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玛雅｜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图：林毅夫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令人满意

玛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五年。你于2008年6月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去年任满回国。对比过去五年来世界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经济表现情况，你认为中国的整体表现如何？

林毅夫 ：回顾金融危机，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是有力的。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下跌超过40%，发展中国家股市下跌50%，国际贸易萎缩的程度甚至超过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国出现农民工大批返乡、对外贸易急剧萎缩以及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潮。

危机时刻，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抛出的4万亿投资“快、准、重”，使经济快速呈现Ｖ型反转，在2009年一季度率先世界各国实现复苏。中国经济的复苏对资源出口国、新兴市场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止跌回稳起到了带动作用。

不仅如此，五年来，中国在航天、探月、北斗卫星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高速公路里程增幅超过50%，高铁建设成绩斐然，粮食生产实现九年连续增产，自1986年以来一直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扭转，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30%。

对比发达国家，中国处理危机的成绩单也是令人满意的。五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3%，即便是2012年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绩。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50%，远高于其他大的经济体（美国为25%，日本为20%）；另一方面，对比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二次触底，经济增长为负，美国经济低位徘徊，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下滑。虽然部分西方国家表面复苏，但经济总体水平尚未达到危机之前，表面的低增长建立在政府债台高筑和高失业率之上。这些国家拥有储备货币，表面的稳定是靠背后的货币宽松做支持，它们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

神舟十号发射现场

（图片来源：央视网）

玛雅 ：在危机处理中，我们有哪些经验值得肯定？

林毅夫 ：值得肯定的经验是，我们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反周期的措施。这个反周期的措施主要是以投资为主，而且投资在消除我们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上。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经验。我把这个经验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

玛雅 ：超越表现在哪里？

林毅夫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建议政府在就业率很低的时候，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就业，增加消费。但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比如发放失业救济、发行社会保障等。或者是进行投资，但这个投资不是针对消除增长瓶颈，常常是挖个洞，补个洞。那样的投资当然在短期也能创造就业，但长期来讲，不会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超越凯恩斯主义”所建议的投资项目是为了消除发展瓶颈，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中国这次危机处理做得比较好，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反周期的措施是用在能够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比如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我们现在总里程和质量都超过了美国。我们已经达到98000公里，美国95000公里，我们国土面积跟美国差不多大。高速铁路我们已经有9500公里，美国还没有呢，我们高速铁路的状况比美国好。

玛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2009年曾预言：“美国会成为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而中国是最后的之一。”然而，中国不但率先走出了危机，而且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引擎。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中国崩溃论”。事实上，多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崩溃”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林毅夫 ：我觉得唱衰中国的人大概没有弄清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那些唱衰中国的人通常是拿发达国家，尤其是他们理想中的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来看中国，那当然到处是问题。因此就像你说的，基本上这30多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伴随中国的快速增长，从来没有断过。国外学界经常论断，中国经济因为没有依据他们的理论所主张的方式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耀眼成绩，但是不可持续，并且崩溃在即。现在因为中国增长速度放缓了一些，这种论调更为高昂。包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也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最迟2030年将赶上美国；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随时可能崩溃。

玛雅 ：与“中国崩溃论”相反，中国经济30年来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际社会称为“奇迹”（miracle）。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林毅夫 ：中国经济的表现的确堪称奇迹。从1979～2012年的33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6%。1979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182美元，尚不及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按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6亿人脱离了贫困。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而2011年世界银行预测，如果能够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中国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场奇迹般的变革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前，中国在1949～1978年的29年间，探索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就要挨打；要有国防，就必须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也是想方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

玛雅 ：关于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国内思想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是全盘否认，认为是失败的30年；另一种充分肯定，认为没有前30年打基础，就没有后30年的起飞。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林毅夫 ：中国的计划经济从1953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对于1953年以后经济体系的评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对剩余的动员是否达到了最大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系是相当有效率的，“一五”（1953～1957年）期间的积累率达到24.2%，“二五”（1958～1962年）期间达到30.8%。

根据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投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我国在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高于11%，可见这个时期在剩余动员上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资金是否按照政府的意愿投资于重工业，是否提高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根据相关数据，这个时期，重工业投资的比例始终很高，约有一半的基础投资被用于重工业。相应的，工业产值提高非常快，到1978年已经接近50%。

从产业结构看，1965年以后非常像高度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平均来看，尤其从工业角度来看，改革之前的增长率并不低，达到6%。因此，中国在60年代试爆了原子弹，在70年代卫星上天。效率总是与目标相关的。如果把目标定为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和航天工业优先，那么这个时期整个经济就是很有效率的，一个农业社会在20年之内就做到了发达国家才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代价也是相当大的。首先是结构的不平衡。从就业看，中国完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超过7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城市里重工业优先发展，但是没有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所以不让农民进城，而且还把很多城里的知青下放到农村去。这与一般的工业化进程不同，当然城市化水平低，而且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低。

资金利用率也不高，工业生产效率比较低下。从1952～1981年将近30年的时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好估计是每年0.5%，有的研究甚至认为是负数。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2%，中国的效率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很多。中国虽然勒紧裤腰带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6%并不低，但是从消费水平来看，生产翻了两番还多，消费才多了77%。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目标定位为发射人造卫星或是发展重工业，那么传统计划体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标定位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传统计划体制的表现就很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和成为“东亚奇迹”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比。

玛雅 ：那个时候也许没有人能想到，30年后中国以更快的发展速度、更长的持续时间，创造了一个更大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 ：的确如此。80年代初，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为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中国在1978年底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口号而非切实目标。

然而，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前面说的，1979～2012年的33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8%，比7.2%高出2.6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24.3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10.6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6.6%，比GDP的增长还高出6.6个百分点。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2012年达到38668亿美元，在34年间完成了187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玛雅 ：诺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说，谁能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谁就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格。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你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林毅夫 ：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什么蓝图，也没有明确是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最初只是说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但就是这种在开始时目标并不明确的渐进式改革，让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接近市场化，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了一些市场经济国家。

为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最后导致中国的经济体制如此接近市场经济？原因就在于经济问题背后肯定有它的逻辑。改革中只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根据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渐进式的改革就必然会按照一定的逻辑方向前进。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形成是内生于在一个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家建立一个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体系，当中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这样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价格扭曲、行政配置和微观经营没有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同样的道理，改革是从承认物质利益出发，为了体现出这种对企业和个人干好干坏报酬不同的物质利益差异，就需要把权力下放到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当中去。之后为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能够最终得到实现，就必然要改革价格机制和资源配置体制。企业和个人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后，在双轨制下，企业可自主支配的那部分产品通过议价市场形成了均衡价格，促使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逐步趋于合理。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利润留成部分的收益可以进行自主投资。这部分新的投资一定是投向利润高的地方，也就是符合比较优势却又受到政府抑制的部门。这使得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同时为了消除寻租等腐败现象，双轨制就逐渐并到了市场轨。因此，不管最初的设想如何，改革的结果就是一步一步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迈进。

玛雅 ：你是以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林毅夫 ：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维持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完全违反了比较优势，建立了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人为地压低各种要素的价格，然后通过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资本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和补贴，放开了过去那些被限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不但维持了稳定，还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快速积累，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玛雅 ：如你所言，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对比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这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林毅夫 ：今天我们自信地说，中国改革的成就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90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问题，是比完全的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将会因为改革“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引发种种困难而不可避免地失败。

相反，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的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国推行的“休克疗法”，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乐观地设想，苏联、东欧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在推行“休克疗法”半年或一年后经济会快速增长，很快就会超过中国。

然而，与这些经济学家的预言相反，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还高出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尤其城市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如今，北京已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更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国际经济做出很大贡献。1997～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浦东新区（“ 风儿_中山 ” 摄）

（图片来源：图虫网）

反观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却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101倍。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是64岁，1994年下降到58岁。据2006年欧洲银行所作一项23国23000户的调查，70%的人认为当时的生活比转型开始的15年前差。总之，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

玛雅 ：国际主流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改革，因为中国没有遵循他们倡导的完全市场化、私有化主张。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先导，而非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推断，不仅本身是错误的，更给相关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据俄罗斯“BFM”新闻网报道，2012年12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苏联成立90周年之际，对俄罗斯46个地区138个居民区的1600名公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仍有56%的俄罗斯公民为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另据俄罗斯《都市日报》2013年7月30日报道，一项全俄范围内的最新民调显示，58%的受访民众“对未来没有信心”。

林毅夫 ：苏联和东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中国改革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改革的思想和方式不同，造成结果大不相同。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思想是存量改革，也就是着眼于更有效地配置现有的资源存量，而中国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休克疗法”的根据是通过一个比喻，即“不能分两次跳过一个鸿沟”。但问题是，如果鸿沟太深，两端之间的距离太大，跳下去等于是自杀。苏联、东欧的改革就是这样的情形。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创造出经济增量，使鸿沟逐渐填平，缺口越变越小，到最后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鸿沟。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参与苏东改革的许多堪称是大师级人物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和解释由于推行“休克疗法”而带来的困境呢？我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质问题认识不够外，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先天的缺陷。

四、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 “遗失的20年”

玛雅 ：你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开始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

林毅夫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是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中国改革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除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了数十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与其政府领导人、学者、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和交流。我了解到，他们和中国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有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都深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80年代以前国际盛行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原因是市场失灵，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因此，结构主义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为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降，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20年”。

玛雅 ：中国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的，所幸没有跟随国际主流思潮，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

林毅夫 ：有趣的是，在中国之前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没有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

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在70年代就开始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更糟糕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选择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实现了稳定、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当时盛行的、指导世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行之前就开始了。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贝克尔（Gary Becker）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中国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使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是什么，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往前进。

玛雅 ：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你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或许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催生了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 ：思想认识确实是以历史唯物辩证的正反合方式进行。到世行任职一周年的时候，我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

五、新结构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

玛雅 ：结构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如何认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政府发挥辅助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可以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应该由其特定时间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它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产业和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

要做到以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布局，唯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制度。因为比较优势实现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市场中各种价格信号可以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在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过程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供应、港口等都需要改善；法制环境、金融系统也要慢慢完善。但是这种大环境的改善不是个人或企业能够决定的。有的改善虽然可以靠私营企业提供，但是这种提供是需要协同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企业行为的协同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这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性。除了基础设施，各种基础制度安排也要改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这也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用。

此外，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企业在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或者能否成为比较优势产业上可能出现失误，所以政府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补偿，鼓励他们“先行先试”。可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积极有为的作用。

玛雅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这个思想遭到一些诟病，你对此有何回应？根据你在世行工作的观察分析，在各国经济发展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检讨？

林毅夫 ：我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是因为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改善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其他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原因就是误认为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够自发协调解决外部环境条件问题。我在世行时，听到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抱怨，他们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改善投资和企业经营环境十几年、二十年，但是没有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出现，原因也在于此。2011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说，他们按世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本国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他投资，因此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实际上，今天的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扶持国内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Ha-Jooh Chang）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防止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还在通过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和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观点，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当然，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使更多国家有机会摆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六、政府做好政府的事， 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玛雅 ：具体到中国，你对世行／国研中心《2030年的中国》如何解读？对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争论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