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大概都会不时看到各种“有限责任公司”的标识，可“有限责任”这四个字究竟何指？只怕多数人都不明了。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其实向来是一种“无限责任制”，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之深远，至今不曾消泯。
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纽带支配的熟人社会，即便是陌生人之间，都会设法建立起某种“虚拟血缘关系”或“拟亲属关系”，哪怕是在现代的生意场合初次见面，仿佛叫声“哥”、“姐”，就能把关系拉近三分。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紧密的彼此连带的关系之中，难以摆脱对他人的责任
——就像无论你的父母做了什么，他们都仍是你的父母。
在大部分社会，血亲复仇之所以是刻不容缓的责任，就是基于这种无限责任的逻辑：不论如何，你有义务为亲人复仇，而如果你的亲人做了错事，你也就自然有可能被连累而成为他人复仇的对象。
古人所谓“株连九族”，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每个人都对最密切的亲友负有无限责任
。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除了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都是家族纽带支配了社会关系和财产，其结果是家庭和血缘关系自然地融入商业实践中，因为商业实践毕竟也只是社会运作的一部分，自不能例外。
按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所说的，“
人们一般认为，像中国这样在庇护关系下运作的企业，没有采取有限责任的必要性
”。传统中国的企业组织不是独资就是合伙，而不像西欧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面向整个社会（那意味着陌生的公众与个人）募集资本；这带来的弊病就是社会资金难以累积与集聚，而且，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所有者通常要对债务负有无限的责任。
经济史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有限责任是现代大企业兴起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下，投资人只以自己投入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就确保了他不至于一次投资失误而倾家荡产，给了投资人第二、第三次再起的机会，个人可以受到保护，而且有限责任制必然伴随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
布罗代尔和韦伯的研究已表明，有两套自成体系的商业运作体系：其一是家族企业、私人网络与传统的会计方式，其二则是股份制、有限责任与成本会计的体系。后者实际上是从西方的“陌生人社会”中生发出来的现代制度，换言之，
“有限责任”一词的背后，便已潜在地包含着以个人为社会基本单位的设想，其责任、契约、信用，都是基于陌生个人之间社会交往这一假设之上的
。
这与当下中国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关系。
虽然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但不能不说，在许多层面，我们并未领会现代化的精神。
“有限责任”为何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在运作中发展信用制度、给予专业团体和个人保护的基石——在一个复杂分工的社会中，每个专业人士都只能负担有限责任，这是发展专业能力和工具理性的起点和必然结果
。
这乍听起来有些抽象，那这么解释吧：在明清时代，即便是广州十三行富甲天下的买办，也承受不起所从事的商业领域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因为那时按照惯例，他们负有无限责任，一旦有任何亏损，他们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赔起来；而这种风险又是不可预见的，任何这类亏损累积起来，总不免导致其经营恶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中国的传统大企业能一直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
不仅是商业领域，此种观念实际上渗透进社会的诸多领域。中国传统观念情胜于理、道德重于法律，而“情”与“道德”，都很难在技术上界定一个“有限”的尺度，所谓“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都强调道德的无限性。
国人自古所期望的“圣人”，常是一个道德完备、而在权力和责任上均为无限的人物。这导致了一种格外不幸的现象，即国人常对某人寄予无限期望，而另一些时候又将所有责任和罪恶都推到某人头上。明末辽东的第一次宁远大战中，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城内百姓大骂袁崇焕害人；而当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视为救世主一般。
这种情绪反应的两极化，正是无限责任的产物，人们常常很难辩证而冷静地看待一个人在事件中的作用：他只应对他所承担的那部分负责
。
这种心理并未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消散，相反时不时总能看到它浮现，在医患关系中表露得尤为明显。或许可以这么说：
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与无限责任互为表里，而有限责任制则常会使一件事去道德化，因为那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但这恰是许多中国人最难接受的，在医患冲突中，病患或大众常会固执地认定问题在于“医德”，其责任界定是个道德而非技术问题。如果按技术操作层面就事论事地讨论双方责任，就要冒被人骂成“冷血”、“没有人情味”的风险。
医患冲突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民国时代便已相当激烈。
现代的医疗体系潜在地便要求病人家属接受某种“委托—信任制”，即将自己的亲人委托给专家治疗，并信任其凭借专业能力救治
，而自身对这一专业领域并不懂行，即便再着急，也只能在手术室外等着。
这一点，中国人早已渐渐接受，但另一方面，病人家属在心理上仍希望能遇到某位“神医”，而一旦未能治愈，便归罪于医生本人。早在1930年代，医师范守渊便已指出：当时西医师对中国病人的一大不满，就是“病家希望医生所负的责任过大”，“有许多病家，往往把医师当作‘仙人’看待”，能治好时感恩戴德，不能治好时则百般闹事。
由于医患双方对医师责任的不同期待，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医事诉讼。
医生愿意“负责”，但却绝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医疗责任，这其中“责任”的合理边界在哪里，便成为双方相互摸索的模糊地带
，其所酝酿的摩擦与冲突，直到今日都未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