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十分辉煌,但工业革命却产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即是广为流传的“李约瑟难题”,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近几年热烈讨论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也是类似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虽然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但文化和社会上的变革则很明显: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等,它们共同造就了欧洲的崛起。这些变革起源于1500年左右,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学者,两者均加快了知识的积累,使其更迅速地朝“现代”观念转变,并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印刷术是促进这一系列变革的重要因素。
中、欧印刷术发展历史存在明显差异。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们老祖宗的这项技术领先了欧洲几百年,但中国历史上首先出现并占主流的是雕版印刷术。长期以来,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使用范围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类书,例如铜活字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二是大家族多使用木活字印刷家谱。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印刷术逐渐传入中国后,活字印刷才在中国普及。而在欧洲,活字印刷术迅速成为主流,1480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拥有活字印刷术的城镇从110个增长到236个,雕版印刷则逐渐消失。
活字印刷术对欧洲发展的作用体现在提高书籍产量上。1522年至1644年,欧洲书籍产量为457500册,中国为31500册,欧洲大约为中国的15倍左右;如果再考虑人口因素,当时中国人口约比欧洲多60%,那么欧洲人均书籍产量将是中国的24倍。哥白尼在学生时代很难找到一本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Almagest(天文学大成),不过他很幸运地生活在印刷术迅速普及的年代,在他去世之前已经拥有该书的三种不同版本了;马克思也说过,印刷术成为了“新教的工具”。但是,印刷术在中国并没有引起类似的思想文化变革。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不如雕版印刷术普及?中国和西欧印刷术发展的差异能否解释两者书籍产量的不同?从印刷术入手,或许能够揭示近现代中国和西欧发展“大分流”的原因。