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盾牌是国际人道法禁止的一种作战方法，指利用平民的存在或移动来掩护军事目标，避免敌方打击，或阻碍对方的军事行动。这种行为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都违反了战争法的基本原则。在学校、医院或清真寺等应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设施附近开展军事活动，亦构成战争罪。
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和1998年《罗马规约》，强迫平民充当人盾是一种战争罪。国际法将人体盾牌定义为：故意将军事目标与平民混杂在一起，以阻止或削弱敌方的打击。这项禁令不仅被视为习惯法，也已明确写入多项国际公约，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然而，国际法在实践中的适用非常复杂。仅在平民附近活动并不足以构成使用人体盾牌的罪行。必须证明其目的在于通过平民的存在影响敌方进攻的意图——这一点往往难以在法律上明确界定。
编辑：阿K
国际人道法的两项核心原则是区分和比例：
区分原则：
各方有义务将平民与军事目标严格区分。
比例原则：
即使目标合法，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害也不得与预期的军事收益相比显得过度。
尽管这些原则旨在保护平民，但各方在战争中经常对其进行操控或曲解。
在非对称战争中，人体盾牌被频繁使用，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加沙地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约230万人生活在不到140平方英里的狭小区域内。以色列指控哈马斯采用两种人体盾牌策略：
尽管哈马斯在民用建筑内储存武器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否存在故意利用平民掩护军事行动的意图，仍难以判断。由于加沙地带高度密集的环境，即便采取合理措施，军事设施和平民区域的重叠几乎无法避免。
以色列的反应与法律战策略
以色列声称其打击行动严格遵循区分与比例原则。然而，人权组织调查了2008-2009年加沙战争和2014年加沙战争的类似指控，均未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哈马斯系统性地使用人盾。
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期间，以色列再次指控哈马斯利用学校、医院和民用基础设施作为掩护，造成高平民伤亡。美国总统乔·拜登与欧盟也谴责哈马斯使用人体盾牌。但国际法专家认为，即使哈马斯存在此类行为，以色列依然有义务避免伤害平民，并应将袭击严格限定于军事目标。
以色列在冲突中逐渐消解了军人与平民的界限，以一种不同于国际法的方式区分“参与者”与“非参与者”。在这一框架下，任何与哈马斯有联系的个人或机构都可能被视为合法目标。例如：
这种扩展的定义使得许多本应受国际法保护的目标成为以色列的打击对象，甚至包括医院、大学和文化设施。由于哈马斯是加沙的事实治理者，这种做法使数万名从未参与武装冲突的平民，以及与政府无关的机构，成为攻击目标。
即便一方使用了人体盾牌，这也不能免除另一方依据国际法应尽的义务。使用人体盾牌不应作为大规模伤害平民的借口。
然而，在现代战争中，法律和道德责任往往变得模糊不清。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表明，责任的转移与指控已成为战争的一部分。这种策略被称为“法律战”（lawfare），即利用法律规则和公众舆论来限制对手的军事反应，并将责任归咎于敌方。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在第二次意埃战争期间，法西斯意大利军队系统性地轰炸了由红十字会运营的多个埃塞俄比亚医疗设施。意大利政府指责埃塞俄比亚利用医院隐藏武器和战士，以此为其袭击行为辩护。
1936-1939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
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大阿拉伯起义期间，被俘的阿拉伯平民和叛乱分子经常被英国军队强迫乘坐“小马卡车”，并被置于火车的前部，借此阻止叛乱分子在铁路上安置炸弹。一名曼彻斯特团的士兵回忆这种做法：
“他们会从阿克监狱带来三五名叛乱分子，让他们坐在引擎盖上，好让山上的人看到车上有阿拉伯人，就不会炸车……要是运气不好，后面的车就会撞到他们，但没有人去捡尸块，它们就那么丢在那里。”
这种手段始于1936年9月24日。当天，准将J.F.Evetts为了回应叛军袭击纳布卢斯的英国阵地，强迫市长苏莱曼·阿卜杜勒·拉扎克·图坎暴露在炮火下，坐在驻军大楼的屋顶上作为“高价值人盾”。图坎为此抗议，并退回了由英国授予的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纳粹德国的人盾计划
战后，党卫军将军戈特洛布·贝格透露，德国空军曾计划将战俘飞行员安置在德国内主要城市，充当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时的人盾。尽管该计划得到希特勒的批准，但因违反1929年《日内瓦公约》且缺乏足够铁丝网而未实施。
华沙起义与沃拉大屠杀
在华沙起义期间，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广泛使用波兰平民作为人盾来对抗起义者。
1944年8月7日的沃拉大屠杀中，纳粹士兵强迫妇女登上装甲车，以此增强其战斗效果。
温克屠杀
1940年5月，比利时的温克屠杀中，德国国防军将140名平民作为盾牌带过桥，以抵御比利时部队的炮火。当战斗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德军开始处决人质。
冲绳岛和马尼拉战役
在冲绳岛战役和马尼拉战役中，日军频繁利用平民作为人盾抵御美军的进攻。
日本本土防御与城市轰炸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失去对岛屿的控制，日本将军事设施分散在城市区域内。历史学家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于让平民为军事目标充当人盾，以抵御盟军的轰炸。
由于美国陆军航空队瞄准器的局限性，以及日本城市中军事设施和家庭手工业的混合布局，美国最终从精确轰炸转向地毯式轰炸，用燃烧弹摧毁了67个日本城市，并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印度的非殖民化
圣雄甘地因提出利用非暴力抵抗中的人盾概念而备受推崇。他主张通过不合作和自我牺牲的方式抵抗殖民统治，使平民通过承受暴力唤起对方的良知和国际舆论的同情。
阿尔及利亚战争
在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军队利用平民作为人质和人盾，以对抗民族解放军（FLN）的反殖民武装。
伊拉克-库尔德冲突
1963年，在基尔库克地区，复兴党坦克部队在进攻库尔德人郊区时，使用库尔德妇女和儿童作为人盾来掩护其军事行动。
朝鲜战争
在诺奇战役中，有报道称朝鲜军队在推进时利用俘虏的美国士兵作为人盾，以减少敌方的反击。
黎巴嫩内战与1982年黎巴嫩战争
1976年8月，围攻泰勒扎塔尔难民营期间，黎巴嫩基督徒民兵声称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武装使用平民家庭作为人盾。
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艾因·希勒韦巴勒斯坦难民营，试图迫使营地中的武装分子投降。尽管以色列方面多次保证“不携带武器者不会受到伤害”，但平民依然未能大规模撤离。代表团与营地指挥官的谈判屡次失败，营地内甚至有民兵开枪阻止试图逃离的平民，导致血腥冲突。最终，以色列军队在激烈战斗后占领了难民营。
孟加拉国的冲突
在20世纪70年代的吉大港山区冲突中，有记录表明孟加拉政府军烧毁了朱马人的村庄，并强迫孟加拉定居者在军营附近安置，以作为人盾。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
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系统性地使用人盾。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他至少自1988年起便开始采用此战术。
海湾战争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政权拘留了数百名西方国家公民作为人盾，意图阻止多国联军的军事干预。这些人质中，有人被公开安排与萨达姆会面，而其他人则被关押在军事设施或重要工业目标附近，以此减少这些地点被攻击的风险。
1991年，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报告谴责伊拉克利用平民保护军事目标的行为。例如，伊拉克军方将战机隐藏在民房之间，并在酒店屋顶部署防空武器。此外，伊拉克还在河流渡口附近的村庄布置军事工程设备，以增加联军轰炸的难度。
基地组织
在1998年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后，乌萨马·本·拉登公开表示，即使他的孩子被当做人盾，他也会继续发动袭击。
波斯尼亚战争
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当北约于1994年对波斯尼亚塞族阵地进行空袭时，塞族武装俘虏了联合国人员，并将其安置在预定的轰炸区域内作为人盾。类似事件也发生在萨拉热窝，当地塞族武装利用人质抵挡军事打击，迫使联合国最终向塞族武装发出最后通牒。
21世纪
阿富汗战争
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多方报道称塔利班武装利用妇女和儿童作为人盾，以对抗联军的军事行动。
上帝抵抗军
根据人权观察2004年的报告，非洲的上帝抵抗军不仅使用儿童作为人盾，还强迫他们充当搬运工和劳工。
阿布沙耶夫
在2018年的菲律宾冲突中，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被指控利用儿童作为人盾与菲律宾军队对抗，并在冲突中被捕。
伊朗与博科圣地
博科圣地在2015年绑架了约500名妇女和儿童作为人盾，并在2016年继续绑架女学生充当人盾。
胡塞武装
在也门冲突中，胡塞武装被指控将平民用作人盾，并军事化医院。
缅甸
2014年的一份报告称，缅甸军队绑架平民，并强迫他们充当向导和人盾。
委内瑞拉
2017年8月，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指控动员平民和预备役人员参加军事演习，以抵抗美国的潜在威胁。反对派议员谴责这种做法是懦夫行为。
2020年4月，有报道称马杜罗政权监禁了数百名反对派成员，准备在可能的美军入侵中将他们作为人盾使用。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以色列国防军在多次冲突中被指使用人盾，包括第二次起义、2008-2009年加沙战争、2014年加沙战争以及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