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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繁花》圆桌谈:1990年代的上海与中国

许纪霖之窗  · 公众号  ·  · 2024-02-29 09:45

正文

近日,全球学术平台“全球研究论坛” 的“全球城市”讲座系列之“上海篇”,围绕电视剧《繁花》展开一场圆桌谈。与谈嘉宾包括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瞿骏教授、“聆舞剧团”蔡艺芸导演、美国McDaniel College房琴副教授,主持人纽约州立大学陈丹丹教授(也是“全球研究论坛”创始人和本场召集人)。以下为本次圆桌谈之汇总,经四位与谈人修订,陈丹丹最终定稿。此外,李傲雪也参与了部分文字的修订与汇总。

|来源:澎湃新闻|

Part 01.

繁花触动你的地方

陈丹丹:

我来开个场。《繁花》是文艺作品,我们这次则有一位创作者和四位历史学者参与讨论。许纪霖、瞿骏、房琴教授与我的研究都包括城市研究、上海研究、江南研究。许教授、瞿教授和我也是思想史同行。此外,我虽然现在在历史政治与地理系教书,但我本科和硕士在中文系就读,一直同时进行文学研究,也有小说的写作与发表,同时我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中心兼任高级研究员。所以,今天我们将展开一场历史、思想、文学和创作者的跨界共谈。我个人研究的一个方向是城市文学,尤其是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以及民国初年上海的清遗民,包括王国维等。加上许老师、瞿老师、房老师丰富的著作与文章,我们本场有很多上海研究的经验与脉络,同时我们又有来自于蔡艺芸导演这样创作者的声音。更有缘的是,我读书时就经常去华东师大参加活动,所以跟许纪霖老师、瞿骏老师也认识很久了。跟蔡艺芸导演因为文学结缘,跟房琴老师因为历史研究结缘。我们四位与谈嘉宾都是上海人。我外公外婆也是上海人,1940年代从上海搬到了南京,所以我也算是有上海的基因。我们可以尝试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眼光共同看《繁花》与上海。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繁花》触动自己的点。


许纪霖:

现在的上海,满城争说《繁花》,怎么看《繁花》,又有不同的视野。热爱小说的,对电视剧似乎都有小失望;也有人对上海有太多的期待和想象,觉得电视剧《繁花》不是想象中、理想中的上海。因为理想中的上海,是被王安忆的《长恨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 还有邵艺辉的《爱情神话》所塑造出来的,那是充满着浪漫情调的上海。但王家卫镜头下的上海,要么是黄河路上突然一夜暴富的商人, 要么是进贤路上一批叽叽喳喳的上海市民。

我再三说,《繁花》一定要看沪语版。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上海的味道,魔都的魅力,相当一部分是被上海话所塑造出来的。而电视剧又唤醒了有过1990年代经历的人的某些记忆,那些已经被历史尘埃遮蔽的一些东西。


瞿骏:

就像刚才丹丹教授介绍的一样,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可以说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一起玩的,一起讲学术的朋友。其实那是21世纪初,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但《繁花》所拍摄的年代是1990年代初,我当时只有十几岁,是初中生,对于这样的一个年代,可能不像许老师感触那么深刻。

对《繁花》的评价,可以参考豆瓣评分,从开分8.1逆袭到8.5,足见目前观众对《繁花》的认可。同时,它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效应,比如说大家都到黄河路去打卡。之前大家是在安福路打卡,现在都在黄河路打卡,那可见它轰动性的效应。

一定要说《繁花》触动我的地方,大概是里面那些歌。这些歌倒不是21世纪初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一直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虽然《繁花》里面的那些东西还可以让我们怀旧,但那些伴随歌曲的物质载体,比如说打口的磁带、黑胶的唱片,却再也回不来了。而渐渐老去的歌神张学友,自述因为《繁花》带来的流量,而在演唱会加唱《偷心》这首之前很少唱的歌,也包含着现在时代的一个逻辑。


陈丹丹

很有意思。1990年代我是在南京,当时内地流行音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在南京,其中电台节目、排行榜与《光荣与梦想》等活动做了很大推动。


蔡艺芸:

我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学编剧,所以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跟戏剧有关的工作,现在上海也是和朋友们一起做了一个剧团叫“聆舞剧团”,聆听舞台的意思。我来聊聊《繁花》触动我的点。《繁花》上播之前,我去看了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看片会,提前看了两集。那个感受非常不一样。在屏幕非常大的电影厅,我的直观感受就是:王家卫是把这个电视剧当电影在拍。我看的是第二第三集,其实第二集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激动,但是到第三集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激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点,一个是东方明珠的建成。整个电视剧,因为有大部分的戏是在和平饭店,有一扇窗户是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一点点在建成的,所以对于我一个上海人来讲,一下子就回到了我的童年。


Part 02.

1990年代的上海与1990年代的中国

许纪霖:

我是一个1990年代的过来者。我觉得电视剧表现出了真实。小说是碎片化的,但电视剧一定要有故事,能抓住眼球,所以,电视剧就抓住了黄河路,以股市为中心,还有三羊牌羊毛衫的发展,这几个抓得是非常好,有吸引力,也比较符合当时的氛围。从整个上海来说,《繁花》表现的1990年代这样一个氛围,事实上和清末民初是差不多的,可以说叫野蛮生长。《繁花》再现了1990年代初上海的历史场景和心理场景。我们知道,在这之前是计划经济时代。到1980年代末,上海与先行一步的深圳这些特区无法相比。我1988年第一次到深圳,竟然作为上海人,在深圳受到了一次重大的现代化震撼。到了1992年,就是《繁花》所表现的(年代),突然一下子以股票交易所开张为契机,上海人原来基因里边有的那种商业细胞、商业精神,突然被激活了。而这个在电视剧里面有非常精彩的展示!
就是在前天, 我们在谈叶文心教授的《上海繁华》那本书的时候,我也提到,在电视剧《繁花》中,新旧上海是通过一个小说没有的形象爷叔联系在一起的。上海话里面的爷叔,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叔叔,还有师傅和老师的意思。这个形象是小说没有的,塑造出来以后,整个是画龙点睛。过去的清末民国的上海与1990年代的上海,通过这样一个形象,连在一起。这是电视剧最成功的地方。



陈丹丹:

我快快地插一句。因为我正好研究清末民初的上海,当时的清遗民,比如说郑孝胥,他是号称忠于大清的遗老,但他有买股票。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推,包括文学中的呈现,比如高阳写的《胡雪岩》,胡雪岩就很精明地想到要在上海买地。

艺芸:

关于1990年代,现在争论的点在于,《繁花》里面描写的这部分人是不是存在?就好像他们很有钱,在黄河路挥金如土,动不动就几十万几百万的。有的人会说肯定是有先富起来的这批人,所以我觉得王家卫其实是选取了小说中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一个面向去表现。关于1990年代,我还有一些个人记忆。我第一次出国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感受到全新的“物”的世界,比如自动贩售机,可以投币买咖啡,我不会用,咖啡全都洒了。还有一个记忆,是我大舅舅跟我讲的认购证的问题,当年认购证根本就没有人买,所以他就错过了成为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陈丹丹:

1990年代初,我有亲人出国做访问学者,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鲜。我自己是到了2003年才第一次出国,所以当时感觉中国和美国其实已没有很大的差距了,就没有留学生常说的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此外,1990年代是多面向的,《北京人在纽约》是1994年,《股疯》也是1994年。我们知道《北京人在纽约》当时很火,仿佛打开了一个又是天堂又是地狱的新世界。《成长的烦恼》也给我们打开富有细节的美国人的生活图景。



电影《股疯》中的上海街景

房琴:

刚才蔡导讲的那段很有趣。这里面有一个记忆的问题。蔡导讲的上海股市最开始的状态,没人愿意买,要单位组织或者有补贴后才愿意,大家担心买了收不回本。这样的叙述,就跟电视剧里是不同的走向——阿宝等人一开始就知道买了认购证就能发财,形成了叙述间的张力。记忆是主观的,所有人的记忆都具有主观性,把两种叙述放在一块,可以看到记忆呈现的差异。问题不仅在于真实是什么,还在于为什么要这样呈现上海的1990年代。

许老师刚才讲1990年代的上海跟深圳比,差得很远的。确实如此, 199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直接去深圳要比想留在上海的多。到了1997年以后,在深圳待了一段时间的大学毕业生又回到上海,觉得上海更有机会。上海大概是1994年后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吸引大学生留沪。1990年代初是《繁花》剧版的时间段,深圳比上海机会多,上海的存在是在深圳的影子下面的,许老师讲的感觉很对。

把蔡导和许老师的东西放在一起,再与剧版比较,会感到记忆碎片的差异性。剧版呈现出人人都想入股市,可能是事后的认知,与1990年代好多人不愿买认购证的回忆,形成了反差。剧版《繁花》的呈现,是想说明上海今天的成就是与股市分不开的,但问题是1990年代的上海,大家对股市有这么多信心吗?或者这也是一种倒看电影的历史观?

瞿骏:

我顺着刚才许老师的话说下去。许老师刚才没有太学术化地解释他所谓的真实,那么在我的理解里面,我觉得跟真实相对应的,大概可以用真相来形容,也就是网上谈到《繁花》时,经常批评它的一点,就是你拍的究竟是不是1990年代?如果你要看真正的上海1990年代的情况,一种真相式的记录或者说一种纪录片式的记录,《股疯》是一部挺好的电影;从电视剧来说,《十六岁的花季》《孽债》《夺子战争》也挺好的,甚至于说《围城》,因为它拍于1990年,其实里面很多都是上海的实景。

这就涉及到,为什么《繁花》要这样拍?我觉得一方面当然前面都提到了,跟王家卫的风格是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跟许老师提到的有关,它其实还原的真实就是一种感觉的、氛围性质的、情绪性质的(真实)。刚才许老师特别提到的一个心理的氛围,那我觉得就抓得非常准。拍电视剧,创作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前面提到的和《繁花》做比较的那些电影和电视剧,他们都处于上海1990年代的城市大改造的前期,那些实景性的东西都还在。但是现在《繁花》要找实景的话,大概就只有和平饭店、外白渡桥了,连黄河路都是需要搭建的。这其实是一个基础性的困难。

除了王家卫的风格追求,电视剧所选的演员也有一种文化感。吴越把《繁花》的风格比喻为她很喜欢的画家赵无极,不是局限在特定的静止的物体或具体的风景,而是既抽象又具体,就好像风吹过水面。我觉得只有以这种风格,才能对应现在那种实景已经快找不到的1990年代上海的真相。已经消失在历史尘烟当中的、1990年代上海的心理氛围、情绪、一部分人的感觉,还是可以通过导演与历史学者差不多的本身的天赋、本身的镜头的语言找回来。

Part 03 .

王家卫美学脉络与武侠脉络中的《繁花》与江湖


陈丹丹:

其实在小说《繁花》中有,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小说中也有:上海始终对着一个香港,所谓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让我们来谈谈王家卫美学脉络与武侠脉络中的《繁花》与江湖,包括它的镜头语言,包括音乐。王家卫自己说的这部戏拍的就是江湖,所以可以上接到他自己的《东邪西毒》以及武侠电影电视的系谱,包括《繁花》演员胡歌和陈龙都出演的《琅琊榜》。不少评论已经说到《繁花》的江湖,讲的就是人的有情有义。上海人喜欢做生活,如果再加上有情有义,就有一种人生的坚韧在。


许纪霖:

提到江湖,这个江湖义气是在宝总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了贾樟柯《江湖儿女》里的女主的水准了。王家卫想通过宝总这个形象,塑造1990年代野蛮生长时代的正面形象。野蛮生长时代的其他商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宝总除了赚钱以外,还讲义气,看上去的确很正能量。我这里不妨讲讲我的不满足。事实上,这部戏里边,最最精彩的是宝总身边的人,个个生龙活虎,生猛、真实,哪怕像李李,也是从外地来搅动上海市场的一条鲇鱼。唯独胡歌演的宝总人品实在太好了,好到不真实。前两天北京的《人物》杂志有一篇文章,写北京人看《繁花》,作者说,只记得胡歌的帅,其他什么都没有印象。那不是因为胡歌演得好与不好,而是说宝总这个形象太正面了、太有情义了。但真实的人总是有多面性的。我觉得从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来看,宝总是最失败的一个。小说中刻画得丰满得多,没这么好,所以很真实,但是电视剧中的宝总太高大上了。当时围绕着宝总的四位女人,没有一个对他是满意的,最后都要独立。因为他似乎总是把女生看作是保护施舍的对象,却从来没给她们一点真实的爱情,只有爱而没有爱情,好像他超越了七情六欲。有情有义,反而不是宝总的优点,是电视剧最让我不满意的地方。



《繁花》剧照

蔡艺芸:

我插一句,许老师说宝总有点太好了,他确实很好,但是你要说他坏,也有坏的一面,他跟这三个女人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的,没有给她们什么承诺,好像跟每个人都是好朋友,都有一段特殊的关系:跟玲子是合伙关系,一起开一个饭店,玲子还要帮他去打理各种事情;跟汪小姐是因为要做生意,汪小姐在外滩27号,搞外贸的;跟李李,我感觉是爱情,但是又不能在一起那种。所以你要说他坏吧,也是有坏的一面的。


房琴:

《繁花》剧中的阿宝,我比较同意许老师,有点扁平,(胡歌)演技也许很好,但是人物不丰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管是《繁花》小说还是电视剧,都有一个男性凝视的问题。剧中的李李,在各种灯光与色彩下非常漂亮,但是,在灯光衬托下的李李有那么多的不同姿势(从上拍,从下拍,从背后拍,侧拍),感觉更多是创造出一个被凝视的女性。剧版中四个主要女性角色,前面三位似乎对宝总是爱而不得,而蓓蒂的故事似乎是宝总的爱而不得。



《繁花》剧照

读小说的时候,有些喜欢的细节,比如许子东老师讲的蓓蒂的故事,还有“捉奸”的开头,意味深长,捉“奸”的人,自己又是被“捉”的人!蓓蒂的故事,大约是1960年代的故事,她的消失大约也与1960年代有关,读来有种苍凉的感觉。小说中有很多记忆碎片,但又相互连在一起,故事很市井,又有很多不能言说的寓意。但里面有关“中年人无法安放的情欲”的部分,不管是小说,还是剧版,对女性而言,并不是很舒服的呈现。也有人觉得,这反而是小说精彩的地方。但从女性的角度来说,读这些东西,仍感到是男性的片面主观感受。所以,我觉得《繁花》以后要有个女导版,希望以后《繁花》有更多女性视角的改编,有更多像蔡导这样的女性导演,做一部不同于男性凝视的改编。


陈丹丹:

接着房老师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对这三位女性都特别欣赏,看着非常美。作为女性,其实我也很喜欢李李这样的形象,虽然说她背后有男性的凝视,有点复杂,比如说蔡依林后期以独立女性的形象出来,但性感的形象同时也非常符合男性的审美。


许纪霖:

首先我今天讲的是一个超越性别的视角来看宝总,并不是一个男性的视角,或者是男性中心的。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都忽略了,《繁花》的编剧是谁?是秦雯。小说是男性的视角,小说把三个男人之间的情谊故事写得非常好,但是小说对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描写)是弱项。电视剧完全倒过来,最精彩的就是女人戏。玲子、李李、汪小姐、菱红之间的故事,甚至比三个女人和宝总的故事还要动人。除了王家卫导演的因素,这与编剧秦雯擅长写女性情感有关。《股疯》只停留在纪实文学的基础上,但王家卫的《繁花》,是通过故事展示背后的人性。故事背后戏中有戏,讲述了人性的冲突。


蔡艺芸:

小说为什么找王家卫来导演,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原因的,因为我知道娄烨也想拍《繁花》,但是最后给王家卫了。其实小说一上来就是偷情,王家卫擅长的是什么?他其实很喜欢拍人的秘密。小说《繁花》里有大量的秘密,他可能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他要去改编《繁花》。

我在看的时候觉得王家卫是懂女性的,玲子和汪小姐都塑造得特别好,虽然李李不是上海人,也特别好。王家卫把上海滩上女性的自强,还有要找到自我的这方面,拍得特别好。我记得很清楚,无论是玲子还是汪小姐,最后要跟宝总决裂,她们首先做的是什么?玲子是把夜东京全部都敲掉,她要跟过去说再见,她要重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装修夜东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布置菜品。以前为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她爱宝总,她为了宝总隐藏了自我的部分。当她要跟宝总决裂的时候,她的自我就重新浮现了出来。汪小姐为了宝总可以辞职去卖茶叶蛋,但是最后宝总没有来,所以汪小姐就要自己去开公司,她还要跟阿宝抢生意。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女性的刻画是非常让我感动的。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女性,像菱红是开精品店的,玲子的好朋友,还有女性和女性的友谊。照理说玲子和汪小姐都是喜欢宝总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为什么她们俩关系还那么好?汪小姐后来去开公司,玲子还把自己那个招财猫送给她,就是这种女性之间的友谊非常让我感动。李李有情,也很强悍。她做生意是做生意,钱就是钱,人就是人。她没有因为喜欢宝总,为了宝总连至真园也不卖了,就要给宝总做担保,没有这样。所以这些女性的刻画我是觉得挺感动的,在电视剧的叙述里我觉得是成立的。


瞿骏:

刚才各位说的我都有同意的部分。首先,我们这一部分的主题跟王家卫的影像语言有关系,跟江湖有关系。《繁花》里面经常出现的是半拉江湖,或者说叫惊鸿一瞥的江湖。其实没有关系的,这跟前面说的真实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你是真实的,哪怕只有几个镜头,哪怕只有一场戏,给人的印象也会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江湖的代表就是那位杜红根同志,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范志毅同志,这两位同志,特别是杜红根同志,代表着上海的江湖。像许老师所说的,宝总的江湖气如果要更重,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主角变成一个江湖性的人物,可能也未必合适。



《繁花》中的范志毅

那么连带地就说到王家卫,网上有对戏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还蛮到位的,就是应该超越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这部戏是一个群像戏,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只有胡歌,也并不只有那三位女性。我觉得这部戏最好的地方,是它给每一个配角都以充分的施展空间,并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废角色。一定要谈男性女性的话,你会发现王家卫的电影其实是有变化的。从第一部《旺角卡门》开始,里面的女主角张曼玉基本上纯粹是一个花瓶,大家都会觉得刘德华很帅,跟现在的胡歌是一样的,但是那部戏最后能够得表演大奖的是张学友,是他演的配角乌蝇。然后到了《阿飞正传》,你会发觉,同样是张曼玉演的角色,她开始慢慢地有了她的女性特性,有她的独立性。之后王家卫的戏,其实很多都是群像戏,也并不仅仅是纯大男主或纯大女主。

顺带说一句,还好没有给娄烨拍,给娄烨拍的话,一方面确实可以拍出一个江湖的上海,另外一方面大概这个戏我们就见不了面了。


许纪霖:

我觉得金宇澄应该把版权分开卖,切片式地卖,把1990年代卖给王家卫,1970年代卖给娄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话剧《繁花》,和电视剧《繁花》完全是两个故事。话剧《繁花》重点是1970年代,用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来说,话剧是一个女知青的苦难史。话剧的编剧是南京大学《蒋公的面子》的编剧温方伊。


蔡艺芸:

刚刚是想讲王家卫的电影美学,然后我们就谈到女性了,现在再回去说美学。王家卫的电影美学,我特别推荐一本书——《王家卫访谈录》,其中有多篇他的访谈,大家也可在书中找到一些王家卫的创作脉络。每个艺术家肯定有自己的一些形式,才形成了他的风格,所以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繁花》,一看就知道是他拍的,因为有很多王家卫烙印,包括镜头光影,还有他习惯用的独白,穿插于其中的竖版文字,这些都是他以前作品里面非常喜欢用的。读《王家卫访谈录》可以了解到他怎么去拍电影。他说他是从人物出发,不是从故事出发的,所以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总是在变。他有一个经常合作的团队,摄影师一直是杜可风,也合作过李屏宾,团队私底下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对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包括经常合作的演员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其实私底下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会从演员的特质出发,去发展这个人物,他觉得有了人物之后,后面一切都有了。再说剪辑,《王家卫访谈录》中有一段,大致是说:我的电影都是由小片段构成的,到最后才能看到影片的全貌。这似乎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在剪辑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镜头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拼图,我不知道正确的拼法是什么,但碎片会一点一点自己组合起来。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种让碎片自己组合的独特创作手法。



《王家卫访谈录》

《繁花》电视剧有30集,不可能都是他拍的,有一些可能是副导拍的,但是你会非常肯定地知道哪一集是他拍的。比如说有一个镜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黄河路上我们称他为“纯爱战神”的杜红根和卢美玲去至真园威胁李李,不准卖黄河路其他饭店里面做的菜。这场戏让我看的时候心跳加速,他的镜头语言还有节奏都非常让我印象深刻。这种镜头在之前的《一代宗师》里面就用过,一圈人坐在一个圆桌前面,所以一看,就是王家卫的镜头,非常风格化。

此外,大家都觉得王家卫的电影是艺术电影,其实在他的访谈录中,他觉得是没有艺术电影这一说的,他觉得只有电影的艺术,没有所谓的艺术电影,他觉得每一个创作者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好了。还有关于时间和历史,他觉得电影其实就是把时间留住,留在胶片上面。所以我们看电视剧《繁花》,为什么上海人看了会非常有感觉,因为里面有大量关于上海的记忆。比如说阿宝和雪芝坐的公交车13路,这个13路车现在还有,它其实就是从曹家渡到提篮桥的一段路,中间要经过16个站,来回要一个多小时。然后有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路牌一点一点过去,我看到了长寿路,看到了天目中路,看到了上海新客站,就是这样,电视剧里面出现很多关于上海的记忆,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过去了。

房琴:

我看电影是为了看历史,这可能是个缺点,比较单调。“江湖”这个词让我想起陈平原老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江湖侠客,是一种英雄主义在不同时空下的呈现。侠一般出现在乱世需要英雄的时刻,比如说民国是江湖小说或者武侠小说的喷发期。现实中,动荡时期的民国政府虚弱,几乎没做成一件成功的事,外不可挡西方列强,内不足以提高民生,于是武侠小说世界中的侠士就流行起来,承担这样的民族大义,聚在一起做事,做完大事后,又要像范蠡一样,浮扁舟一叶,远离江湖。《繁花》的剧版虽然没有各种武侠功夫比拼,但商贸、金融、商机千变万化,竞争多于合作,仿佛是普通男女日常生活中难以一见的另外世界。阿宝有个团队,大家曾聚在一起与各类商业对手打拼,但在商业成功后慢慢散了。结尾时,阿宝也找不到了,阿宝于是成了一个都(江)市(湖)传说。这像不像是另一个范蠡,大业已成,最好的不是留下,而是远离,只留名声在江湖,“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这个意义上,《繁花》剧版确实很像金庸笔下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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