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按：本文是去年的年初二（2020年1月25日）写的，原本是给“腾讯·大家”，在它被关后，2月6日刊发于“南都观察家”公众号。写此文时，还无从料到后来疫情冲击如此深远，所以编辑命题的原意只是让我谈谈这对春节的影响，我也因为提出的“在流动中管理”，后来被许多人不时拿出来群嘲、“鞭尸”，不过时至今日，尤其在经历了今冬各地的一轮轮防疫之后，我总体上仍持有这一观点：疫情防控应以不妨碍社会流动为大前提。本文不作改动，请各位垂察。】
“我活了六七十年，从没经历过这样冷清的新年。
”大年初一，我妈如此感慨。
近来，年轻人对年节原本就已渐渐淡漠，新型冠状病毒的阴影又在年关给出重重一击，举国上下都减少了相互拜会、团聚。
不少人有家回不得，只能改为微信上远程拜年。有些地方
甚至打出了“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的横幅标语，一时在网上盛传——许多人都觉得这虽然简单粗暴，但“话糙理不糙”，可以说中国人从未如此怕过“热闹”。
▲ 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标语就成了社区（尤其是乡村社区）很重要的一种宣传方式，简单粗暴、恐吓色彩、冲击力强是其特点
。© 新浪
在这样的氛围中，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声音：
“过年”这种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习俗，在如今的信息社会，已经格格不入，至少应当有所反思和调适。
类似的看法，其实在一百年多年前的清末之际就已出现，只不过当时反对的是新年礼俗中的“繁文缛节”和“封建迷信”，而如今则基于“理性”与“健康”的考虑，认为中国年节习俗中对“团圆”的迷恋本身就过时了，现代人也没必要那么扎堆聚居了。
这乍看不无道理，却似是而非。因为这次疫情并不是春节习俗本身引起的，相反，习俗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在当下的危急时刻，减少亲友互动当然必要，但
这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如果就此常态化，就不免有几分因噎废食了
——就好比某地在特殊天气下交通事故频发，当地采取交通管制可以理解，但要说从此就禁绝开车，那就太过了。
最重要的是，即便新年不团聚，但一个正常社会仍然需要频繁密集的人群互动。号召人们新年呆在家里别走亲访友，这还容易，却不可能让人们日常都不互相接触往来，因为这会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造成致命打击。
在疫情发生时，紧急事态下的举措实属迫不得已，
但从长远来看，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真正可取的既不是严防死守的“堵”和“封”，也不是普遍的人群相互隔绝，而是建立起一套机制，实现“在流动中管理”。
正如许多疾病与医疗史学者的发现，绝大部分让人类头痛的病毒，最初都是伴随着农业定居生活而来的。由于长期在一个固定的小区域内活动，人类才成为那个特定小生态中病原体的宿主。不过也因此，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很少会爆发大范围的传染病，原因很简单：
疾病的传播范围与人类的活动半径、信息传播半径基本是重叠的。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再致命的病毒，也很难波及太大区域。
1930年，西双版纳的瘴疠传播到邻近的思茅，当地人或死或逃，人口骤减60%，次年人口少到连县治的标准都够不上了。
但对当地打击这么严重的传染病，对外界却影响甚微，因为当时这里天高皇帝远，姚荷生在《水摆夷风土记》中说，1938年他到附近元江一带，当地一位小学教师“连北平和南京的位置都弄不清楚”，村民倒也知道中日激战，但“觉得这个战争和他们漠不相关”。
相比起来，1911年哈尔滨爆发鼠疫，后果就严重得多了，因为当时东北已初步建成铁路网，因而疫病随着现代交通快速扩散。
正因此，古代大范围的疫疾往往伴随着战乱而来。
曹树基、李玉尚著《鼠疫：
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明确指出：
“战争期间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人口，对鼠疫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军队途经或驻扎的地方，往往成为该地鼠疫发生、流行的起点。
……鼠疫流行的地区，也大致是军队干扰剧烈的地区。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失败，军队一路溃退，这群人变成了“人虱”，每经过一个村庄便带来新的瘟疫。
一个法国士兵说：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居民都心怀恐惧，拒绝收留士兵。
”军队作战是那个年代极少有的大量人口密集、长距离移动的行为，何况战乱中往往伴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伤。
要不是这样，本来很多疾病难以传递到那么远。
从历史上看，严重的流行病固然原因众多，但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交通条件的便利。
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一书中提到罗马帝国与中国汉代都遭到严重瘟疫，“造成如此严重灾难的罪魁祸首，应是日趋紧密的旧大陆交际网络，因为正是它各类行人旅客和军队把病菌携带到传统古老界线以外的地区，将致命的瘟疫传入到位于整个交际网络东西两端的那些未曾感染过的人口当中。”中世纪晚期造成三分之一欧洲人死亡的黑死病，便是蒙古军队带到欧洲的：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意味着河流、高山不再是疫病传播难以跨越的地理障碍了。
▲ 蒙古西征实现了东西方的大交流，在客观上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 Telegraph
黑死病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固然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不够讲卫生、缺乏相应的免疫力、医学不发达、检疫制度更是因此才得以建立，但一个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原因是：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当时欧洲的交通已经很发达，所以它才得以迅速传播开来。
历史记载，1347年9月黑死病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是意大利南部港城墨西拿，11月就传到法国港口马赛，次年1月袭击威尼斯，3月佛罗伦萨沦陷，在横扫法国后，夏天突入英国，如波浪般迅速推进，在7个月内就造成45%的英国人死亡，年死亡率竟高达77%！
试想，如果当时欧洲各地交通阻隔，是绝对不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
事实上，这场大瘟疫对交通便捷的港口、海岸打击最大，而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影响很小，传播也缓慢得多。
但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可能退回到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去求取安全，相反，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是一整套现代制度：
既要确保现代社会运作所需要的流动，又要在流动中有效管理出现的风险。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医生在给心脏做手术时，不可能让心脏停止跳动，再好整以暇地修复器官——那样就算是修复好了，但心脏也给你治死了。
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在其开创性的研究《瘟疫与人》中提出：
1300-1700年间出现了两大交通革命：
一是蒙古人打通了横跨欧亚的陆路交通，二是欧洲人打造的海路网络。
他强调，在此期间对流行病的“驯化”正是受此刺激而来。
因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在扰动原有生态平衡的同时，就需要配合以现代化的技术与制度：
1465年检疫制度确立；
16世纪后现代医学逐步兴起，到1774年路易十五死于天花，欧洲人对种痘的抗拒最终宣告瓦解；
随着人们逐渐不再把疫病看作是上帝的惩罚，公共卫生理念和防疫制度逐渐深入人心。
最终，制度化的公共医学得以确立：
1872年，德国开始将地区性的公共卫生推广为国家制度，通过全面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卫生管理体系，使公民健康成为国家行政的一部分；
这需要一支医学警察负责排除问题、监控瘟疫、执行防疫和公共甚至家庭卫生条例的实施。
在以往漫长的时间里，西方城市由于大量人口在糟糕的卫生环境中生活，死亡率都高于乡村，但到了1900年，随着卫生状况的好转，世界城市人口终于首次不再依赖农村移民补充，而能实现自我维持甚至有所增长了。
这种“卫生的现代性”最终大大改变了各国的健康状况，原先在几个星期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传染病——伤寒，随着现代国家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洁水源、推广卫生措施，到20世纪初逐渐在欧美各大城市消失了。
肺结核这种曾让人闻风丧胆的“白色瘟疫”，在1910-1940年间发病率骤降了一大半。在19世纪的小说里，医生给肺结核病人的普遍建议是去那些“空气清新”的偏远之地，但到20世纪，病人可以在城市医院里得到更好的治疗。
“流动”与“安全”“健康”最终被证明是可以兼得的。
必须承认，明清时代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是落在欧洲后面。事实上，在1902年之前，中国都没有“公共卫生”的概念。正如《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言，“
在传统时代，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
具体地说，政府的工作与预防疾病、延长人民寿命和促进人民健康无关。
”因为这些原本是社会职能，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发现某些公共问题仅靠民间自发救济无法完成时，才意识到国家承担不起无动于衷的代价。
邱仲麟在《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指出，崇祯十六年
（1643年）
北京持续近一年的大瘟疫，导致整个北京防守的人力溃散大半，这间接造成了明朝的灭亡。但即便如此，明代的多次大瘟疫中，仍然“主要是动用太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等医疗体系，对患者进行诊疗、施药，并未制定类似西方检疫制度的办法，以控制疫情”。
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中也发现，晚清的种痘、新式医院等的建设和推广大多是地方力量承担、推动的，这些大多是零散、自发的，全局性的制度建设则较为缺乏，
国家往往是“将原本主要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业纳入官方的制度化的轨道中去”。
但变化毕竟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和任何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一样，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大体上也在经历相似的过程，也就是说，从一个原本由相对自足的乡土单元组成的小农社会，转向一个联结互动日益频密的现代社会。
在此期间，群体关系将从地缘、血缘为基础，慢慢转向心理上自愿认同的、以共同兴趣为基础的联合，此时就需要一整套配合、保障社会流动性的制度。
《乡村社会变迁》一书归纳了三种农村社区类型：
散居型、集居型、条状型。
美国以第一型最常见，这也与其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相契合；
在中国则三种均有，大体上，华北平原上以“集居型”最为常见，卫星图上看到的大小村庄都一个个呈蜂窝状团聚在一起，而“条状型”最典型的则见于长江三角洲，村庄民居都沿着河道、公路一字排开，像是一条根须上并排的马铃薯，至于散居型，则多在交通不便的山区。
▲ 位于华北平原的河北定州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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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嘉兴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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