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味儿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里都是特别的，独有的，没法儿复制的。独一份儿，这才是一个作家最棒的、最有价值，甚至永恒价值的地方。
老舍味儿不是哪一种或两种味儿。要是有人决心模仿他，学得一两种味儿，学得一两分像也许是可能的，可是要学到十分，学到惟妙惟肖不可能。因为这个味儿是由好多种味儿交汇在一个人身上的，非常难得，非常奇妙，绝对不可能重复。
（图为写作中的老舍）
地道的老北京味儿
读过老舍作品的人，头一个突出印象，往往都是那浓浓的北京味儿。这应该是构成老舍味儿多种元素当中首个重要成分，而且是一时都没有离开过老舍的特点。京腔京韵，北京的人、北京的情、北京的事、北京的景致、北京的风俗……合成一股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实实在在感觉得到的令人陶醉的北京味儿，它和悠远深广的中华文化大动脉相通，无比珍贵。
在老舍所有的京味儿作品里，最能代表老舍，最有老舍特点的应该是那种老北京味儿。
老北京，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最主要的写作题材，最钟情的世界，是他灵感的源泉。一写到老北京，他劲头就来了，激情就来了，灵感也来了，这时，地道的老北京味儿也就出来了。老北京的可亲可爱之处让老舍忘不了，那是化进他灵魂里的东西。不是老的北京他也写过，味儿就差多了。
不妨拿出大家熟知的两篇散文对比一下。
一篇是1936年在山东写的《想北平》。记忆里的老北京是他心灵的圣地。他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头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叶上的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所怕，像小孩安睡在摇篮里。”他把对北平的思念写得如醉如痴，几乎落泪。连我们读着的人也忍不住要落泪呢！
《我热爱新北京》是1950年同题材的散文。他写了“下水道”“清洁”“灯和水”三个部分。他使劲把感情加了进去，然而却完全是篇理性的文章。它少了老舍特有的灵气和抒情的魅力，少了北京的独有的诗意和韵味，与《想北平》很难相比。
老舍1949年从美国回来以后，年龄大了，腿又有病，身份也不同了，他不可能像25年前一样，实实在在地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写出来的尽管还是京腔京韵，那原来的味道就大大打了折扣。但是老北京还活在老舍的心里，《茶馆》和《正红旗下》就是证明。他写的是先前的事儿，老舍这才找回了老北京的原汁原味。
当然，老舍作品京味儿的最主要载体应该是语言。古都北京，它的方言本来就有很深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老舍继承着曹雪芹等前辈大师，用一生来提炼北京话，让它成为更有艺术性的文学语言，这是他了不起的一大贡献。打开老舍的书，不管哪一本，那语言先就给你送来了一股醇厚的京味儿，这大概是读者共同的感受。
与生俱来的穷人味儿
上世纪初，新文学刚刚起步，一些文学家不约而同地看上了人力车夫。在我手边就有胡适、徐志摩的诗，有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或出于人道精神，或出于“为人生”，或出于“浅薄的社会主义”（郁达夫语），这些好心的作家都想写写受苦的劳动者。可是在城里住着的知识分子生活圈很窄，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劳动者大概就是人力车夫了。
徐志摩在《谁知道》里是这样写的：
我在深夜里坐着车回家，
一堆不相识的褴褛的他，使着劲儿拉……
左一个颠簸，右一个颠簸，
拉车的跨着他的蹒跚步。
郁达夫的小说《薄奠》这么说：“我不坐洋车则已，若坐洋车的时候，总爱和洋车夫谈闲话，想以我的言语来缓和他的劳动之苦。”
他们的确是同情着洋车夫，但都是自上而下地俯视着。鲁迅的《一件小事》与他们有所不同，是敬佩，是仰视着那位向前走去的车夫的越来越高大的背影。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的写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取第一人称，是从作者的角度观察和描写洋车夫。为什么呢？我推测，这么写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躲开对车夫内心的直接描写，因为这些人心里细微的东西作者们恐怕把不准。
轮到老舍带着他的《骆驼祥子》登场了。老舍的胆子可大得出奇：一，要写就写长篇；二，写他一辈子的事；三，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四，让祥子笨嘴拙舌，爱在心里琢磨事儿，这就需要大量的心理描写。
这几点，每一点都是挑战，但他写得极其成功。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本身是在穷人圈里长大的，在许多地方他是借祥子吐自己的不平之气。所以，他对祥子，与其他几位大家不一样，他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他是平视。
我一向反对“出身论”，可是在老舍这儿，你真的不能不承认出身的重要。他的全部作品脱不开穷人的视角，当然就脱不开穷人味儿。
或隐或显的旗人味儿
我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多次听到这样一个带着民族歧视的段子：
“你是哪族人？”“我是旗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在旗。”（“在”是属于的意思。）“你再骑我打你！”
说这话时，已是20世纪40年代初，可见“驱逐鞑虏”留下的民族歧视之深入人心，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原来的旗人家族一个个改了姓，尽量把出身藏起来。下层的旗人生活更惨，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过着屈辱的日子。后来溥仪不争气，投降了日本，更让所有旗人抬不起头来。但就在老舍遮蔽了其旗人身份的很多作品里，还是有着不少旗人的东西。那些人物的名字、性情、命运和习惯，都与旗人这个根脉连着。祥子，没给他一个姓，正是来自旗人“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祥子没有姓，这个悬念里，就含着不便说出的旗人的感情。
再看看《微神》，它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善人刘寿绵的女儿，老舍的初恋情人，当然是旗人。刘姑娘的实际结局是父亲破产后，随母出家当了尼姑。在小说里，却把结局处理成沦为暗娼，这就反映了更广大旗人底层女性的命运。
到了《四世同堂》，老舍挑明了要写旗人，代表人物就是小文夫妇，清朝侯爷的后代。他俩和聚在他们家里学戏的男女老少，正是这一社会群体有声有色的写照。及至1961年末动笔的《正红旗下》，简直就是旗人社会最集中的全景了。
知道了老舍的出身，再来读他的作品时，我们就会常常从人物、环境、风俗、礼仪等等方面，感觉到旗人文化的味儿，尽管这个味儿常常是和汉文化融化在一起的。
浓郁的传统文化味儿
这来自几个方面：旗人家庭（特别是慈母）和古都北京的熏陶、对民间文艺的喜好、私塾和学校的儒学教养。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两个主要载体，一是圣贤书，一是民间文艺。过去时代普通百姓的艺术鉴赏、文史知识和道德教化多取自民间文艺。老舍生在讲究艺术的旗人中间，活在底层圈子里，天生地喜爱民间文艺，几乎达到入迷的地步。这个爱好伴着他一生，他也从民间文艺当中汲取了一生。他又从另一个重要载体———圣贤书那里吸收了更深厚的精神营养文化修养。
老舍的最高学历是中专，可是他精读文化经典，尤其是驾驭文言写作的能力，即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也是比不了的。他在就读北京师范学校时，已经能写出相当漂亮的旧体诗词和文言散文了。这些诗文有着桐城派和陆游、吴梅村的韵味，真不得了。
圣贤书和民间文艺，老舍两头都占了。至于其中的内涵，自然是旗人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势必以儒学为主。
经过“五四”的洗礼，老舍有了“一双新眼睛”，对传统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是性格，还是学养，老舍都不是偏激的人。一方面他对传统的弊害深恶痛绝。他在第一部长篇《老张的哲学》里，就把恪守封建伦理的赵姑母拉出来示众；在《二马》里，对“出窝老”的忧虑和嘲讽都使人印象深刻。而同时他在很多作品里，对传统文化并不一概否定，对其中尤其是传统道德中经过改造能够继续发扬的东西，还是充分保留和肯定的。《四世同堂》这部文化百科全书式巨著的核心观念，就是礼义廉耻，是在战火中升华了的“五德”和“四维”。
在这么开明的作家身上，你却常常能够感到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这是老舍的一个特点。
化入了西方文化味儿
老舍在西方世界先后生活了10年而且研读过大量的西方文学。读过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真让我惊叹他修养的精深。西方文化味儿在老舍的作品里，几乎无处不在。暂且不谈其中独特的价值观，单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看，他应该是取法于西方文学的。老舍说：“我是读了些英国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这一试，就诞生了《老张的哲学》。后来，他所有的小说、戏剧的结构手法、叙事方式等等是西化的，他还涉猎各种文艺流派的东西，只要感兴趣就试一把。
他的语言是北京口语的艺术化，这艺术化里就包含了很多欧化的影响。譬如倒装的句式，口语里本来也有，但与欧化的不一样。“忙，年底下！”显然是口语。“浑身都有些发木，像刚被冻醒了似的。”当然是欧化句式。这些话都出自《骆驼祥子》。他把两种句式糅在一起，一点儿不觉得别扭，反而别有一番韵味。
关于西方文化味儿不能不提一下基督教影响的印记。年轻时，老舍入过基督教，他的入教只是他探索救国之路当中的一次尝试。尽管他一方面对“洋教”曾有恶感和戒心，但它与老舍的人生追求，与儒家传统的仁爱和忠恕之道有很多的一致。这虽然仅仅是青年老舍的一段经历，却在心灵和创作中都留下了一些痕迹。
起起伏伏的幽默味儿
幽默真是老舍一绝，简直是他的天赋。随便什么事，到了老舍笔下就那么可乐，而且有回味。人们常称他幽默大师，没冤枉他。幽默是有个性的，人跟人不一样。老舍幽默的基本特质是宽厚和无奈。因为宽厚，所以看到了人的毛病，却不幸灾乐祸赶尽杀绝，这就有别于讽刺。因为对世事的悲观和无奈就留下了苦笑。
至于老舍幽默的外在形态，却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对人性病态的解剖，有的是对时局和社会弊端的感慨，有的是善意的规劝和调侃，有的是坦率的自嘲……但都不是耍贫嘴和迎合读者的无聊趣味，仔细品来都有或深或浅的意义在。
老舍超凡的幽默才能，缘于多重因素的聚合。孙洁曾有过精要的梳理：“老舍幽默第一得自于心性，第二得自于北京底层旗人的出身，第三得自于英国幽默传统的激发，第四得自于对世界的细致体察和敏锐反应，第五得自于自由主义文学立场。”
这五项当中，前四项是不会变的，而第五项这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却存在很多的变数，当老舍不能坚持自由主义文学立场的时候，幽默常常会被他自动或被动地减弱或雪藏起来。
因为幽默不是一种技巧，它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甚至是生活态度。施展幽默的才能必须有独立的人格，轻松洒脱，这是幽默文学必要的前提。老舍一生中，幽默大致是四起三落。这事实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幽默与过多的理性是很难共处的。
耐人思量的哲理味儿
老舍绝对不能算哲学家，可是他总想让他的文学和哲学发生关系，让人们在他的作品里品出哲学来。这是他很明确的追求。他曾经说：“每个有价值的小说一定含有一种哲学。”
但他是诗人，是彻底的艺术家，他不能容忍为了追求哲理性而导致思维抽象化。他要做的是通过文学的特质—感情、想象和美—去体现哲理，让哲理活在他用艺术表现的生活里。而为此，他甚至很少直接提示和点破作品所蕴含的哲理，而让读者自己去品出来，只有这样，读者才能真正悟出它的价值来。
《离婚》的第一号人物张大哥有两件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于是有了一串串结婚和离婚的故事。而结局都是“不得离婚”。细想想，它很有哲学意味，那就是：一切，维持现状。这个隐喻概括了整个社会的痼疾。
《我这一辈子》里写了一件大事：兵变。兵变在那个年头并不稀罕，老舍的出奇之处是他重在写兵匪烧杀抢劫之后，平时老实巴交的百姓们也跑了出来抢。老舍曾经真挚热诚地写过老百姓的善良，但在《我这一辈子》里，他不客气地揭示了人性的另一面———恶。老舍总在追求着或深或浅的哲理性，他的带哲理性的形象里，就往往更接近社会的某些本质，所以就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因此就激发着读者对现实的联想，这大概也是读老舍容易产生亲切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深藏着的忧郁味儿
老舍心里其实是苦的，一直。他自己就坦言：“您看我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王瑶很懂得老舍，他就说过：“从根柢上说，老舍的内心情感是忧郁的。”
我们真的不大愿意承认，给了我们那么多阅读喜悦的老舍内心并不快乐，但反复读过《月牙儿》之后，我们看到了老舍内心的本色，他的悲戚像深不见底的井。这井里有他童年的记忆，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对世道清醒的认识却又无能为力的苦痛，但他又不愿读者和他一起悲观。然后，你会渐渐察觉老舍大部分作品包括喜剧，都是带着苦笑在述说着一个个悲剧。
灵魂里的自由主义文人味儿
自由主义的文艺观是深入到老舍灵魂里的。1949年前，他是个自由主义文人，之后他是个“没有改造好的”自由主义文人。如果说他刚开始创作时，仅仅是在践行而于理论尚在朦胧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达到了观念上的自觉。老舍说：“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普罗文艺中所宣传的主义也许是很精确的，但是假如它们不能成为文艺，岂非劳而无功？”朱光潜是这样说的：“没有创造性或自由性的文艺根本不成其为文艺。”我几乎看不出他们这两位的话有什么大的差别。
老舍对他的这种文艺观是十分执著的。直到1957年1月16日，在“反右”之前的“早春天气”，已经改造了好几年的老舍还在说：“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就是由于有了灵魂中的独立精神，我们才能看到它在大部分作家生涯中那种大胆的创造，天马行空的想象，联珠妙语的幽默和卓尔不群的才华。
老舍的旧交和同事说：“老舍每写一出戏，都有一种不尽如人意的诚惶诚恐，一种难以尽兴的烦闷不安。”《春华秋实》就写了不下九稿，接着他又写出了《茶馆》和《正红旗下》。
系列人物彰显着的刚烈味儿
当我们回顾老舍一生前前后后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始终有着一个个给人激励、令人振奋的光灿灿的人物与他相伴，构成一个系列。我们且粗略地盘点一下：《小铃儿》里那个倔小子，《老张的哲学》里拼死抗争的李静，《赵子曰》中壮烈牺牲的李景纯，《猫城记》里舍身救国的大鹰，《黑白李》当中替兄弟上法场的黑李，《哀启》里挥起大刀杀绑匪的老冯，《月牙儿》中不屈的主人公，《微神》里为真爱而自尽的姑娘，《浴奴》里掐死日寇为夫报仇的胖女人，《张自忠》中威武不屈的张将军，《火葬》里的英雄群体，《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祁天佑、钱诗人、小文，《茶馆》里的常四爷……这些各不相同的形象，都有一股刚烈之气，对于他们，气节、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老舍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儿气节。”老舍把自己的气质和性格给了他的人物。现实中的老舍，也不含糊地践行了他的人生准则。
抗战爆发，他抛下妻儿，只身赴国难。八年抗战，身为文协负责人的他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从不害怕。日寇大军逼近重庆，他凛然宣告：“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这视死如归的气度多么的从容！在太平湖，是绝望，是醒世，是抗议，老舍用拼上性命的一跃,喊出了自己最悲壮的声音，完成了最后的一搏。老舍的这股刚烈味儿，他对气节和尊严的坚守，何其可贵！
如此，十味儿兼具，世间不会再有第二人了。
来源：南开大学报2017年6月9日第1341期03版
编辑：孟祥林
审校：张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