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了纪录片《50年的争论》(The 50 Year Argument)，讲述了《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发展，如果你没看过，建议找来看看。
文中提到一篇哈维尔的文章《踢门》，发表在1979年3月22日的杂志上。找来看了一下，发现好像就是给今天写的。
列几条新闻：
不说太多了，我猜这篇文章可能活不过三天，你觉得呢？
那是一个周日午夜，两个朋友和我——我们想找个地方喝一杯，竟然给我们找到一家，不仅开着门，它还会再开一个小时。门是锁着的，这是常事，我们就按门铃。没反应。等了一下，我们又按。还是没反应。过了一分钟，我们决定轻轻敲门。仍然没反应。后来，当我们要走的时候，门开了，不是为我们开的，而是服务员要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出来。借着这个当口，我们很礼貌地问他，里面是不是还有地方能让我们进去。服务员根本不搭理我们，不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满了，不解释他不想要客人，也不说他只让朋友进去，什么都不说。他一言不发，他毫无反应，他甚至连看我们都不看。当着我们的面，他“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
在此之前，整个事件都很平常。在布拉格，类似事情每个晚上都会发生，发生在依旧对普通公民开放的少数饭馆和酒吧门前。
奇怪的事情就是此时发生的：我突然怒气冲天。说奇怪，是因为我根本不是易怒的人。这样突然爆发的狂怒——会搅乱我的判断力，让我做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不是我的性格——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我身上，大概每7到10年一次吧。一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举个例子，比如有人公开诬蔑我，或是没收我的公寓什么的），不会让我怒发冲冠，只有小事会这样。我还在部队里的时候，一个叫伍尔维的士兵想绊我一跤，我回头胖揍了他一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晚酒吧前面的危机跟我的个人历史还挺一致的。
这不意味着，此类让我暴怒的小事不是替代物或补偿。也许像他们说的，这些小事是在为失败的大事付出代价，让我生气。也许在我平静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秘密的电池在充电，一点一点儿地，直到积聚的潜在电力达到某个水平。然后，任何微小的挑衅，都足以让杯子里的水溢出来，某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就会让一切爆发出来。因此，无辜的伍尔维得到残酷、无常的惩罚，也许是因为我花了两年时间搭一座浮桥，然后又被下令要去拆掉它。
所以我突然心头火起，开始凶狠地踢酒吧的门。让我惊讶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门应该是非常厚的玻璃做的。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我的态度荒谬不已，不可原谅。我就像一个流氓无赖，自己的一部分也知道，但是对我的行为毫无影响。
门就像多年前的士兵伍尔维，起到了同样的补偿作用。门付出的代价，是为所有那些傲慢的冷漠、责骂、羞辱、粗鲁、轻视，它们漫漶在当今普通人的生活中。它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所有公共部门中的等待，所有百货商店里的长队，所有不回应我礼貌信函的机构，所有不知道如何跟人说话的警察，除非像一个小士官对自己的跟屁虫颐指气使。它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所有警察和其他穿制服的恶棍们的阴谋诡计，他们让布拉格的夜晚不再适合无伤大雅的娱乐。也许，它甚至要为那些人付出代价，他们对哲学家拉吉斯拉夫·卡吉尼克拳打脚踢。它付出的代价，是为了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们的粗暴无礼，以及不是坐办公室的人们带来的恐惧，为了慢慢地、但是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当今生活方方面面的鄙视和焦虑，它们慢慢让每个地方、每段关系都失去人味儿。我的愤怒，是一个无能者的爆发，一点小小的侮辱，似乎象征了所有加诸他生活中那些巨大的 、复杂的侮辱。
所有这些都不足以为我的无赖行为辩驳。相反，我没有勇敢面对现实，而是向它低头。唯一的借口，就是没有人是超人。人们的精神偶尔崩溃，也并不奇怪，特别是常常压抑自己的人们。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意料之中。身形庞大的服务员，又在街上现身。他抓住我的领子，然后，在他朋友的帮助下，把我拖到酒吧里。他们开始打我，大喊着我是个恶棍，说要去叫警察，他们会好好修理修理我。我的怒火烟消云散，自己表现得特别实际——也就是说，像个懦夫，没有保护自己。我现在感谢自己的实际，因为这让他们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把我踢到街上，也没造成什么严重伤害。因此，我这很没头脑的反抗，反抗一点小小的侮辱——服务员不搭理我们，这反抗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因为面对严重得多的侮辱——一顿痛打，我报之以沉默。
如果我像个男人一样保护自己，事态会如何发展？
1）几乎可以确定，我会成为自己勇气的牺牲品，很常见那种：大概会掉一只耳朵，或者几颗牙，鼻子或胳膊被打坏，回家的时候，也许有一只眼青着，外套上还有血。
2）更重要的是，由于是我先踢门引发这一切，我很可能被逮捕、受到指控，还要为造成丑闻受到谴责，都是因为违反了刑法第202条款。这样一来，我也许会推迟受到的惩罚，当然，除非逮捕还伴随着殴打，但不会特别严重，因为因为我又不是“政治犯”。
3）晚报大概要登个豆腐块，说一个疯子在酒吧门口维护人权。
4）大部分理智的人会说：“他像个流氓无赖，活该遭此报应。”
当然，上面这些都没有发生，但是我当时心里清楚：每个角落里，202条款都在等我们犯错误——仿佛一个诡计多端又手腕圆滑的家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安排。我也明白，对于每个有血性的人来说，这个条款构成某种恶性循环。
注意它是怎么起效的。第一阶段：在常见的侮辱氛围中，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神经几乎必然崩溃，然后就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小“丑闻”。由此，他就更容易遭受更大的侮辱，来自已经向他挑衅的人。如果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好好表现，像我当时一样，采取“实际”的做法，他就会保护自己。接下来，他当然就会发现自己陷入更大的“丑闻”。不管他如何被惩罚，侮辱总会再次胜利，而且力度更大。如果他真得有血性，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逼造成超级丑闻，我都不敢想象。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个恶性循环的幽灵，能够有效鼓励产生有人想要达成的“实际主义”，不是吗？逃离的唯一方法，是放弃尊严和荣誉。我有个朋友曾受到审判，就是因为打了调戏他女友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官方的道德律令就是“把另一边的脸转过来”。
人人都知道，你不能在每个酒馆门口不顾一切地连踢带打。然而，202条款将我视为嫌犯。不久前，我跟一个法律专家讨论，他说这一条“引进自东方”，在我们的国家里，它没有法律传统。它不是政治化的成文法，然而它只能诞生于某种政府。再说，它跟政治化的成文法也有共通之处：
1）它是可以扩展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人称为“丑闻”，只要他想要声称自己感到反感。（真是告密者的天堂啊。）
2）条款的实施，有赖于国家不健康的政治和道德氛围。比如，在1963年，诗人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第一次发起Jiri Lacina作品展览，他可以让自己的行为充满争议，但没人会想到要送他去监狱，为了所谓的“丑闻”；但是在1977年，他与第二次Lacina的展览有联系，导致自己被捕。
3）这个条款可以，而且常常被用作政治迫害的工具。官方理由很简单。需要谴责一帮不听话的音乐人吗？指控他们制造丑闻！想要阻止一群年轻人举行集会吗？逮捕他们预订会议地点所在房子的主人，指控他们制造丑闻！很容易发明事实，一个感到“反感”的证人总是能找到的。需要骚扰某人签署请愿吗？等到某个晚上，他喝多了，在空荡荡的电车里表现奇异，那就逮捕他，说他制造丑闻。
如果在“惹麻烦的人”身上适用该条款，有多少会被送进去？要是条款202在战后就已经存在了，那先锋艺术运动还能剩下多少？
4）推行该条款的决定，完全仰仗于官方的良心。那么，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布拉格知名工厂厂长，在瓦茨拉夫广场长啸一声，我气坏了，就去投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只会嘲笑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直接把消息送到马林诺夫斯基（Marinovsky）那里，看看我的记录有何可疑之处。然而，如果是我一声长啸，工厂厂长谴责我，可以肯定，我会被指控制造丑闻。
5）这个条款很容易用于挟私报复，而且也常常这么用。受人尊敬的张先生是王先生的敌人，他只需报告，说他对王先生的丑陋行为感到”反感”，王先生很快就会被逮捕，并且可能被指控说老板坏话，或是对工作环境不满，或是因为行为无礼、衣着奇异、习惯古怪，或是在楼梯间唱歌，允许自己的狗叫出声音。
因此，条款202成为中央集权——最早是沙皇的统治，现在是我们——众多手段之一，这些手段要把公民们关在笼子里。很多人对该条款知之甚少，但他们可以在空气中闻到它的味道。它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象征一个政府不愿意公民集会、组织起来（当然，除非有人监督集会），象征一个政府更希望人们不要出门，或者如果大家必须出门，那就好好表现，沉默无语，小心翼翼，低三下四。这是一个鼓励互相监视、多疑妄想的政府，一个将社会视为低眉顺眼的羊群的当权者，羊群们应该永远感激自己拥有的这么一点东西。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以违反条款202为借口被下了大狱，还想知道他们被捕的真实原因。他们不被看作政治犯，也没什么特别的言行。然而，相比滥用政治化的成文法而言，实施该条款这个事实，可以让我们更多了解国家的现状和政权的心态。公民们数不胜数的抱怨，我们一无所知，因为这个条款很容易就让大家沉默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人的恩怨以其名行事，却伪装着爱国主义的外衣。
有多少孱弱无力之人的生活毁于一旦，就是因为某个当权者心血来潮，而他每天都在压迫众多公民？有多少被控丑闻的人只是专断指控的受害者，发出指控的政权无法容忍言论表达自由和反抗，那政府丝毫不容许任何偏离标准化的行为和思想？我们能不能数的过来，有多少或大或小的不公义，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整齐划一、暗淡无光、陷入停滞？我们是否可以算得出它激发了多少打小报告、因循守旧、自私自利、冷漠无情和忧心忡忡？我们又怎能数得过来它破坏了多少我们的幸福，或是它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渗透到什么程度？
我再重复一次：一个人不能踢酒馆的门，每个社会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那样的流氓无赖的骚扰。这是一方面。但是条款202，特别是当今政权使用它的方式，最盲目、最狡猾的方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政治审判需要付出大量工作，而且常常动静很大。再说，没人真正相信它们。条款202是更有用的成文法，谁会为几个流氓无赖辩护呢？
而且，它的用途当然有无限可能。它需要的，就是一个神秘的微笑，一声微弱的欢呼，一句模棱两可的评论，或是一条颜色奇怪的领带。
很明显，这个条款有其特定视角。我告诉你，它就是未来的条款，是1984条款。在1977年底，我在酒吧前面的一点小小怒火，也许是某种付出代价的正义，这次没有严重后果。若是再有一次，类似行为还能逃得过去吗？
原文为法文，由Tamar Jacoby译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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