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你看懂了吗？

这是选·美的第 1083 篇文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不凡的历史著作，写于将近2500年前。这几年，作者修昔底德的名字忽然与“陷阱”连在一起，变得广受瞩目。其实，修昔底德所真正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他这本巨著主要希望传达什么信息？这就是本文所期望探讨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名著记载着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间的战斗，作者是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大约460-395BC）。当时，雅典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是现存大国。这是一场争夺希腊城邦霸权的长期战争，历时30年之久。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为了维护霸权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是第一个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词的人。他早先在《伦敦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这个观点，用以讨论中美关系。 2017年5月，艾利森出版了《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促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修昔底德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创立了历史书的写作风格：他实事求是（拒绝用希腊神祗作借口），以客观的态度收集第一手资料，多方采集求证，依照年代作记录，再加上精辟的分析，写成此书。

该书的写作树立了西方历史著作的典范。在史学家的眼中，修昔底德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比他早20年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

《维基》对这本书的评语是：“此书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典范。”

对修昔底德，我们知道的不多。根据他的书，我们知道他出身于雅典一个富裕的家庭，以海军指挥官的身份参与过战争，曾感染过黑死病。后来因为被嫁祸而遭到流放，使他能够以超然的身份，游历各国，收集资料。

修昔底德 （图片来源：大英百科全书）

生长于将近2500年前的修昔底德，他对人性的剖析竟然如此深刻，绝不逊于20世纪的作品：“他的眼睛能冷静地透视到人类最真实、最原始的内在。”（《维基》）读他的书，我们发现，2500年来人性并没有进步，而且惊奇地相似。历史上第一次研究战争对人性的影响，并提出警告的就是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宣示武力，用战争解决争端，是很有诱惑力的。那种伸张国威的想法很让人振奋，甚至令人感觉崇高。主战的人总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师出有名。一般无知的小民，更是蠢蠢欲动。但是，到了战争真正开始以后，它不但不能让人继续崇高，相反地，它往往带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使人变成恶魔。我常常想，那些抗战时在南京屠杀奸淫的日寇，难道战前在日本都是凶神恶煞吗？我看未必。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两个城邦阵营间的战争，一边是以雅典为盟主的提洛同盟，一边是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主要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受到波及。有人认为这是当时西方文明的“世界大战”，它所带来的灾害，在程度上或许并不亚于20世纪的两次大战。

斯巴达在名义上胜利了，然而两国几乎都沦为废墟，使得整个希腊暴露在波斯的威胁之下。

战争联盟地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战争起源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霸权争夺，双方撕破了第一次战后所订的和约，引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个城邦，一个是民主政体（雅典），一个是寡头统治（斯巴达）。然而，民主的雅典对外扩张，压制其它城邦争取自由。相对地，对内实行军国主义，压迫本国人的斯巴达，在国际上反而是自由的保护者。

战争的直接原因往往并非两强间的正面冲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反而更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是斯巴达的保护国柯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保护国科西拉（Corcyra，今Corfu）间的冲突。斯巴达由于对雅典伸张霸权的举动恐惧不安，感觉必须用武力保护柯林斯，大战就此开打。

对那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战争的念头让人磨拳擦掌、兴奋莫名。修昔底德这样刻画：“双方都雄心勃勃，竭尽全力从事这场战争，这是很可理解的。在一项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热情总是最高的。那时，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两方面，都有许多青年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满怀热情地参加战争。”（第二卷7节）

引发战争的另外一个因素，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认为是由于当时雅典政治上不稳定，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想通过对外战争来消减内部政治矛盾所带来的不稳。当政者有稳固政权、扩张霸权的野心，加上高度追求荣誉的意念所导致积极求战的气氛，凭借着国民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使得国家一步步走入泥潭。然而，战争带来的是灾难，甚至是毁灭，而不是繁荣和胜利。

修昔底德把这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希望给后世的执政者作为借鉴。发动战争不是解决争端最好的手段，永远不是。

古希腊人非常崇尚讲理，很多争端都靠着辩论和仲裁来解决，就连城邦与城邦间的争执也不例外。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任何战争，在宣战前双方都要派代表辩论，所以打仗都是先礼后兵，似乎相当文明。

例如，雅典与科林斯人为敌，科林斯人求救于伯罗奔尼撒联邦。当雅典的使者向拉科尼亚人（以斯巴达为代表，中文译成拉栖代梦人）辩解雅典人的立场时，他们用理和权作申诉。他们首先把雅典在波斯战争中所作的牺牲贡献，以及领导地位的那段历史搬出来。然后，他们为自己的霸权思想作辩解。雅典虽然是用文明的语调来为霸权找借口，但也由此可见讲理对希腊人的重要性。

在雅典内部，公共领域的辩论和演说尤其重要。那些主战的人，都必须先对大众作说服演说，有点像中国古时的“檄文”，只不过希腊人透过演说和辩论，用民主的方式作决定，所以更有群众基础。

伯里克利的“葬礼讲话”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例如，战争刚开始时，在每年埋葬阵亡将士的典礼上，伯里克利被推举出来为葬礼致词。他利用这个机会，作激励士气的精神讲话，那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演讲。首先，他定位“雅典的本质”，以与敌人对照：

“我们的宪法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国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我行我素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第二卷37节）

这个所谓“未写成文字”的法律，就是修昔底德心目中的“自然法则”，它是“普世价值”，存在于各人（和各国）的良心之中。人们如果不遵从，就是“公认的耻辱”。伯里克利可以用它来激励士气，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清廉正直的模范，受到雅典人广泛的尊敬。

维护文化上的骄傲居然也可以被用来作为求战的护身符。“正义的原则”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然而当这种原则被利用成为求战的口实，那结果就十分荒谬了。这或许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的盲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