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朋霍费尔
来源:知更社区(ID:zhigengshequ)
编辑:慈怀读书会(ID:cihuai_dushuhui)
恶意,因其意图明显,尚可以通过正义的力量加以纠正。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可能是出自善意的愚蠢则不同,它穿着善的外衣,更具迷惑性,也更具有破坏性。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
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
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
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
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
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
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
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
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愚人。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
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
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
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
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
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
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
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
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
在此,存有人性能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
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
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
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作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1906-1945),德国牧师、神学家,曾参与抵抗纳粹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