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书影
●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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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介于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现代外交和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朝供体系”本身也造成了中朝关系的含混。李是个实干家,并非理论家,他对现代国际关系和中国传统朝供体系之间的区别认识是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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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在当时弱小的改革派和强大的守旧势力之间，是位于权力顶端的满族皇帝和贵族集团。这部分人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在两派间操纵平衡，使得深入和大规模的改革更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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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的三大影响:1、康有为改革运动的兴起；2、孙中山革命的初起；3、落后的淮军被击溃后新军的兴起。
历史学家石泉教授由陈寅恪指导，于1948年完成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此书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由于其史料之甄别，事实之澄清，观点之提炼均由陈寅恪把关，是陈寅恪生平指导的唯一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著。陈寅恪对石泉说，他自己不能做晚清史方面的研究，因为“认真作，容易动感情。”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为了解民国学人如何看晚清提供了一个极好例证。本书立论可以说是公允持平的，绝非1949年以后某些贴标签，扣帽子的“研究”(例如“卖国贼”和似是而非的概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类)可比。看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如何分析最关键的人物和势力消长，即可见作者的史材。
*石泉教授
首先，作者对李鸿章基本持同情的理解态度。作者认为，李鸿章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自强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且头脑清醒，“深知中国实力之决不能敌外人。”应该说，这种清醒的判断，是李鸿章奉行主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也恰恰是当时人攻击他，后世认为他投降卖国的关键所在。的确，李鸿章的困境在于，他是一个实干的人，在晚清现代军事，工业化和外交三个方面，他所作出的贡献无人能及，而正因他深于实务，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体制痼疾，而攻击他的清流，并不涉足实际，只知放言空论。因此，作者说李鸿章是非常孤独的。
其次，作者对于当时时而批评改革，时而盲目主战的“清议”派较为反感，并且认为，守旧势力对改革派官员横加阻碍，对一切洋务事业批评和抵制，是李鸿章不能实现理想的重要原因。作者对翁同龢的评价也较低。翁为清流士大夫之首，1886年起任户部尚书，在海防所需的拨款方面，并无同情赞助。作者认为，筹款是守旧势力牵制洋务运动的重要手段。当然，关于这一点，当代甲午战争专家戚其章在其近年的著作《晚清史治要》中根据后来发现的翁同龢史料提出了质疑，认为翁同龢和李鸿章的矛盾被时人和后人夸大，另外，1）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是在海军衙门成立（1885）之后，海军经费也单列并不归翁同龢管；2）翁同翁同龢再有权力也挡不住慈禧大肆挥霍。其实，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已经说过，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
作者认为，李鸿章的缺点主要在认知和判断上。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实力和弊病有远比他人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却对日本的野心大大低估，因为李不相信日本敢于对中国发动战争，导致其外交上过于强硬，不肯转圜，军事上却准备不足。从作者所引用的一些材料看，当时的清流派对李鸿章的批评也有正确的一面，就是当面临日本公然侵犯中国在属国朝鲜的利益时，过于依赖英俄调停。但强硬主战派的错误，则也在于过于轻视日本的实力：“即使开战，日人远非西洋各国之比，并不足惧…”戚其章在《晚清史治要》中也指出了李的重大失误：军事上过于保守，但外交上过于强硬, 而其强硬的背后，又是对西方干预中日纠纷的过度依赖: “太过于依赖外援”。梁启超则早在《李鸿章传》中就已经对李鸿章的一系列误判提出批评：“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疚者”。梁启超认为，李鸿章鼓励朝鲜自主和各国缔约，以抵消日本的独占倾向, 事实上造成了朝鲜的独立状态，但另一方面又派兵干涉朝鲜内乱，给日本人制造了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