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社已经清仓，我拿下了最后一百本。此书被有司勒令不准宣传和加印，估计一年之后，将绝迹于江湖。今发书中一节，有所增订。
杨度与梁启超：对一副挽联的注解
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2月17日，他在上海的故旧设奠于静安寺，举行公祭。《新闻报》载：“四壁均悬挽联，白马素车，一时称盛。”据郑逸梅所记，这些挽联出自李拔可、黄炎培、沈恩孚、高梦旦、张东荪等名家之手，他认为其中两副最是突出，一为杨杏佛所挽：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青苗一派”指王安石。梁启超曾撰王安石传，对其推崇备至，称“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视之为三代以下之完人。单论政治，将梁启超与王安石并提，实在抬举了他，因为梁启超并不以政治见长，王安石则是中国古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具体说来，王安石的政术，如青苗法等，历来备受争议，被指与民争利、待民过苛，若谓梁启超似这一派，那就不是好话了，然而杨杏佛笔锋一转，称梁启超“终怜凭藉”，遂抹去这一缺陷，其政治生涯固然失败，反而不失为英雄。相比上联的直接，下联九曲回肠，斗转蛇行，皮里阳秋，欲扬先抑，不过主旨还是誉美。
二为杨度所挽：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郑逸梅将首句记成了“世事亦何常”，对照下联，明显不工，应属误记。
人死为大，挽联一般都是说好话，哪怕明知过誉，如杨杏佛将梁启超的政术与王安石并论。“事业本寻常”云云，出现在挽辞当中，未免有些不敬，因而引人注目，众皆称奇。此联为郑逸梅以及后世所铭记，也许原因正在于此。
杨度的挽联十分讲究，极少过甚其辞，而以写实为主，往往蕴藏深意。如挽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国事不如人，寄语衮衮诸公，无端莫学空城计；世情都是戏，除此皤然一老，有谁知得上台难？”名为写谭，实则暗讽国事，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淤积之块垒。基于此，他这么挽梁启超，便值得深究。
杨度与梁启超的交情，长达三十年。三十年间，二人时有争执，甚至置身于势不两立、兵戎相见的两大阵营，不过这并未损坏他们的友谊。他们年纪相仿，政治思想一度相近，青年时期曾齐名于世，堪称那个时代的双子星。故而时人常将二人相提并论。如李肖聃《星庐笔记》云：
杨以文章自负，谓此事不外说理、论事、言情，说理之文，吾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至于论事，则挟贾、晁廉悍之气，驱苏、王明辨之词，吾于诸贤，未能多让。故杨之挽梁云：“人皆欲杀，我独怜才。”犹以文言也。然梁自谢政以后，往来南北，多所著书。虽未能精思极意，上掩古人，然闳才通识，海内同称，其九牧大名，非虚致也。杨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失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悦，以自消遣。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而梁之博览古今，非杨所及也。吾以文字获事二公。于梁有挽词，而杨为作家传。
李肖聃与杨度同乡，曾担任梁启超的秘书，与二人都有交情。这番话，可谓持平之论。称“杨之才气，较大于梁”，也许令人惊诧。倘细读《杨度集》，当知杨度才气纵横，至少不亚于梁启超。
（梁启超与杨度）
二
再说挽联。“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一句，出自苏轼《观棋》。杨度上联，有意以苏东坡比梁启超。“事业”与“文章”相对，可知杨度所云的事业，主要指政治，或者说事功（杨度文名虽盛，却从未视文章为事业，只是当作政治的媒介或投影，并不怎么看重）。先贤论人，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今人对梁启超的印象，首先在其立言，也许仅仅在其立言：那一支笔的魔力，不亚于三千毛瑟枪。论梁启超一生事功，有所成者，一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与弟子蔡锷联手，间关万里，奔走讨袁；二是张勋复辟，他辅佐段祺瑞，马厂誓师，组织讨逆；三是欧游期间，高声疾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添柴加火。不过细论这三大事功，梁启超所发挥的力量，均非主导，那毕竟是一个武力至上的时代，他只是用来装饰枪杆子的旗帜；而且在这些事功当中，梁启超流芳于世的其实还是文字，如讨袁之役，多少人记得梁启超在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冯国璋等军阀之间奔波劳碌、苦心斡旋呢，然而举世都不会忘记他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一出，陈寅恪形容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是谓一文可抵百万兵。
梁启超从政，更多是败笔。不必说戊戌变法，可将败因归于时势，单看他先后出任民国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在任上建树寥寥，皆以黯然下台告终。徐一士记曰：“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由此正可论定，从私的方面言，梁启超曾夸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他虽当上了国务大臣，其政见却未得到实行，“当年之自负”，终究落空；从公的方面言，作为中国第一代宪政人，毕生呼吁“立宪”，梁启超不曾推动中国走向宪政，甚至连宪政制度的框架犹不可得。虽然不该以成败论英雄，虽然杨度安慰道，“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然而，以“事业本寻常”一语，总结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说来并不过分。
不妨说，梁启超一生，始终未能忘情于政治，却也始终未能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代的政治家，如袁世凯认为梁启超仅能提笔作文，不可担当国家重任；1943年，蒋介石读梁启超，感慨道：“如梁专为学者，或终身从事于教育，而不热中政治，则其有益于国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至今犹不免为后人所不齿。”再如与梁启超一样毕生纠结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梁漱溟说道：“梁启超书法：忍辱精进负荷众生。这八个字表达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只能写文章鼓舞人，不能负担政治任务，其供他人利用是决定的。”
梁启超从来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常为局势和师友的意见左右。偏偏他的朋友圈中，有人劝他少谈政治，如周善培告诫：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不能共寂寞；有人则建议他介入政治，如伍庄，他是康有为的门生，梁启超的师弟，梁伍二人曾发生争论，梁说：“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答：“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这么一来，梁启超断难摆脱政治的纠葛，只能周旋于其间。“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陈寅恪语）。
三
“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一句，出自杜甫怀李白的诗歌“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本是诗人的夸张之辞，用在梁启超身上，却道出了他晚年政治处境之悲凉。1929年的中国，至少从形式上讲，已经是国民党的天下。梁启超与国民党及其前身，从来不是同路人，明争暗斗数十载，结怨之深，无以化解。哪怕在1917年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后，他与国民党的斗争，却未消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翌日，梁启超在《晨报》撰文《孙文的价值》，先扬后抑，批评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引起国民党人强烈不满；后日，梁启超去吊唁孙中山，遭到了国民党党员的围攻，若非汪精卫等及时解围，“几乎发生惨剧”。1927年10月29日，梁启超写家信，谈及他正在筹划“党前运动”（将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联合起来，以他为领袖），此举即为对抗正在北伐路上高歌猛进的国民党……
梁启超吊唁孙中山“几乎发生惨剧”一事，有待细说。当时梁廷伟担任梁启超的秘书兼护卫，据其子梁大章记述：
14日启超与廷伟两人往中山行馆吊唁。廷伟出门时带着两枝左轮手枪和几把飞镖。沿路无事，但到了行馆，当时守门的是北大的一些学生，硬不许启超进去。启超发怒，觉得这是很失面子的事。双方争执越来越激烈。廷伟当时怒极丧失理智，差点出手伤人。幸好行馆里面几位高层人物赶出来调解，并让两人进去。
“高层人物”则指汪精卫。再钞《申报》（1925年3月18日）新闻：
三月十四日，梁启超至中山行馆吊奠，致奠后，由汪精卫招待，其谈话有可记之价值。兹拉杂书之于后。梁问孙先生病逝时情形，汪即略述梗概，并谓先生自十一日夜半以后，已不能为有连贯的发言，惟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语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梁极感叹谓：“此足抵一部著作，足贻全国人民以极深之印象也。”时有党员问：“昨日《晨报》所载足下论先生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语，作何解释？”梁谓：“此仅慨叹中山先生之目的未能达到。”党员尚欲继续质问，汪谓：“梁君吊丧而来，我们如有辩论，可到梁君府上，或在报上发表。”党员始无言而退。
汪精卫礼遇梁启超，并非国民党主流。大体而言，国民党并不待见梁启超，甚至视之为仇雠。试举两例。梁启超去世之后，蔡元培、蒋梦麟建议国民政府予以褒扬与抚恤，1929年1月2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172次会议曾议此事，胡汉民、孔祥熙等表示强烈反对，最终以提案人撤案而作罢。一代宗师，就此冷落，身后事凄凉如斯。如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吴宓感叹：“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怪在哪里呢，身兼梁启超弟子与国民党员之二重身份的张其昀早已点破：“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纪载。”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申请救济：“……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此时距离梁启超去世已经达十三年，傅斯年还得请求当局“表示宽大”，足见国民党对梁启超素怀积怨，并不宽大。否则傅斯年何必说这么多好话。这大抵可视为“文章久零落”的一记回音。不知是不是傅斯年的呼吁发挥了作用，这一年10月3日，国民政府颁发了褒扬梁启超的明令，梁门弟子、并为梁氏立传的吴其昌读罢，“泫然流涕”，并感慨“昔吾亡友张素痴（荫麟）先生，以中枢未褒扬梁先生为遗憾，此在先师无遗憾也”。
回到杨度的挽联。话说杨度为梁启超声辩，这不是第一次。最值得一记的是，1911年前后，杨度上折，请求清廷赦免并启用梁启超。其中云：“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愿以自己的性命担保梁启超尽忠于清廷，不仅因为，他深知梁启超的品行与思想，更是因为，他和梁启超的友情，足以促使他去担此风险，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死相托”呢。
杨度此折，被摄政王载沣留中不发，本可不了了之。他却不甘罢休，将折中内容泄露给《帝国日报》。这下刺激了对大清帝国忠心耿耿的御史胡思敬，去年秋天，他曾上折弹劾杨度，称杨度留学东洋，首倡革命，所作《湖南少年歌》、《支那教育问题》等不乏大逆不道、丧心病狂之言，回国进入宪政编查馆之后，“仍与海外奸党暗通消息，以东洋秘密宗旨搀入宪政章程，又以内廷机要输之报馆，在外则为匪首，在内则为奸细”，请求朝廷将其审判定罪，以靖人心；如今，眼见杨度保荐乱臣贼子，毫无顾忌，而且借助舆论，给朝廷施压，那还了得，随即再上一折，把杨度的黑暗历史重述一过，并称“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人情汹汹，谓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还给杨度扣上了革命党的帽子，“辇毂之下，一任革命党纵横至此，朝廷何以自立，民命何以自存”。观其文风，不仅杀人，还要诛心。可惜，历史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辛亥年，这样的奏折，实在难以激起一丝波澜，只可能为杨度和梁启超的故事增补一个反讽的注脚。
杨、梁二人的故事，还有一段后续。他们一生恩怨，公论不妨私谊，终于在第三代结出了正果。1950年代，杨度的孙子杨友麒与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喜结连理，将两家的血脉融为一体，二老晚年还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
2015年2月8日初稿
2017年2月23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