，该刊成为明尼苏达大学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中心的所刊。据称，这个刊物的宗旨在于推动“全球早期现代”的研究，尤其鼓励跨国史、比较史和非欧洲历史的探讨。该刊曾开设专栏，从全球视野考察“早期现代性”，意在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中世纪/早期现代的分隔”。

另有一些相关的刊物，比如16世纪学会（The Sixteenth Century society）的会刊《16世纪杂志：早期现代研究杂志》（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Studies），女性研究学者创办的《早期现代妇女跨学科研究杂志》（Early Modern Women：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也经常刊登涉及众多非欧洲地区和国家的论文。

最近20余年，在英语国家的史学界，标题中含有“早期现代”一词的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题史论著，可谓不胜枚举。设在伦敦和纽约的拉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近年一直在推出“拉特利奇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丛书”（Routledge Research in Early Modern History），已出各书所涵盖的地域，自然不限于欧洲。

任何一种历史分期，总是有特定的时空条件的限定；一种历史分期适应的地域越广，其学术效用就越大，同时其时间断限也越难以把握。要把“早期现代”的概念用于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就不得不面对千差万别的人类经验；而如何从中提取具有较大覆盖面的历史通约性，无疑是一个至难处理而又无从回避的问题。

因之无足为怪，早就有学者对“早期现代”理念的合法性和适用性发出疑问，称它在时空两个维度都难以捉摸。他们提出，“早期现代”即便对于欧洲历史也不见得能够成立，遑论把它运用于更为广大的世界；所谓“早期现代世界”更近于无稽之谈，因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根本无从谈及“现代”，也不存在某种以“早期”形态呈现的“现代性”。总之，“早期现代”的概念实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错误之上”，对于世界历史完全没有适用性。

还有学者谈到，“早期现代”的概念人为地割裂时间和历史，否定“中世纪”遗产的意义，也切断了“中世纪”与“现代”的联系；如果采用“后中世纪”（post-medieval）而不是“早期现代”的说法，反而有助于消解“中世纪/现代”的二元对立。

更有学者调侃道，1400—1800年这个时期与其说是“早期现代”，不如说是“晚期传统时代”（late traditional）；而且，“现代”也没有什么优于或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地方，反过来，“晚期传统”或许还可以为解决今天的困境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

从这些质疑的声音中隐约可以听出，“早期现代”在世界历史分期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和适用性，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看待“现代性”。

在英语世界，只要提起“现代”，就会联想到“现代性”，而“早期现代”也就直接关联到“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而且凑巧的是，当“早期现代”之说在美国学术界趋于流行之际，正值带有冷战背景的“现代化”理论形成之时；于是，“早期现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同经过“现代化”理论改造的“现代性”粘连在一起。

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首先都是“西方”经验的产物，并且包含“西方”引领或君临世界的旨趣，因之在当前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中，只要触及这两个概念，“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幽灵就会自动游荡起来。

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者多为当时学界巨擘，诸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白鲁恂（Lucian Pye）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均厥功甚伟。据他们为新兴国家所描画的发展蓝图，未来世界将呈现与当时的苏联迥然不同的景象；由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昌明的教育、发达的媒体等要素所构成的“现代性”，将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感受中。

尽管这种“现代性”最初被作为历史的实际来表述，但它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对合理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愿景，被视为理性、进步和发展的归属；而那些与此对立或不合的社会特征，则被视作“前现代”的残余。而且，这种“现代性”往往被看成一个整体，20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学界所津津乐道的“非西方”的“现代”要素，诸如发达的商业，社会救济措施的产生，稳定的大型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工业和运输业的兴起，都不能单独作为真正的“现代性”的体现。

由此可见，使得“早期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能够成立的“基因”性要素，不仅是从欧美经验提炼出来的“现代性”，而且还有对“现代化”所能带来的全球同质性（convergence，意即“合流”）的信念。在这种“合流”论者看来，所有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必然告别各自的传统，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接近或融入欧美模式，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1959年曾说：“‘现代’意味着不必追随西方而成为西方。它是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其地理起源和所在地的西方模式。”换言之，“现代化”的世界乃是西方模式的“普世化”，而同质性的全球就是一个西方化了的世界。

在“现代性”与“现代化”理论结合之后，美国被界定为“现代性”的最新样板，于是“欧洲中心论”也就变成了“欧美（西方）中心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美国的学术精英毫不避讳“欧美（西方）中心论”，美国政治学家鲁珀特·埃莫森（Rupert Emerson）的话，便可作为例证：“对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统治精英来说，……更须注重按照西方模式来界定的现代化。”

可是，自冷战后期以来，这种“现代化”理论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它所带有的“中心论”和“优越论”倾向尤其招人厌弃。在欧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既然对“现代性”的界定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而“早期现代”的理念又源自欧洲的历史，若把它用于“非西方”世界，就必然会与“欧洲（西方)中心论”迎头相撞，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和价值意涵难免不断膨胀，以致最终撑破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外衣。

一般来说，“非西方”的学者对“欧洲（西方）中心论”更为敏感，只要正面涉及欧洲或“西方”的历史作用，就总是难以绕过“欧洲（西方）中心论”。

例如，有一位拉美学者为摆脱“欧洲中心论”，主张把“现代性”的起点定在1492年，而不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因为这个年代所标示的“地理大发现”，凸显了美洲的历史角色。可是，他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即1492年的重要性以及此后美洲历史中的“现代性”，主要是由欧洲人及其移民后裔所塑造出来的。在这里，“欧洲（西方）中心论”的魅影又悄然飘了回来。

其实，美国学者对原版的“欧洲中心论”也颇为反感。在美国的“大西洋史”框架中，通常以“革命时代”的结束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终点；而在有的学者看来，这无异于把欧洲帝国的兴衰作为大西洋史的起讫，显然是强化了“欧洲中心论”的取向。

可见，如果要在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引入“早期现代”的理念，同时又不招致“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嫌疑，就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下功夫。

其一，淡化“早期现代”与“现代性”的关联，而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历史时间概念或时间修饰语，如“早期现代资本主义”（early modern capitalism）云云。在近期欧美的学术出版物中，涉及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日本和（被“发现”以前的）美洲的历史时，所用的“早期现代”一词，有时也带有这种“中性”的意味。

其二，有意识地把“早期现代”作为抵制“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手段，即不再将“现代性”视作“西方”经验的提炼，以此打破“西方”对它的独占，进而依据具体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特征，重新界定“早期现代”的内涵。这样就有助于破除“欧洲（西方）中心论”，显示“史学世界主义”（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m）的眼光和胸怀。

相对而言，按照后一种路径来处理“早期现代”的学者，不仅人数居多，而且影响也更大。

这些学者所采取的头一种手法，就是把“早期现代”加以“地方化”，以适应广大“非西方”地区和国家历史分期的需要。在欧美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中，有一脉基于各各不同的社会和人群的经验来界定“现代性”，称“现代性”有不同的形态，且无高下优劣之分，由此提炼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概念。从这种观念出发，在16—18世纪的全球，并非只有欧洲产生了“早期现代性”，而且欧洲版的“早期现代性”也并不比其他版本的“早期现代性”更为标准，更为优越。

在这些学者看来，“早期现代性”的内涵并非只有以往所认定的一种形态，也不一定形成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这一时期，其内涵也不是只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胜利，以及世界的祛魅。恰恰相反，“早期现代”不同的社会各有其“现代性”，而且它们并非源自欧洲的“现代性”，不是它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产物，也不是它在传播中发生变异的结果，而是形成于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之中。这样一来，“非西方”的“早期现代性”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西方”的历史自主性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举例来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主办的《代达罗斯》上登过一篇文章，讨论1400—1750年南亚历史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南亚的现代性是随殖民化才开始出现的，而这位作者指出，应当把长期被夺走的“公认模糊不清的‘早期现代性’”还给16—17世纪的南亚各个社会，因为“历史地看，现代性乃是全球的和同时发生的（conjunctural）现象，而不是像病毒一样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

《18世纪研究》2010年春季号也办过一个专栏，其主题是“中国与全球现代性的缔造”，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把早期现代性中国化”。毫无疑问，在多样化的“早期现代性”理念的引导下，“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在现代世界形成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认。不过，用这种方式处理“早期现代性”，很可能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徒有其名的观念空壳，其作用不过是盛载某种麻痹历史意识的文化虚荣心。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尝试对“早期现代”进行“全球化”，也就是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定义“早期现代”，进而建构一个“早期现代世界”。其代表人物可以举出两位，一位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南亚史学者约翰·理查兹，另一位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已故的世界史教授杰里·本特利。

理查兹为了把“早期现代”推广到全球，阐述了一套力求自圆其说的思想逻辑。他认为，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早期现代”，并非注定带有欧洲中心论的性质，因为它所标示的不过是人类在自我组织、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等方面的“急剧而大规模的变化”，这类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同样也可见于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

具体来说，在1500—1800年，全球出现过6种“大规模的进程”，即“多条全球海上通道的开辟”“真正的世界经济的兴起”“大型而稳定国家的成长”“世界人口的增长”“土地利用的强化”以及“新技术的传播”。在16—18世纪的南亚，这类变化也以特定的面目出现，或者说南亚也处于类似的进程之中。因此，这个时期的南亚乃是“早期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不能像以往那样，把它称作“莫卧儿时期的印度”“中世纪晚期的印度”或“前殖民地时代晚期的印度”，更不能目为“停滞的印度”。唯其如此，方能更好地把印度融入世界历史。

理查兹这一论说的要旨，在于切断“早期现代”与经典“现代性”的联系，重新界定其内涵和特点，进而使之与欧洲脱钩；由此搭建而成的“早期现代”框架，自然就可以填入任何地区和任何国家的历史经验。

本特利则在汲取和发展理查兹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微有不同的全球“早期现代”的构想。作为全球史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本特利自然不难意识到，要把“早期现代”的概念引入全球史，进而构想一个“早期现代世界”，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和“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两个难题。他就此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

其一，反常道而行之，宣称“早期现代世界”并不是“早期现代欧洲”放大或扩张的结果，相反，只有先把前者描述清楚，才能理解后者，因为“一个更大的早期现代世界的观念，构成一个融贯的早期现代欧洲观念的先决条件”。

其二，关注联系和互动，强调“早期现代世界”并不是依据静态的特征来界定的，而是各种“能动的历史过程”在综合作用中逐渐塑造出来的。在1500—1800年间，这些“历史过程”促进和加速了跨文化的互动和交流，而这些互动和交流影响到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和组织其社会的方式”，也即涵盖广泛的人类共同经历。不过，这些互动过程并未造就一个同质的“早期现代世界”，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了不同的烙印。

具体来说，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有“三大全球性进程”驱动“早期现代世界”的发展，即海上交通路网的形成（使世界各海岸地带得以连通），全球生物物种的交流（对自然环境和人类人口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组织的新模式）。而且，这三大进程交叉重叠，相互加强，由此引出七个“大规模的发展”，即“人口起伏、大规模移民、对自然环境的强化利用、技术传播、中央化国家政权的巩固、帝国主义扩张和全球文化交流”。

这些后果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们交织在一起，不仅作用于单个的国家，而且塑造整个世界的面貌，“早期现代世界”由此诞生，并不断发生变化。在这里，本特利并不特别在乎“早期现代性”的含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混杂的事情”。

显然，和理查兹一样，本特利刻意在“早期现代”与“现代性”及欧洲之间挖出一条鸿沟，用来隔断“欧洲（西方）中心论”的困扰。而且，他借以界定“早期现代世界”特性的三大历史运动和七种次级趋势，理查兹的文章均已论及。

不过，本特利不仅采用了不完全一样的表述方式，而且在方法论和“概念化”方面显得更为周密，尤其是借“跨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概念来统驭“早期现代世界”的主要变化。较之片面强调“非西方”在“早期现代”的历史地位，本特利的思路具有更加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不过，在他所构想的这个“早期现代世界”之中，依然可以嗅到些许的“欧洲（西方）中心论”气息，因为他所提到的那些历史进程和趋势，要么由欧洲所启动，要么为欧洲所主导。

这似乎表明，任何要把“早期现代”加以“地方化”或“全球化”的努力，都注定难以跳出某种“观念迷阵”。

一方面，尽管欧洲并非总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但它在17—19世纪确实取得了对全球的控制和支配地位，并把自己的印记留在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西方”版本的“现代性”无论作为一种历史的提炼，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蓝图，都具有某种社会规划和文化定向的功能，因而“现代化”成为许多地区和国家孜孜以求的事业。

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和理解过去，而且在于为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定向，如果因为厌恶“欧洲（西方）中心论”，就彻底否认“现代性”拥有某些基本的共通含义，进而逾越史实和史家伦理的制约而贬抑“西方”，拔高“非西方”的世界历史地位，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全球过往的经历吗？就能更好地帮助当今各国人民理解当前的现实、界定未来的目标吗？另外，如果希望借助“早期现代”的“地方化”或“全球化”，以对“非西方”地区和国家进行某种“学术补偿”，或对以往囿于“中心论”的“西方”史学加以“矫枉过正”的改造，难道就能写出一部更加公允的世界史吗？这些问题似乎都值得三思。

身处“非西方”世界的中国史家，对“早期现代”一词并不陌生，但是关于它在中国史学话语中的适用性，他们不是未予特别关注，就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如果要讨论这个术语能否纳入中国的历史分期体系，还需要首先就一些相关的问题略做梳理。这是因为，同许多来自域外的词汇一样，中文的“早期现代”不仅涉及翻译的分歧，而且牵扯到理论、价值和文化立场等方面的纠葛。

头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便是“early modern”的理解和译法。目前这个术语有多种译法，常见的有“早期现代”、“早期近代”、“近代早期”和“现代早期”等。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翻译其中的“modern”一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至为烦难，长期没有定论，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唯一公认的译法。

从“modern”在欧洲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脉络来看，这个词原本就带有浓厚的历史和价值方面的意涵。在13、14世纪，这个词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到1600年前后传入欧洲其他语言，逐渐具有“近期的”、“当前的”、“变化了的”、“新异的”、“时髦的”等含义，其意蕴不仅注重当前，而且指向未来。因此，“‘modern’所表达的是人类对变化的认知，尤其标志着一种区分现在与过去的意识”。

及至16—17世纪，欧洲史家开始采用三段式历史分期，在“古代”和“中间时代”（medium aevum）之后，便是他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故名之曰“新”（novum）。到了18世纪末，这个“新”的时代就变成了“modern”（拉丁文作modernus）。

对于“modern”的这些含义，最早接触这个词的日本人无疑是知晓的；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末以汉字新创“现代”一词，用来对译“modern”。20世纪初年，“现代”的译法传入中国，20年代以后渐趋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