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阿德约在柴米多农场餐厅，刚打开录音笔准备记录，发现他同时打开了一个远比我专业的录音设备……大理多神仙，他却一直以“大理的记录者”自居，连我们这样的外来者对大理的采访也不忘记录。
2012年，原名翟国泓的他和伙伴一起在人民路创办“海豚阿德”书店，只卖好书，从此成为大理的文艺地标，他也被读者强行称作“阿德”。同时开设微信公号“苍山下”，记录大理，也邀请大理的街坊们开设专栏：海盗酒堡创始人老王开设“银河系梦游指南”专栏；旅行作家许崧开设“闲的”专栏；媒体人马萨开设“我出了村儿就过了河”专栏；阿德本人开设“小日子”专栏。还做独立出版，出版过许崧的旅行文学读本《西亚走着瞧》，以及记录大理的杂志书《苍山下》……一般书店能做好的，不能做好的，阿德全做好了，并且以有趣的方式。
来大理之前，他在重庆江津出生、长大，在西藏林芝做了两年的高考移民，大学期间在西安旁边的咸阳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昆明各地辗转，居无定所，心无定处，除了大理。家乡之外，大理是他目前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
5年过去，阿德已经离开“海豚阿德”书店，但着手大理州内近百项传统手艺的田野调查，并开始从声音维度记录大理。如今，阿德的名字虽然已经跟“海豚阿德”失去联系，但感觉他正在开始他在大理的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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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在前往山里的途中，这是那些只以“海豚阿德”书店而了解他的读者很难见到的一面。
行李&阿德
1.海豚阿德
行李：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来大理的？
阿德：真正抱着开“海豚阿德”书店的目的来大理，是2012年5月。那之前，我在昆明工作了两年，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大理。
行李：那时大理吸引你的是什么？
阿德：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讲，一开始，对于我，大理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自然气候：“一个叫做“大理”的天才编剧画出一条苍山，在山顶安装了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造云机；铺开一片洱海，在海岸线上布置了双廊、挖色、喜洲、才村、龙龛这些美好的村庄，还有最好看的月亮；平出一块坝子，划出人民路、叶榆路、苍坪街、平等路，以及永不停歇的路人……最后，我们前赴后继，粉墨登场。”
其实真正决定来很简单，那一年我女儿出生，想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刚好一直想开一家书店，来大理看了一下，租金便宜，人民路上的店铺，一年房租1.8万，这种机会你还不来？
在那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朋友，一直听他们描述大理的生活，类似于后来旅行作家许崧讲的“社区”，大家不是为了做生意挣大钱，而是为了兴趣爱好聚在一起。刚好那时对工作很厌倦，这不是第一次，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我选择去支教。
行李：大理算是你生活时间较长的一个城市吗？
阿德：除了我的家乡以外，大理是目前生活时间最长的了。之前的生活轨迹是重庆-南京-重庆-昆明-禄劝……
行李：听上去是一个挺不羁的人，怎么会有开书店的想法？
阿德：一直都有。小时候，家对面是一个理发店，从小就在那里理发，理发店的一半是书店。我最早接触到的书，课本以外，就是在那里看的武侠小说和连环画了。因为看书，还会在书店认识其他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大家在那里一起讨论。那时就发现，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初中以前，我一直在这个小镇生活，书店有点像后来人们说的“精神中心”，大人们的精神中心可能就是棋牌室，对我们这几个喜欢看书的小孩来说，书店就是我们的精神中心。
行李：原来那么小就种下种子了。
阿德：现在想起来，好多事情都跟小时候有关，包括现在为什么会想到做“大理百工”。我最早接触到“手工”的概念，是上小学的时候，受一个同学的爷爷的影响，我们叫他罗爷爷，有一段时间，我们每晚都结伴去他家里，他每天晚上给我们讲一则故事，我现在只记得一个关于木匠的故事：木匠曾经修过一个庙宇，庙宇门口有两个木质的塑像，类似门神。他做了一个机关，只要是坏人进去，这两个塑像就会从两边把他夹住，当时觉得好神奇。后来罗爷爷又教我们做陀螺、小板凳，做各种木工，还有4个滚轴的小车，拿一根绳子，放在斜坡上，坐在小车上滑行……
行李：书店的梦想，在你漫长的求学、辗转换工作的途中，一直跟着你吗？
阿德：内心一直有一个相对完美的书店形象，就像以前在书里看到的，很小，甚至破败，老板守在那里，上中学的时候去是那样，毕业了，在外面工作了十年回去，还是同样一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桌子上还放着同样一支笔。
行李：所以你羡慕一种停滞的时光……
阿德：有一点，但书还是很重要的，我很早就独自在外面上学，尤其在林芝的两年，没有和父母一起，找不到东西寄托，书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最早在理发店徘徊的时候，那些武侠小说向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那时没有太多机会出去旅行，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书架上一百本书，就有一百个世界，它无限扩展了你的视野和世界观，我也想让大理的人有一家这样的店。
行李：后来书店还做独立出版，比如《苍山下》，我自己看完以后觉得很感动，像是一群人写给大理的情书。
阿德：大理这几年，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见识了很多新活法，他们都是不为匆忙路过的游客所知的。后来，我和同样移居大理的许崧决定做一本关于大理的书，把这些好玩的人，好玩的事记录下来，大理并不像大家说的是“世外桃源”或者“乌托邦”，我们就是展示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给那些还未听说过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参考或猎奇用，就是请街坊们一起来记录自己的大理生活。
行李：按照通俗的定义，这些“街坊”的权重很大，比如冯唐、野夫、奚志农、周云蓬、钟立风、叶永青、许崧……所以大理还是足够特殊。我也喜欢你在书里的一句话：“大理是个逃离的好选择。大山，小溪水；大户，小古城。”
阿德：第一辑更多是实验性的版本，就是把这帮人集纳起来，用各自习惯的文本写出自己和大理的故事，有人用诗歌，有人用照片，有人用插画，仅仅是记录性质，它有多好，出来是什么样，没有做任何预期。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做第二辑，这次有一个主题：逃离大理，请那些已经离开大理的人，写出他们离开的理由。
行李：以前逃离北上广，现在都开始逃离大理了，感觉大理正处在一个分水岭上。
阿德：对，开始有这个想法，是我一个同行，以前在红龙井开书店的朋友，现在到美国读书去了，看到他在公众号里发了一篇文章，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接触到更多的人，因为感情破裂、生意破产，以及2017年的整治风暴等等原因，陆续离开大理。有些人可能再不会回来，有些是想出去挣了钱再回来……这些不是主流媒体关注的东西，反倒是我们感兴趣的，在官方叙事外，做一个民间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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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海豚阿德”书店，阿德得以结识大理的一众街坊和朋友：北岛会在这里签名售书；许崧常在傍晚时蹲在门口看书；二楼里，附近的学生们正在那里温习功课、谈恋爱，或者受书店影响，正在准备报考图书馆专业。
2.大理百工
行李：你自己想过“逃离大理”吗？
阿德：我也想过，但是因为做“大理百工”的项目，这想法又改变了。
行李：“大理百工”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阿德：正式点的说法是，“大理百工”是一个民艺调研项目。计划寻访大理州内各种民间传统手艺和创作，通过图书、纪录片、展览等形式呈现调研成果。以《大理百工》丛书为起点，展开的“大理百工”计划，希望在文本基础上为在地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一种系统可能性。
其实最开始的缘起，就是没人来做这件事。刚好之前接触过一个手艺人，是做木刻版画甲马的，我在街上偶然看见装订成册的甲马版画，觉得挺有意思，各方打听，只知道住在喜洲镇的上官村，去了一打听，知道是张瑞龙在做。
到了他们家，看到外面是一个农机站，有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帮大家做农产品的粗加工，他收一点加工费。看到他在那忙得不可开交，我还在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就大着胆子过去问：“你是不是张老师？”他说：“是我啊！”等他把手头的事弄完，才带我去他工作室，于是看到了他另外一个工作场景：就在窗户边上，有一张桌子，有光照进来，他坐在那里给我演示了刻甲马的整个流程，也没有问我什么目的。他的版画当时卖到集市上去，可能也就几分钱一毛钱一张，就是本地人买回去在各种节日上使用，很便宜。他自己装订成册以后在街上卖，也就只卖了160多块钱。
行李：这么低的利润还坚持做，是因为他们家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阿德：他家祖传，他是第六代，还是云南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周围村子所有街坊邻居家都需要这个东西，过春节的时候，各种节庆的时候，3月街的时候，家里红白喜事的时候，全都需要，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你不做街坊们去哪儿买？他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使命感。
那时他还是靠农机站来养活家人，靠甲马，想都不敢想。我们就想在书店帮他卖一点，让他多挣点钱。结果，农机站前两年就没有了，他现在就靠甲马养活全家。
行李：就是因为书店帮他做了推广？
阿德：他比较特殊，他是政府作为大理州非常典型的非遗项目在推，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么幸运，但我们因此就开始了“大理百工”项目。
做这个项目，第一个期待就是做一个档案式的收集，我当时想着可能会收集到一百种左右的传统手艺，建立数据库。第二步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社区实验，带着我们社区的街坊邻居一起来做，比如邀请艺术家叶永青去采访白族建筑彩绘的传承人，他们领域不一样，但从事的都是艺术工作，一个做现代艺术，一个做民间艺术，他们之间可能会碰撞出一些火花，实际上确实也是。那个采访挺成功的，他们对对方做的事情都很感兴趣。
后来的采访，我们都采用了这种社区式的采访形式：巍山代书人李萌的采访是由作家许崧完成的，摄影师是大名鼎鼎的奚志农老师；大理民间乐器呼吐吐发明人字汝民的访问由音乐人莫西子诗完成……所以这本书是一部大理社区的集体作品，是一次大理社区的出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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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摄影师奚志农、旅行作家许崧、当代艺术家叶永青、建筑师李烨、歌手莫西子诗……这些大理的街坊们都参与到了“大理百工”这个项目，这是一部大理社区的集体作品，也只有在大理，才能有这样一部集体作品。摄影/阿祥
行李：听起来生机勃勃的感觉。
阿德：是啊，像代书人李萌，今年84岁了，在巍山古城开店三十七年，帮街坊写家书、讣告、对联和诗词（自创古体诗）。他现在写得最多的是挽联和讣告，谁家要是有人去世了，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人写讣告。整个巍山城里，现在像他这样的只有两家铺子。他如果哪一天百年归寿了，他的铺子甚至这个行业都有消亡的可能性。
行李：现在一共采访了多少人？
阿德：20多位了。
行李：这些人是如何发现的？
阿德：其实有很多意外，最早采访张瑞龙，这些年慢慢就熟悉了，我还做过他的“经纪人”，一个朋友要写一本关于甲马的小说，最初的缘起就是看了张瑞龙的甲马，书里用的插画也是张老师画的。有一天张老师说，我做甲马用的纸，是鹤庆龙族村的皮纸，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肯定有兴趣啊，就去采访这个皮纸。完了以后他又说：“有没有兴趣去采访做香的？”你知道白族初一、十五都要烧香，烧香也是用那个纸。后来知道，那个纸用得最多的是普洱茶的包装……这些手艺人其实有一个网络，像一个行会，他们内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行李：好期待这本书呀，做完这些采访，你对大理的印象有什么改观吗？以前就只在古城的小社区里，现在感觉跟整个云南的网络都联通起来了。
阿德：让我变得更小了，就像刚开始来大理的那种感觉。之前我说，做这本书之前，我有过离开大理的念头，觉得大理不够有趣了，刚好我自己生活上也有一些变化，但是采访完他们，至少这几年是没办法离开了。
行李：他们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阿德：真正震撼我的，是他们每个个体的故事。一开始，这本书的落脚点在于手艺本身，后来我觉得不是，是这个手艺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沙溪县有一对欧阳兄弟，在茶马古道时代，他们家是整个沙溪家族势力最大的三家人之一，以前做马锅头，就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的领头人。
很神奇的是，我们最开始接到线索，是准备去采访哥哥。哥哥做纸花，他的纸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做一盆梅花，和真的梅花放在你面前，就这么近，你可以凑近了看，但你认不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结果到了以后，我们的对接人搞错了，把我们带到弟弟那里。弟弟是做剪纸的，他就给我们讲兄弟两的故事：他们有一个姑奶，剑川人，从小就出去了，一直在昆明的国营厂工作。姑奶非常有艺术天分，会写毛笔字，会画国画，会做剪纸，会做纸花，会各种各样的手艺。七十年代左右，不知道家庭变故还是什么原因，从昆明暂时搬到了沙溪来，借住在他们家。两个小孩那时正好10岁左右，一天到晚在玩，无所事事的。姑奶就说：“我教你们每人一样东西，你们自己选。”结果哥哥就选了纸花，弟弟选了剪纸。
这个东西真的就改变了他们一生，现在周围只要有结婚的，都会用到他们哥两的东西，剪纸的“喜”字贴在堂屋里，纸花就做婚礼现场装饰……
2000年左右，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的馆长到沙溪来旅行，无意中看到一个店里有哥哥剪的纸花，就找到了他，一定要把他请到美术馆去工作。他后来真的到深圳去工作了一两年，就教来参观的游客剪纸花。就这样，他们的命运被改变，跟周围的同龄人看上去完全不一样，手艺这件事情切切实实影响到他们一生，他们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一切的原点就在姑奶来到沙溪的那一刻。
行李：还是人的命运最打动人。
阿德：是，我们还采访了一个木匠，他生活在鸡足山下的鸡足山镇，采访是建筑师李烨完成的，他是哈佛建筑系毕业，在大理做了很多建筑。采访的这个人不只是一个木匠，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掌脉师傅”，就是整个木工团队的首领，不仅要动手做建筑，还要设计。他在90年代就设计了整个鸡足山最大寺庙的大雄宝殿，他带我们去看，说这是我修的，旁边有一个钟楼和鼓楼是他父亲在80年代初修的，两代人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互相对望着。
但他很多年以前就结束了掌脉师傅的生涯，现在在家里帮邻居修个小柜子，做个小板凳。从一个干这么大工程的大师傅，到家长里短的小师傅，他很平静很平静。
你知道，在大理，大家吹牛逼的时候，都是宏大叙事，但是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手艺人，而且全都是在地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大理跟你当时来的那个大理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所以会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看过伍迪·艾伦的电影《无理之人》吗？那个哲学教授通过杀人来寻找生活下去的意义，而我，通过“大理百工”，给了我生活的意义，记录本身也让我快乐，让我看到了以前想象不到的东西。现代艺术的边界越来越广，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描述这种边界。好像只有手艺，真的就是一两百年没有任何变化。在现在这种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
行李：是，能感同身受。这些百工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阿德：第一是生活所用，以张瑞龙为例，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村子里会用的。邻居吃完饭，出来散个步，就来买一点他的东西，他的手艺会变成集体生活的一部分。第二，一定得是我消费得起的。这些手艺都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它们的价值都会经过一轮摧残，每个人，每种手艺面临的境遇也不一样。
行李：你对过去的世界有执念吗？一定要把某种手艺留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