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法改变，索性一事无成。这才是最可怕的 | 熊培云

思想国 · 公众号 · 时评 · 2017-03-08 22:09

正文

好几天没有更新文章了。有时候是因为和谐社会有话难说。有时候是觉得不值一说，比如某地抵制乐天时“在语法上打祖宗一枪”的标语口号。

内心却有个声音——越是在世界迷失、国家倒退的时候，越要有强壮的灵与肉，越要照顾好自己。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去医院修理牙齿。今天上午又去了一趟，将《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我的麻药）塞进耳朵，继续任医生“嗞嗞嗞”了。过去一个月，坚持去了四次。还有一次，就大功告成了。

而在灵的补给方面，除了阅读，最近还着重补看了几十部电影，我仿佛重新回到了九零年代满大街淘碟的日子。二十多年来，最应感谢的是互联网开阔了我的世界，让我有机会看到了世间无数优秀的电影。

而我想要的生活，总是和创造、传播或享受美有关。只要每天能够写点东西，看上一部好片，或读到一首好诗，我就觉得这一天是值得过的，就对得起这一天的粮食和蔬菜。更不会垂头丧气，哪怕我这一天我什么也没有创造，只是领略了他人的创造，我也会为生活里的这些美的际遇心存感激。

当然，有时候也难免惋惜。有些电影完全可以成为经典电影，只是因为用力过猛或者止于肤浅半途而废。那时候我便想，如果自己写会如何如何。

可惜我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这不得不说是我理想生活中的一大遗憾。我活了很久，发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希望多一些，还是失望多一些。失望在于过去的日子很多是不值得过的；而希望在于余生还有盼望。

这些年，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感触最深的还是伊朗电影的品质。二十年前，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伊朗审查制度不可谓不严，为什么那里好作品迭出？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鞋子》《黑板》《樱桃的滋味》《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还是后来的《背马鞍的男孩》《乌龟也会飞》《一次别离》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严格的审查制度固然是中国缺乏好电影的重要原因，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常说的——比审查制度更可怕的是缺少对电影的热爱。当然，这也适合解释文学。我相信，如果中国作家有加缪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品质，也会写出与之相称的作品。

有位编剧朋友，前几天和我谈到与中国电影有关的两件事：

一是有外国演艺人士访问北京时提到一种担心，即中国相对低端的电影市场可能拉低世界电影的整体水平。

二是大陆演艺圈的混乱。据这位编剧朋友说，现在有不少明星演员根本不背台词，拍片时只用数字来代替。简单说，如果台词是五个字，他就念“1、2、3、4、5”；八个字就念“1、2、3、4、5、6、7、8”。具体说的是什么内容全靠后期配音完成。多么滑稽的场面，一个女演员痛哭流涕的时候，嘴里却在念着“1、2、3、4、5、6……”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类似丑闻早已广为人知。与此“数字小姐”相关的还有“替身偶像”、“抠像剧”……

而这些问题，最关乎的是堕落，而不是审查制度。

回到前面的问题，推动审查制度的变革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但它能否成功，不是某个导演所能决定。但是，拍一部对得起自己的好电影，却是每个导演最有能力决定并担负的。也正是这种热爱和担负，初生牛犊的毕赣可以拍出《路边野餐》那样的作品。看到年轻一代拍出这样的好电影，真的是一种欣慰。与此相比，杨超的《长江图》虽然用力过猛，但仍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水泥地上长不出鲜花，这是时代的遗憾。然而，这个时代并非全都是水泥地。巨石有待移去，但需要时间。在此之前，总还有一些可以生长花卉的土壤，还可以生产类似《狩猎》、《海边的曼彻斯特》、《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更好的世界》等耐人寻味的作品。

如何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我想这种克服同样包括不为远处移不动的巨石而荒芜脚下的土地。

我能想到的最大的幸运是这里没有巨石，大家可以自由耕种；我能想到的最大的不幸是所有创造者都以“巨石问题没解决”为借口，无视那些尚可以播种的土地，天天忙着卖塑料花，并且心安理得，以为假花遍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该有的样子。

说这些话，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好的电影作品，我在前面也提到几部。我只是想强调，以热爱的名义，在这个时代我看到了不应有的荒芜，而这些荒芜也在不断地败坏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